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5 月底我写了篇未署名大字报《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点评北大5·19 运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同学著文指出，如果把整风局限在“除三害”的范围之内，一点用处也没有，一定要消除产生“三害”的根源，健全民主法制……这些看法我完全赞同，可觉得只说到这一层还缺点儿什么，没有点出现实的中国政局中妨碍民主的核心人物或特色景观。此外，许多人过于兴高采烈，似乎完全相信了“言者无罪”的承诺，准备着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对此，我不敢苟同。于是，心里抓挠，手上痒痒，忍不住就写了这篇短文。着重谈到四层意思：1，特意点出：“人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请自命人民恩人者彻底换一个脑袋，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说的是推行民主的关键在于专制核心人物必须脱胎换骨、洗心革面；2，估计形势。指出只有少数大学生“深深地感受到不自由的莫大痛苦”，因而“自下而上”的争民主行动不可能成功；3，短期前途预测。“领导者不够英明怎么办呢”？5·19 “火光可能会暗下去”；4，长期前途预测。坚信“矛盾存在着，终有一日会成熟爆发”，期盼“全国人民都觉醒过来，火将更猛烈地燃起，烧遍全中国”。
此文被《民主接力棒》和《广场》收印，散发到校内、校外和全国各地。
果不其然，整风很快就变成了反右。《广场》和《民主接力棒》都被《人民日报》点名，定性为“反动”。鸣放时期特别张扬，特别出风头的某人先被抓出来，打成右派，此人恰巧是替我去贴大字报的人，她把我告发了。妈妈托亲写信找时任校党委书记江隆基说情，可是我决不往那条藤上爬；小班反右领导小组的人也曾想方设法给我留路，先是找我核实，给一个抵赖的机会，可我决不抵赖；班上开批判会的时候，希望我哭，我倒真想哭，可参会的还有不少别班的积极分子和哲学系的“卫道士”，我决不哭给他们看；又说我那文章其实空空洞洞，不算什么大事，可陆平为首的北大反右领导班子哪里肯手下留情……。这“右派”我是当定了。
话说到这里，似乎我是个神经病，专门自己找吃苦，找倒霉。其实完全不是如此，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避害趋利。
我心里有个结。早在7、8 岁的时候，就听人们议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有人说诗言志，毛想当皇帝，有人说诗无定解，不足为凭。1949 年家乡湖南郴州“解放”之后，看到“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口号，心里特别扭。毛果然是要当皇帝！此前国统区的人以为共产党真像它自己宣传的那样，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我与很多人一样，都盼着国民党赶快垮台。可从1938 年出生到1949 年的11 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国统区，并没有喊过任何人“万岁”呀，这是皇帝的专用称呼，辛亥革命就已经推翻了帝制。盼了半天，反而把自己盼成了子民。从此之后，我心里就没有舒展过。中学、大学，都有政治课，都有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让人争着去“求进步”，去入团、入党，一个个都丧失了真性情，成了些躯壳、木偶……。我直觉到，这一切都源自毛当了“万岁”。我怕开会，怕上政治课，又不得不去。坐在那里，浑身难受。那时候半大不大，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自控力不强，闯了许多祸，遭白眼、冷落、嫌弃，差点儿被扣学生手册，差点儿考不上大学……。有谁知道，在学校里强制洗脑，让小小年纪的学生就成了多年的老“落后分子”，有多么压抑，多么孤独，多么凄凉无助。所以，我不是当了右派才倒了霉，才难受得不行，早就倒霉了，早就难受死了。
1957 年毛泽东发动共产党整风，让手下人“除三害”，却没有一丝一毫说到他自己该如何重新做人，依旧是一付救星、圣人和皇帝架势。我也就一如既往地没兴趣，不信任。随后，由之引发的北大“5·19”民主运动却让我眼前一亮。有人写诗，鼓吹扔掉假面具、挥洒真性情；有人提出具体诉求：言论自由，政治课选修，改留学生内定为公开、平等的竞争……。我看到了光明，感到了温暖。原来，自己并不孤独。许多同学和我一样压抑，一样渴望舒展；不少人还作过深入思考，说得出系统的道理，我自然和他们站在一起。写那文章却没有署名，决不是出于犹豫，只是因为青涩，自知笨嘴拙舌，发怵抛头露面。我不抵赖，不用妈妈说人情，就是不要委曲自己。自己委曲自己，诬蔑自己，作贱自己，心里更苦，害处更大。
同班同学敖瑞伯1958 年3 月与我受同类处分去同一工厂“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他“夹着尾巴”，努力“改造”，早早地摘了帽子，结果是更加苦不堪言。摘了帽子也不让回校读书，这方面，北大做得特别恶毒，我们物理系54 级一共打了60 个右派，轰出去的可能不下一半，只有两人回了学校，那可是拿灵魂去和魔鬼做了交易的，敖瑞伯不会坑别人，委曲了自己也没有用，白白地给自己添了恶心。一次在食堂碰到我，偷偷地对我说：“还不如跟你似的顽固不化呢”。后来他几次自杀，几次被人救起，最后还是自杀成功。这是一个实例，开弓没有回头箭，每个人都必须义无反顾地去追随自己的心。否则，更是死路一条。
就是那些躲过了反右，又留校了的人，就平安无事吗？文革期间要把清华和北大的一些教师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去，据说当时江西革委会向迟群反映，那是血吸虫病重灾区，当地居民都已迁走，不能在那里建干校；迟群不予理睬，硬把教师们轰到那里去；江西革委会只好通知南昌、九江各地医院做好准备，安排两、三个月之后大批接收病人。恢复高考之后，我见到过一位在清华任教的高中同学，挺着个大肚子，那就是血吸虫病，她说，上课有困难，老要上厕所，不容易坚持50 分钟讲课；还说接长补短有人病死，死一个人，别的病人就每人得到十几块钱补助。当右派受罪算是自找，这些人谨慎小心，生怕冒犯当权，为什么也落得这么惨呢？
答案就在毛泽东野心勃勃要当皇帝。如果早几百年，可以名正言顺地做皇帝，事情可能简单得多。到了二十世纪，他就不得不打出共产主义的招牌，号称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这叫“又要当婊子，又要立贞洁牌坊”，事情就变得复杂诡异，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群体首当其冲，要被赶尽杀绝。
工人、农民情况又如何呢？到了工厂，才知道受害的决不仅仅是知识界。我去的是一个纺织厂，许多工人来自农村，她们有一怕，就是“下放回农村”。那工人就真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吗？根本不是。开始的时候，劳动的艰苦让我感到震撼，工人看起来都比她们的实际年龄老得多。车间又湿又热，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带染料和浆料气味的棉花毛儿，呆一会儿就脑袋发胀，挡车工却要一刻不停地绕机器飞跑，下班到更衣室就累得倒在那里像一摊泥。上夜班的时候就更难受。我明白了“一丝一缕，应念物力维艰”。人总要穿衣，干活儿虽然很累，我从心里认为不可以抱怨，别人能干的，我也应该能干。随着对工厂的进一步了解，我心里却有了许多的不平，为挡车工姐妹不平。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累，不同工种有很大区别。有背景的人自然就被分到轻松的地方去，有被称为“鸡贼”的人通过各种交易或“假积极”也能爬到占便宜的岗位。厂里不断进人，各级管理部门机构痈肿人浮于事，真干活的挡车工却总是人手短缺，累死累活也完不成任务，被逼泡病假磨洋工……拿钱却比不干活的人少，也比“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之前少许多，根本就不是“按劳分配”，所以，也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掌握“组织分配”权力的新贵成为了事实上的奴隶主……。总之，毛式“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无产阶级被专政，毛泽东盗用无产阶级的名，对工人、农民和全国老百姓进行专政。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十年文革期间广大工人的表现就可以为此作证。文革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毛蓄意制造的浩劫，用红色恐怖达到“清君侧”的目的；另一方面是老百姓通过各派互揭对方“后台”老底，明白了许多政治内幕，学会了许多政治谋略，完成了一次全民自我思想解放运动。文革中工厂里也是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有许多好文章，揭批一些人媚上欺下、弄权谋私。从此，许多工人也变成了独立的思想者。
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几乎都坚决拥护反右，文革期间也几乎都遭了殃，刘少奇、彭德怀结局之悲惨决不在右派之下，不知他们临终之前是否进行过反思。反右的第一号干将邓小平在文革中也尝够了“痛不欲生”的滋味……。他们遭殃与老百姓遭殃虽然存在性质上的区别，却有一个共同的加害者，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死了，“四人帮”被抓，人们奔走相告，举国一片欢腾，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空前融洽。随后，结束十年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上否定了毛的做法，逐渐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
可是，当时就有3 件事非同一般。1，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留个尾巴，肯定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发明一个新的政治词汇“改正”，以区别于“平反”，秘密规定“对右派不赔偿，不道歉”；2，结束文革的时候，借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老百姓对特权的正确批判也一概“彻底否定”掉了；3，对毛泽东的评价和定位却是留情再留情，毛像依然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之上，毛的尸体也仍旧停放在天安门广场。这三件事相互关联，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件事，就是遭受大难之后仍然坚决不肯放弃特权。一般的右派在50 年前就自觉选择了站在平民一边，随后几十年的底层经历更使老右们与老百姓血肉相连、融为一体，是权贵的奴役和侵害对象，要维护特权，首先就要让这些人继续处于政治上受打压的弱势地位。对毛留情再留情，倒未必是真的爱他，只是对集团特权利益的热爱超越了个人感情上的爱憎；毛泽东早死了，一定要把他供在那里，不过因为毛泽东是强权和残暴的象征，可以为特权找到“合法性”的来源，也可以用来吓唬人，谁胆敢不听话，想一想毛泽东是如何地不拿人当人，如何地手段毒辣吧，他仍然是看家的门神呢。
1979 年改正之后，我自己找地方，离开了工厂，如今早已退休，生活上温饱不成问题。索赔的事，头些年一直没有太往心里去，一辈子穷惯了，对于钱，没有太多的渴望。后来听说共产党内部专门有个秘密决定：“对右派不赔偿，不道歉”，一付横蛮不讲理的恶霸嘴脸，等于说：“你们不过是一些贱民，哪配享受赔礼道歉的待遇？如今有需要，给你们改正，就不错了，别以为自己就真的是个人了，我手上有权，想欺负你们，就欺负你们，你们能拿我怎么样？”这就把人气炸了，非较较这个劲儿不可。1995 年给北大写信，专门就要赔偿、要道歉。折腾了十几年，从2007 年起还参与老右的集体维权行动。到如今为止，没有得到当局或北大的任何正面回复。难道是说，反右是毛泽东干的，是陆平干的，与现任无关？可你们还把毛泽东供在那里，继承了他的权力，也就得继承他的债务。或许是说，如今生活好过，要向前看，以安定团结为重，别追究了？此话似是而非。对任何个人权利的侵害都是对全体公民的威胁，今天可以对张三耍横，明天就可以对李四耍横，正如今天有一个人害了非典，明天就可能有一群人会害非典。不肯正视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怎能有长治久安的稳定前途？今天老右们折腾着维权，折腾着要彻底否定不拿人当人的恶霸逻辑，正是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防止老百姓大规模受折腾，防止侵犯人权、残害生命的历史悲剧重演。
年过古稀，一辈子又受过太多的折磨，似乎应该歇歇了。可我的心不允许我面对恶霸而毫无反应，不管会不会有结果，也不管会不会招来进一步的麻烦，都只有朝前走这一条路。而且，越是年事渐高，越要努力，把我们的经历、思考和感悟写下来。等我们死了，这些文字就能够接替我们继续活下去，继续去做我们想做的事。这就叫“死而不亡”。所以，即便老右死绝了，事情也完不了。我们的灵魂会永远活着。
2009-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