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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十八年(15/20)

第十五章  创办“自由东方”杂志

刚从一个共产党人的牢笼中飞出,我发现到,在这地球上,除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广大辽阔的世界,我惭愧和讥笑自己过去是多么无知和浅薄,我们过去被关在那样一个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小天地中,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竟是这么茫然。我们在共产党内,受的是偏见、武断和仇恨的训练,他们把这个世界说得如何的丑恶,但是却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丑恶的行为范畴中去;他们说另一个“天国”是如何如何的美丽,然而这批把我们引进“天国”的带路人,我一个个都见到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起初戴上和善的面具,和你接近时,都很温文有礼,然后,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渐渐就用毒药把你迷昏过去,于是,这时你沉醉在梦中,他们就乘机绑了你的手脚,给你加上镣铐,当你发现站在你面前的突然是这批青面獠牙的怪物时,你一时会感到诧异,但是他们都个个称呼你是“亲爱的同志”,或者,你和他们的厮混就会逐渐感到习惯了,于是,他们也把你装上青面,配上獠牙,加以“改造”,他们还会对你说:“对人的斗争,是需要残酷的。”

这是可怕的噩梦,可怕的长梦啊!多少人做过我这样相同的梦,又有多少人在这个梦中遭受了毁灭!

我收拾起我的破碎的心,按着我的遍体鳞伤的身躯,终于勇敢的,不顾一切的,从这个囚笼中挣扎出来。

“无疑的,这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丑恶的,但在两种丑恶之间,我倒觉得这个现实的世界还可爱得多了,因为他至少还有一半的光明面。”有一天,我对郭春涛这么说。

“你说的光明面指的是什么?”他问。

“至少,我觉得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空气是不必化钱买的。而在另一个共产党的小天地中,连空气也被专有和统制起来了。”

郭春涛沉着脸,半天没有回答我的话。

“你不要误会,我绝不是为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辩护。”我接上去说:“我继续在寻找革命的道路,中国和世界都要换个样子的,但是总要先集中力量打走日本人。中国今天需要怎样的政府呢?第一要肃清贪污无能的官僚,第二要顾念民生疾苦,第三要有百年之计的打算,第四要有世界眼光,第五要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什么,更多的自由,这个政府一点自由也没有给我们,这完全是个独裁的政府。”他激怒的说。

“郭先生,我以为你不必这样动肝火,意气用事,你有很久的革命素养,当然看问题要比我深刻得多。”我用高帽子先把郭春涛的气平了下来,又继续说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件事,你身为一个国民党员,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可以高谈阔论的大骂国民党,你能说国民党独裁吗?如果国民党真有一套独裁的本领,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他微笑的点了点头,好像还同意我的说法,又听我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呢,我个人与国民党只有怨,没有一点缘分,但是,我们说一句话总得对国家对人民负责,那么我可以说,如果你指责国民党的政府人员无能则是天公地道,要说他们独裁,他们就太不够资格了。”

在我们这次谈话后不久,我和他提出一个办刊物的计划,我的计划是由东方文化协会出面来主办,他起初表示极力支持我,后来听信了王炳南的话,就变卦了。我一怒而离开东方文化协会,我说:“这个刊物我决心办,现在我自己单独来。”

其实,我那时候能凭什么办一个刊物呢,我自己身边一个大钱也没有,但是,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办出这个刊物,我知道,有些朋友都在背后议论:这个穷小子发疯啦!

这个时期,正是重庆的雨季,我全身只有一套烂西装和一双破皮鞋,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天明到黑夜,满街奔跑,回来的时候就像一个落汤鸡一样,把衣服和皮鞋吹吹干,第二天再照样出去……

每一个朋友的地方,这样三元五元的募化,有的朋友为我的热情所感动,又为我介绍新朋友。一个月以后,我居然凑集了法币一万多块钱,我的创刊号出版了,这个刊物定名为“自由东方”,我们不谈中国的内政问题,专谈东方民族的解放问题,获得了广泛普遍的支持,在刊物出版后,又陆续收到许多捐款,我在这时又出版了一本“朝鲜革命史”的书。刊物不仅能够按期出版,而且逐渐扩充了两个书店——牛角沱的“东方书店”和民生路的“自由东方社门市部”。

因为“自由东方”是中国唯一专门研究东方民族问题的刊物,当时在重庆的各国外交人员都十分重视我们的意见,我记得,有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评论,受到英国保守党报纸的猛烈抨击,中国外交部还特为此给我们来了一封公函,要我们以后的评论谨慎一点,免得给他们外交上增加麻烦,我接到这封信后,奔到外交部找杨云竹司长理论,他倒说得很客气:“你们写你们的文章,我们外交部办我们的外交。”

自由法国驻重庆的总领事(名字可惜我忘记了)对我说:“你们对越南问题的看法,甚至我们法国人也具有同感,但是,我要提醒你的,自由法国也绝不让旧法国的殖民政策重演。”

另外,朝鲜的金若山,日本的青山和夫、鹿地亘,越南的胡志明和其它几个流亡在重庆的缅甸、泰国人士,都常在我们这个刊物写文章。胡志明当时在广西柳州,常和我通信,从他给我的来信中,我知道他在柳州的境遇很潦倒,也很苦闷。柳州有一个“越南革命同盟会”,几乎所有越南的革命流亡者全部排挤他,有人因为他到过苏联,做过共产党,骂他是苏联的间谍;有人因为他主张与中国合作,骂他是中国政府的间谍;有人又因为他主张与法国建立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又骂他是法国的间谍;有人又因为他主张利用日本与法国维琪政府在越南的矛盾,骂他是日本的间谍。他不堪烦扰,常常写些感伤的中国旧诗寄给我,后来在一气之下,就回国打游击去了。以我的判断,他在柳州时,可能已经与共产党失却组织关系,直到后来他在越南掌握武力的时候,才恢复党籍的。

“自由东方”虽然不评论中国内政问题,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杂志,写稿的作者中,还有不少左倾文化人如石啸冲、陈洪进、陈翰伯等,这时中共对我采取保留态度,我思想上比较接近和同情民主同盟,和章伯钧、邓初民、张申府,翦伯赞、沈钧儒等人常在一起,因此这时我就参加了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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