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6日，满载美国士兵的登陆舰群穿过水雷密布的海域，向北朝鲜东海岸城市元山港(Wonsan)急速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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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凌晨，金日成军队突然越过38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这是自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国家联合起来向亲西方亚洲民主政权发动的第一次正面、直接进攻，给杜鲁门政府一个措手不及。就在当年1月份，国务卿艾奇逊刚刚抛出一个不包括南朝鲜和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环形防线计划，那后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解读成：在丢失中国大陆后，美国不会使用自己军事力量来保卫南朝鲜。这同拉铁摩尔早先的建议十分相似。如今在苏联人的支持下，金日成向半岛南部大举进攻，（当时还不清楚中共背地里也参与了谋划，并且答应提供军事支援。）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保卫弱国反对武装侵略的道义责任以及维持亚洲区域和平与安全这些主张又一次受到了考验。“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北朝鲜的军事进攻是苏联测试美国的底线，如果美国不能抵抗，其他局部侵略就会跟着发生，并可能导致全面战争。”《AFC》P.557
27日，面临朝鲜危机，在对国家安全利益作出新的评估后，杜鲁门政府转变了他的远东战略，授权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使用美国海、空军力量以防止仁川——汉城一线落入敌手。6月30日，杜鲁门进一步采纳了麦克阿瑟要在朝鲜使用美国陆军的建议。美国政府这个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40年代末以来外交政策和主张。同上P. 558
美军地面部队不应该被用于亚洲大陆这个建议是战后马歇尔在中国“调和”以及出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时提出来的，被杜鲁门总统所接受，后来成为美国拒绝涉足国共内战的理由。那么问题是，同样都在远东，同样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同样是遭遇共产主义的进攻，美国在中国和南朝鲜两个政权面临危局时的应对策略是如此不同，这就给历史留下来研究的空间。
诚然，任何时候美国对外执行援助或者不援助政策都可以出于现实和理性的考虑，都可以给出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但二战后短短几年里，杜鲁门政府从放弃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的机会，47年却到希腊去围堵苏联势力，现在又投入到抵抗金日成的朝鲜战争，那么“围堵”（containment）政策究竟是无条件地适用到共产主义头上，还是有选择性地区别对待不同国家？如果是后者，那么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答案，那么那些不能继续支持中华民国的理由就显得牵强而站不住脚。这反过来正好给那种是亲共官员将盟友出卖给了中共的推理提供了逻辑证据。而这就让麦卡锡对拉铁摩尔、杰赛普以及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攻击变得真实了。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支持麦卡锡的人那么多，因为民众的头脑中开始产生也许麦卡锡的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的想法。
9月份，在参议院国防部长任命听证会上，参议员塔夫脱说马歇尔在中国的错误导致了今日朝鲜半岛的局面。麦卡锡的攻击也没有停止过。在罗列的一条一条“罪状”中，麦卡锡指责马歇尔在四十年代末国务院决定抽撤对蒋介石的援助决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说：（和艾奇逊一起）马歇尔儒弱的远东外交政策导致战后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削弱美国军事实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从而损害我们抵制邪恶的意志。《R》P.190
7月20日，参议院以45对37票（完全根据党派投票。）通过了泰定斯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否定了麦卡锡对杰赛普、拉铁摩尔和谢伟思等人的指控，并指责“麦卡锡对事实的篡改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泰定斯委员会的结论是：“共产主义并没有渗透到政府部门内”。《R》P.135然而就在调查报告通过时，FBI宣布逮捕了替苏联收集、递送有关核武器情报的卢森堡夫妇。卢森堡被捕前曾经是位于新泽西的美国陆军信号兵工程实验室的工程师，属于联邦雇员。这就是为什么到了53年麦卡锡手里有了实权时，美国陆军就成了他反共的目标。
泰定斯委员会公开听证让麦卡锡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人物，且朝鲜战争加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的意识，那种民情、民意忽略了麦卡锡缺乏证据、夸大其词、随意指控他人那些做法的弊病。那一年民调对麦卡锡的支持不降反升。11月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成功地将“反共”作为竞选议题，民主党除折损几名重量级议员外，最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泰定斯参议员输掉了选举，他的席位被由麦卡锡一手物色的挑战者所夺取。而在全国范围，当时由麦卡锡助选的其他参议员统统都获得胜利。另外加州的尼克松在联邦参议员竞选中亦大胜对手晋级成功。
1952年是共和党大胜之年。他们在民主党掌握行政权20年后首次入主白宫，同时还赢回了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麦卡锡本人在威斯康辛州也以54%的票数连任成功，并被分配坐上了参议院重量级的“政府运作委员会”（Government Operations Committee）主席交椅，同时还是它下设的一个永久性专门负责调查的小组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主席，这给了麦卡锡很大的权力。可以说，那年选举将麦卡锡主义推上了顶峰。自53年1月开始的15个月里，麦卡锡主持的调查委员会一共举行了169个听证会，对象包括美国之音、美国陆军等；传唤了653个证人，其中一半曾经或者仍然是政府、军队雇员。在调查美国陆军的过程中，麦卡锡遇到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对手。
1954年初，陆军在同麦卡锡打了半年交道后，反控麦卡锡和他首席律师科恩（Roy Cohn）曾经为他们底下一个助手向军方寻求不正当的优惠待遇。麦卡锡认为这一指控是陆军对他的调查的报复。这样，麦卡锡暂时让出常设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成了被调查的证人。1954年4月参议院开始了持续36天陆军/麦卡锡的调查听证会。就是那时，公众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麦卡锡在听证会上是怎样恃强凌弱、使用威胁恐吓的手法，他的民调支持率从年初的50%一下子掉到了34%（维基），这样，调查陆军成了麦卡锡的“滑铁卢”。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佛兰德斯（Ralph Flanders）首先向麦卡锡发难，建议取消麦卡锡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最后，共和党参议员达成共识，参议院通过了对麦卡锡的“谴责”议案（censure）。麦卡锡因此一蹶不振，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开始衰落。1957年5月麦卡锡在参议员职位上去世。
按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历史教授亚瑟·赫门在他《重新审视美国最让人讨厌的参议员的生平和遗产》（Arthur Herman、《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 》）一书介绍会上提到的：53年麦卡锡在共和党掌握行政和立法权后继续追查共产党就会伤害本党利益，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何况他那时已经掌握了实权，政治前景看好。如果见好就收，等待机会，日后一定还有机会。但是麦卡锡的反共调查没有停。由于历来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反共的积极意义大于具体操作手法上的缺陷，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不需要为他的错误付代价时，就会让他失去自我约束和调控的必要了。这样，当麦卡锡按照他的方法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查共产党时，麦卡锡主义也就同时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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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在位于马里兰州的贝蒂斯海军医院去世（Bethesda Naval Hospital），时年49岁。作为在任联邦参议员，有70名联邦议员参加了他的国葬仪式，数千人瞻仰了他的遗体。仪式结束后麦卡锡遗体被运回他的家乡安葬。
麦卡锡或者麦卡锡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他当年那独特而又偏执的斗志留给公众社会的影响和印象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这些年来，凡是发生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或者在公众面前某些权势人物表现出让常人难以理喻的性格特征时，人们就会想到麦卡锡。事实上，最近一些年来，那些在麦卡锡时代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又重新被人提及。比如“猎巫”（witch hunt），引申为“政治迫害”——当官场人物因丑闻受到司法、立法部门调查时，他们常常用这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攻击对手；再如“病态的撒谎者”（pathologic liar），指撒谎成性的人——当一个公众人物撒谎的范围、程度和频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人们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病理状态而不受人的自主意识控制，因为我们还不想承认人性能够如此丑陋低下。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当麦卡锡主义尘埃落定后，媒体总结检讨他们自己，承认出于新闻报道的效果，在那“病态的撒谎者”身上花了比其他各方面都正常的政治人物身上更多的时间、表现出更浓的兴趣。事情就是这样，当媒体得益于热衷报道行为怪异者所带来的新闻和娱乐作用时，他们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大众红人。
麦卡锡流传下来的政治遗产在不同党团派别之间的意义完全不同。保守派奉麦卡锡为英雄。因为他们眼里的自由主义就等于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民主社会已经臭名昭著，把自由主义同共产主义绑着一起，自由派不战自败。实质上，从麦卡锡行为背后，保守派更在意的是对自由派理念造成的贬低和伤害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自由派则认为麦卡锡是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并不具有明确的保守派政治立场，反共只是他的手段和工具，为的是提高个人政治影响和地位。
我认为麦卡锡既不是机会主义分子，因为机会来临时他并没有被机会所左右；他也不是反共英雄，因为他方法是错的，他的对象也是错的。在错误百出时，被他指控的共产党员们倒一个一个成了理直气壮的英雄。
麦卡锡对中文世界带来的影响比美国本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如果从人口绝对数量上看，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最广、其实践对中国的危害也最大。出于维护中共统治的需要，1949年以来，大陆宣传和学术领域对麦卡锡主义的强烈反弹。他们混淆参议员麦卡锡同麦卡锡主义的区别，把矛头集中在麦卡锡是怎样使用了错误手段这个环节上做文章，把所有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西方反共思潮统统同麦卡锡挂起钩来，从而达到他们否定美国抵抗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他们实质上是要诋毁自1917年来自由世界反苏反共的努力和信誉。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北京市党校侯且岸教授，而他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此，我认为需要加以澄清。
首先，美国反共并非自麦卡锡始，其根源在于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劳工和资本家两个阶层，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必然导致革命，而革命的结果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由社会和全民共同所有那样一种经济制度。列宁实践了这套理论，他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用暴力夺取了国家政权。这样，美国（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以民主形式实现管理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同马列理论和实践注定势不两立，而防范共产主义渗透和颠覆必然就成了美国立法和行政机构的重要任务。伴随苏维埃革命胜利和美国共产党成立，美国发生了“第一次红色恐慌”现象（red scare）。自那时开始，美国反苏反共就没有停止过。面对苏联间谍活动逐渐加剧，1938年国会将“非美委员会”从临时性质改成了常规形式。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前美共党员，苏联间谍，时任《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钱伯斯自首，提供了美国政府雇员中18名苏联间谍或通共分子名单。随后前苏联间谍、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总编辑布登兹，美共党员、苏联间谍本特丽相继向联邦调查局投诚，揭发了一批替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美国人。另外1945年的美亚案，48年的希斯案，49年司法部起诉美共总书记丹尼斯案（Eugene Dennis，1905-1961）等将反共推向了高潮。而麦卡锡46年刚刚当选联邦参议员，直到1950那2月那个“威林镇”演讲后他才有一点影响力。所以“反共狂潮”不是由麦卡锡掀起来的。
其次，4、50年代美国并没有一股“极右势力”在后面推动反共。
20世纪初美国国会基本上处于民主党控制。如果从1917年第65届到1957年麦卡锡去世那年第85届共20届国会来统计，民主党控制了其中12届参议院、13届众议院。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从罗斯福入主白宫的1933年到杜鲁门下台的1953年那10届国会来统计，民主党占据其中9届多数党地位。很明显，那20年里一系列抑制共产党活动的法律如《哈奇法案》、《斯密斯法案》和《麦卡伦法案》等在国会民主党主导底下制定、由民主党总统签署生效的。反过来的情况是，1948年共和党掌握多数席位时，5月份众议院以319对58票通过了5852号控制颠覆活动法案、又叫《蒙特/尼克松提案》（Mundt-Nixon Bill）。那一届众议院共和党占248席位，民主党185，劳工党1席。这就是说，那319名议员中至少有四分之一非共和党籍议员抛开党派立场，赞成要求美国所有共产党员必须向司法部长登记的提案。所以反共是两党的共识，而非保守派的专利。
再次，中文世界里的“左”和“右”的概念无法对应、照搬到美国政治中来。
顾名思义，美国的自由派、左派，保守派、右派是从如何看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新现象的立场上加以区分。从这个意义上，参议员麦卡锡恐怕和传统意义上美国保守右派没有什么关系。麦卡锡的父亲是威斯康辛州爱尔兰裔传统的罗斯福选民，而麦卡锡本人第一次参与竞选，他也是以民主党人身份赢了地区法官的职位，只不过后来为了增加胜选机率才临时转换成共和党人竞选参议员成功。可以这么说，麦卡锡反共并不具有保守派色彩。中国的左右之分纯粹以共产主义作为标准，共产党封自己左派，所以反对他们的就是右派，没有其他文化和社会问题掺杂其中。苏共、中共从一开始打的是如何通过建立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算盘。他们不具有自由派的情怀。如果一定要把西方自由派同中国“左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曾经当时打着维护社会底层劳工阶层利益的旗号，但问题是，49年后，中共政策惠及过多少社会底层基本民众？解决过多少劳工群体的疾苦和忧虑？我认为左、右只是标签，而自由或者保守则有实质性内涵。中国左派不是自由派，麦卡锡也不能代表美国保守派。
综上所述，美国历史上的麦卡锡参议员不等于麦卡锡主义，因为麦卡锡主义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狭义上来说，在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的历史进程中麦卡锡确实造成了消极影响，但不能凭这就把美国一百年来针对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立法、司法活动的积极意义统统抹杀掉。
【参考书目】
《杜鲁门回忆录》《The Memories of Hanry Truman 》
《重新审视美国最让人讨厌的参议员的生平遗产》《Reexam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 》，Arthur Herman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Honorable Survivor：Mao's China，McCarthy's America and Persecution of John Service》，Lynne Joiner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太平洋关系学会调查报告》《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Report》
《希斯-钱伯斯间谍案》《A Pumpkin Patch，A Typewrite，and Richard Nixon：The Hiss-Chambers Espionage Case》，John Berreford
《鲁斯和他的帝国》《Luce and His Empire》，W.A. Swanberg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Tsou Tang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