八、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讲话）。不对。若说“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揭发阴暗面的方式”，那本是现成的，早已有之，何须再去寻找？这就是新闻自由。毛对新闻自由的威力清楚得很。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由此可见，毛所要寻找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的方式”，是那种在他一手控制之下，遵循他的意志，依据他的思想，专门揭发别人的阴暗面，专门揭发他的政敌们的阴暗面的方式。这就是文革。
应该说早在1957年毛就做过这种尝试了。当时，毛号召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始于此），“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殊不料引出一大堆右派言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党天下，要求修正主义要求自由化，于是毛展开反击，整风就变成了反右。我们完全可以说反右是早产的文革，是流产的文革。等到九年之后，党的思想改造大见成效，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这一代青年学生被洗脑的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当刘少奇们把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打成右派时，他们显然大错而特错，因为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明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是比左派还左的极左派。他们的立场难道不是和五七年的林希翎、谭天荣们截然相反吗？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直言不讳地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在“炮轰”、“火烧”中被无数次引用）。直到今天，仍有人宣称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动广大群众向他自己缔造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造反是“伟大的创举”。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创举啊？毛分明是嫌他的党、他的国家机器对他还不够十分的顺从，毛分明是要把党和国家进一步变成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奴仆和工具。这是古今中外一切独裁者内心向往但多半不敢公开说出口的最大梦想。这是邪恶的伟大，无耻的伟大。这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狂妄、更邪恶、更无耻的吗？
另外，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反对官僚主义也是极大的曲解。毛在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倒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主要对象的。文革的目标明明是反修防修，其对象明明是走资派和资本主义路线。毛只是在个别讲话时提到官僚主义而已，从未将之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
九、毛泽东打平反牌赢得人心
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写道他在监狱中和一个保守派思想家、长沙一中同学程德明之间的讨论。程德明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杨小凯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但他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杨小凯说：“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程德明说：“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杨小凯说：“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杨小凯这段话表明，在文革中，毛泽东打出平反牌是他赢得人心的关键。毛泽东发动文革，号召群众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确立并强化他的极左路线，在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当时的群众虽然对毛十分崇拜，但是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对于某些被指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或多或少还是有一定好感的，因此他们参加运动就不免怀有很多疑虑，缺少主动性和自发性。在运动初期，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依照以往搞政治运动的惯例，把自己视为党的化身，把那些敢于向自己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并对群众分类排队，依靠党团员、红五类，歧视、排斥和打击那些出身不好的和有历史问题的或犯过错误的，使很多群众感到非常压抑。工作组撤离后，接下来的文革会和红卫兵（此处的红卫兵是指最早成立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也叫老红卫兵或老兵）在压制群众方面更是变本加厉，打老师打同学，他们还杀出校园，把暴力行为推向了全社会，制造了极其恐怖的红八月。顺便插一句，我们知道，上述一系列做法后来被称之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这岂只是刘邓路线。这是党路线，是毛路线。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其始作俑者正是毛本人。后来，毛诡称派工作组没有经过他同意，把工作组做的事完全推到刘邓头上，这且不论。那么红卫兵呢？红卫兵、红八月也可以完全推到刘邓头上么？红卫兵难道不是毛亲自出面支持的吗？红卫兵在红八月的血腥暴行难道不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其宣传机器的怂恿和鼓励下干的，而且是在刘少奇已经靠边、工作组已经撤销、“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毛泽东8月5日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语）已经结束之后发生的吗？这怎么能统统都推到刘少奇头上去呢？
就在这时，毛却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打出平反牌。1966年13期《红旗》杂志社论吹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不但工作组被否定，老红卫兵也受到批判。不但是那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得到平反，那些因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或其他问题而被批斗被关押的群众也纷纷得到解放。这在“新中国”十七年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过去搞运动总是群众挨整，如今群众这个头衔倒成了免于挨整的护身符。过去搞运动整群众，整错了也绝不会认错，材料永久性地保留在档案里跟你一辈子，如今被整的群众堂而皇之地得到平反，黑材料不交出来就抢出来当众付之一炬。过去搞运动，总有些党团员积极分子一马当先，热衷于在群众中挖出阶级敌人，紧跟领导，永远正确，如今他们却被批评为站错了队，充当了反动路线的打手，搞得灰溜溜的。前阶段运动打击面太宽，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连怒都不敢，如今群众则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成立和加入各种造反组织，写文章开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誓要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只有在这时，广大群众参加文革才显示出真正的自发性。
应该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具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份，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这和真正的保护人权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仅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造反派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政治迫害的，是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保护自己打击对方的，结果就成了为毛的例如三面红旗一类罪恶背书，倒去批判那些在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较务实的和稍具自由化的东西。毛泽东打出平反牌为自己赢得了人心，赢得了群众，有力地打击了政敌，从而也就维护和强化了他那套极左的路线。
十、造反派受了个大蒙蔽
记得在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朋友议论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说：过去我们总说老保们受蒙蔽，其实我们也是受蒙蔽，受了个大蒙蔽。
在《毛主席的孩子们》这本书里，陈佩华（Anita Chen）写道：造反派“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他们忽略了所许诺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他们从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意味着埋头读书的学生被批判为‘白专’，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不是学习水平而是阶级成份。随后几年中，他们看到的是教育质量飞速下降，高校招生要通过家庭关系去‘走后门’。新的教育制度与从前他们希望的大相径庭。他们原想毛主席会支持打破旧的条框束缚，象在文革中的大民主一样。但事实上，文化界从来没有像1970年这样的荒寂，并且受到了严密的控制。他们曾经帮助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但到农村和农民接触之后，发现农民更喜欢刘的路线。”
无须乎进行全面周密的调查统计就可以发现，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成员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保守派中，党团员多，红五类出身的多，被官方视为积极分子的人多；在造反派中，相对而言，非党团员多，出身中间家庭和黑五类的人多，被官方视为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人多，过去犯过所谓政治错误的人多（注意：这只是相对而言。在造反派中，党团员、红五类也为数不少，且常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大部分黑五类是逍遥派）。造反派容纳了比较多的在文革前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以为这些人加入造反派是出于对体制的不满；并进而推论道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具有反对现行体制的意义。按照这种解释，保守派既然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要当保守派。
没有比这种解释更似是而非的了。和学生切身利益最相关的莫过于教育体制。试问：对学生而言，尤其是对我辈尊师重道，学习成绩好而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学生而言，究竟是所谓旧的教育体制、所谓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更符合我们的利益，还是所谓新的教育体制、所谓毛的教育路线更符合我们的利益，那还用说吗？事实上，在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们这类学生本来还都是被动的，偏于保守的，内心深处是很困惑很苦恼的。可是同样是我们，等到后来成了造反派，等到后来我们自己提出各种版本的教育革命方案时，却是一个比一个左，都是主张政治挂帅，坚持五七道路，把阶级斗争当作一门主课，轻视课堂教学，轻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与工农相结合，强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革命大批判，和一切封资修彻底决裂，废除高考，把上山下乡视为必经之路，以及诸如此类。北京的很多中学生（主要是造反派），甚至还没等到毛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就主动地、自愿地，甚至争先恐后地上山下乡。我们在拼命做着和自己利益相反的事情——没过几年就叫苦连天，后悔莫及了。
为什么我们在运动初期对所谓教育革命还心存疑虑，而到了后来揭竿造反时却又变成了教育革命的急先锋了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前阶段受到压制，而毛泽东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我们平了反，把我们从前阶段的政治歧视与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大喜过望，感激涕零，由是而倍生报效之心，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毛路线一边。用当时的话就是“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作为过去受歧视受排斥的一批，我们更急于显示自己对毛路线的理解与忠诚，尤其是想证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视为积极份子的人们更革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本来有的种种困惑与怀疑统统丢到一边，把自己本来有的某种朦胧的自由化倾向——如果它们不符合现今的毛路线的话——统统丢到一边。我们越是希图通过革命造反获得自我的肯定，结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学生的情况是这样，工人和职员及市民的情况也差不多。顺便一提，毛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中共的武装革命也主要靠的是农民，但是在文革中，毛却把农民撇在一边。文革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群众领袖，但竟然没有一个著名的群众领袖是农民。道理很简单，三年大饥荒，农民受害最深，都知道三自一包要比三面红旗好，要让农民也起来自发地反对刘少奇恐怕没那么容易。因此，毛对农民不放心，在农民中宁肯继续扶植文革前的劳动模范（如陈永贵），也不肯制造农民中的蒯大富或王洪文。
按照杨小凯的分析，毛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战而胜之，是因为毛巧妙地利用了“在朝右派”和“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会”。在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和毛的极左相比，刘邓路线是偏右的，是比较有利于人民的（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按理说，群众，特别是我们这些具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在野右派”，是应该支持刘邓反对毛的——至少是不应该反过来支持毛而反对刘邓的。但是由于我们受到据说是刘邓路线的压制（如前所说，那并非只是刘邓路线，那是党路线，是毛路线，不过在当时我们见不及此），是毛把我们解放了出来，因此我们就一头扎进了毛的阵营，激烈地反对刘邓，不但反对刘邓对我们的压制，也连带着反对刘邓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较理性务实的政策，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权力，同时也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那套极左路线。等到毛战胜了政敌，回过头来收拾造反派，我们这才发现，我们面对的政治压迫丝毫不比刘邓路线逊色，而我们面对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政策却要比刘邓的还要恶劣得多。糟糕的是，这后一方面竟然是我们自己参与促成的。这不是“受了个大蒙蔽”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