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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并未使我获得释放

1971年的酷暑终于过去。引颈高墙之外,已是秋风习习,落叶萧萧的时节。

6月26日,我在万县市东方红广场的宽严大会上被以“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罪名公开逮捕,还在全市游街示众后被关进了看守所。但除了进监的当天填写登记表时接受过问话之外,关进仓(看守所里对牢房的俗称)整整3个多月了,就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工作人员来问过我一声。

9月13号已经静静地过去,我们这小地方的人都不知道那已发生的大事儿。

由于各级保密措施的封锁,“九一三”事件迟至国庆节之后才传达到万县市。看守所马上便进入了“紧急状态”。除了伙房的几个火钩(狱中对炊事员的俗称)不曾停工,任何在外劳动的人犯都不准出仓了;提审的、外调的都不来了,连代替放风而在天井里开饭的惯例也取消了。在押人员除了倒马桶和洗脸,都没机会出仓了。

最初,人们都不知道这“紧急状态”的原因。因为没地方打听,就乱猜。不久,便从火钩口中传出,是川北某县有久关不决的武斗人员“打监”,抢了枪杀了人,冲了出去。全省都在大搜捕。大家均信以为真,这消息便以讹传讹,在北山公园看守所内广为流传。

其它仓里如何,我不知道。但在16仓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相信这种解释。即使其它地方真有人“打监”成功,各地加强戒备是可能的,但不会连提审、外调这类日常工作也停止不办了啊!我已经想到,大概是出了比“打监”更大的事儿。

只有在每天那张《万县日报》上找蛛丝马迹。

当时,看守所内除了允许人犯们读“红宝书”外,每天还给各仓发一份八开四版的《万县日报》。每过三、四十天,当局便要统一回收,若缺少半张报纸,便会受到严厉追究,因为那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党报。

存了这种心思去看报纸,果然就有了惊人的发现,有些红极一时的人在新闻中不见了!

我返回去查国庆期间的报纸,果真没见到林彪和他手下那几员干将黄吴叶李邱出席任何庆祝活动的消息。我觉得,自己的猜想被证实了。我编过报纸,太知道我国的各级机关报上领导出场与否及排名先后的关系了。我为此而震惊,最初甚至不敢相信。疑惑之下,又将上个月还未回收的报纸一张张地仔细查看,果然发现自9月中旬起,林副统帅以下的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及一大批红得发紫的人都从报纸上集体消失了!

为了证实这一发现,每天早饭后,我开始候在风门边抢当天的报纸,看上边出不出现这些人的名字。果然,一天没有,两天没有,三天还是没有……我头脑里毕竟没有那些框框,就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也悄悄地兴奋起来:你们在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上抓我,通过高音喇叭公开宣布我是“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在,我被关在看守所里,连一次审都还没提过,那林副统帅说不定已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了!你们抓错人了!

林彪的出事,肯定会改变我的命运。我越想越兴奋,忍不住就将报纸搬到同仓的老地下党员陈化文面前,向他耳语:你看,这个国庆节前后,林副统帅和黄吴叶李邱们都没有出来……老革命将报纸认真地翻检了一遍,但他绝对是想都不敢往这方面想的。陈老还轻声告诫我:你千万别乱说啊,林可是毛主席最忠诚的战友,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啊!

我不敢再给任何人说了,就只能偷着乐。

又过了一段时间,紧张气氛有所缓和。虽然还是不准在天井里开饭,但在外劳动的又可以出仓了,提审的、外调的都来了。就有新抓进来的人传出消息:“九一三事件”,“林彪反党集团”……北山公园的居民都知道了。就有人对我说:你以前不承认攻击过林彪,他们说你态度恶劣,将你办成从严对象;以后提审时,你就承认攻击过林彪,看他们怎么着?也有人说:因为没有旁证,以前都没提过你一次审,此事一出,就更不会审你了。许多人都向我表示祝贺,预测我马上就会无罪释放。还有人托付我,出去以后找他的家属,说些什么,办些什么……我也开始幻想,以何种姿态离开看守所,出去以后,第一顿要吃些什么,然后再怎样去找厂革委的范主任算账……年青的司炉工当时也只有这个境界。——当我大失所望,又坐了两年多之后才离开看守所时,照说我更应该想着出去后吃些什么,和怎样去找范主任算账。但时间是最能改变人的东西。我出去时,已完全没有了这些想法。

我在兴奋的期盼中度日如年,但还是没人来理我。一天两天、十天半月、一月两月……时间无声地逝去,心中希望的火焰便被失望的冷风一点点吹熄。因武斗杀人而入狱的回乡知青高洁残酷地说:你已经坐过半年牢了,如果你现在还在幻想着公平和正义,你就是个白痴!

他的话就似一盆冷水,将我心灵深处还残存的最后一点希望彻底浇熄了。

大概是在1971年的12月中旬。吃过早饭不久。我被陈所长带出了大铁栅门,进了黑楼大门外边的第2预审室。

这是一间只有七、八个平方米的小房间,一门一窗,正对着门有一张小小的双屉办公桌,桌后有两把藤椅,边上的那一把空着,正中的藤椅上坐着一位清瘦的中年人。桌子前面有一根埋在水泥地里的圆木,地面上只露出了六、七公分高的一截。这位所谓预审员冷冷地看着我走进了门,却视而不见地俯下头去看桌上的案卷。我就仔细地打量他。这人穿一套蓝色中山装,我不知道他代表公检法三家中的哪一家。预审员自然不会向被提审的人作自我介绍。

所谓预审员,其实就是法官。那年头,已经不兴开庭审理这一套了,就是将人犯提到预审室里问一番,然后就判决。不管是短刑、长刑甚至极刑,都是由预审员在预审室里或公判会上完成的。

十几分钟过去了,还不见另外有人进来。我就想,老犯们都说,审讯的规矩是两个人出场,一个问话一个记录,今天怎么只来一个人?此时,座位上那位预审员终于抬起头,一言不发,冷冰冰地盯着我。这一招对刚抓进来的人可能会起到心理上的威慑作用,但对我这个已在里面关了半年,并且知道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已不复存在的人,没半点作用。

“坐下。”他指了指桌前那半截矮木桩。

我1米8的人坐在只高出地面约1尺的木桩上面,脑袋也仅及桌面高。这是为了防止被审的人用坐凳行凶而准备的特殊座位,当年的设施就这么简陋。

他摊开一本讯问笔录,拧开了钢笔帽。看来,今天真是一个人来审我了,这不合规矩的安排意味着什么?我猜不出来。

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捕前职业,家庭住址、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公事公办,一项一项地问,慢条斯理地往格子里填写。好似从未看过我的档案材料。

必须填写的格子都填满了,他放下笔,往椅背上一靠,居高临下一言不发地盯了我几分钟。我腹中装满了狱友们应付提审的多种经验,自然一点不急,就搓手,搓脸,伸懒腰,还观察到桌子上没有烟和火柴,他的手指上也没有烟客的印记。就有点失望地想,他不会如狱友们所说,为了套我的话而时不时地抛一支烟下来。

“谢声显,你现在老老实实地向政府交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他并未提高声音。

“在逮捕我的十万人大会上,你们不是公开宣布了,我是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现行……”

不待我说完,他便打断了我:“不说这个,你在里面肯定也知道了,我们就不说这事儿了,你现在只需交待,自己还有些什么错误。”

罪行一下子变成了错误!

我背了一句那个时代尽人皆知的斯大林语录,大意是只有未出生的人和死了的人,才没有错误。接着便反问他,凡是有错误的人,是否都要坐在预审室的矮木桩上向政府交待?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改而向我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政策。

趁预审员低头写字的间隙,我便抢着说,我根本没干过违法犯罪的事儿,你们却硬栽个罪名把我抓了进来,关了整整半年之后,连那硬栽的罪名都不敢再提了,还来要我交待自己犯过的错误,你们这样做合不合法?

这位预审员的外貌与性格是一致的,文明而不粗暴。面对我如此尖锐的问题,他既不反驳也不喝斥,只待我一停嘴,他便给我宣布规矩:在预审室里,代表政府的他说话时不准插嘴,他问什么我只能回答什么。他特别说明,被审者是没权提问的。

只要走出看守所牢房的大门,哪怕是坐在预审室里,我便觉得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时间也过得特别快。仿佛才开始交谈不久,他便看了看表,命令我起立,然后将记录推到桌边,叫我看一下,如果无误,就签上名字。我飞快地看了一下,除了前面那些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外,正文中的记录只有一行字:对谢声显进行政策教育2小时38分。讯问人的签字更是鬼画符,我只认出了最前面的那个字——乔。我在指定的地方签了名,又在他的指点下用拇指捺了好几个印。乔预审就语重心长地说:进去后好好想想,怎样做才对自己有利。

回仓后,我将提审情况一字不漏地向热情的狱友们进行了详细汇报,闲得无聊的家伙们都积极认真地帮我进行评估和分析。最后,形成了两种看法:一,都知道凭案卷里的材料无法判你的刑,所以才来一个人走过场,可能要给你一个教育释放。二,虽然知道仅凭案卷里的材料无法判你的刑,但他们绝不会主动认错;为了证明他们没将你抓错,就千方百计地想找你几条“错误”,给你裁上个“政治尾巴”,判你个戴帽管制之类。给你弄个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帽子,你就成了“黑五类”,永世不得翻身。持二类看法的占多数。

我希望得到前一种结局。但在看守所里已坐了半年,毕竟看到了许多外面看不到的事儿,心理也就成熟了一点。我知道,出现第二种结局的可能性要大些。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掌权的人怎么会主动认错呢?除非是失去权力之后,才有这种可能。

我不眠不休,进行了艰苦的思考。关于戴帽管制的后果,每个不聋不瞎的人都曾在身边看到过无数鲜活的例子。你若一旦被判戴上帽子交群众监督管制,表面上看,你未进劳改队,还在社会上享受着有限的自由,实际上却等于被判了政治上的无期徒刑,从此再没有恢复正常生活的可能。被戴帽管制的人除了在物质生活上必将终身贫困外,若是未婚者,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娶妻生子了。至于什么交朋接友,外出旅行,迁居异地等等,更是想也别想。居委会为你成立的“包夹小组”中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不光严密地监视着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们别出心裁的任何命令你都必须服从。稍有不慎,轻则批斗,重则送你进监。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会因为有了你这样一个“社会关系”,而与升学参军入党提拔等一切好事儿绝缘。虽然你还留在社会上,你却成了一个贱民,“黑五类”,你不再是个人,而真正变成了一砣“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当时,人们不可能预见到十年之内便会发生改革开放,戴在千百万人头上的政治帽子会被“一风吹”。我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真以为社会永远要按他们宣布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万万年”。所以,我也只能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下,进行着现在看来十分愚蠢的思考并作出决定。

我最后决定:长痛不如短痛。绝不能为了逃避眼前看守所内的苦难,而去迎合办案人。我坚信,以我的所作所为,他们即使在现有的“极左”形势下,也不可能判我的刑。只要我不自己低下头来,他们就不可能给我戴上帽子。我估计,他们最多只能利用“拘押无限期”将我在看守所里再黑关一段时间,总不会真正“无限期”到永远吧?那时,我还不知道佛家“缘起性空”的智慧。我不知道一切事物必是许多因缘(条件)齐备后才可能发生和存在(缘起)。因缘(条件)没有齐备或齐备后又缺失了,该事物也就不存在了。在终极和绝对的意义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由于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所以一切皆空(性空)。当时,满脑袋形而上学的我也没有半点政治智慧,不会学那些聪明老人采取“留得青山在”的策略,而自以为聪明地决定硬顶下去。虽然博得了个威武不屈的虚名,结果却让自己无辜地多吃了许多苦头。

人生就像下棋,一步走错全盘皆输。但不同的是,人生还不如下棋,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再来一局的机会。

3天后,预审员乔又来提审我。一切程序如上次一样进行完毕后,他问我想得怎么样了?我便一本正经地告诉他,我反复思考了自己短短的一生,发觉我还真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工人。我拥护伟大领袖,愿意为保卫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虽九死而不悔……乔耐心地听我自我表扬了一通后,问:你就没做过一样错事?没说过一句错话?我厚颜无耻地答:没有,没有,毛主席的书,我天天读。我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他问:你对地段委员搞假枪毙呢?也没错?我一点不急,就将武斗时我一直在坚持“促生产”,未参加任何一派群众组织,而她俩却无中生有,诬我为造反派“主力军”的暗杀队长,唆使另一派的武斗人员将我抓去打得浑身是伤,如果不是侥幸遇见了那几个我帮助过的女搬运工,和友人姜铁匠,我已经被他们真枪毙了两次。我将这一段的经历,详详细细绘声绘色地对乔讲了一遍。他没有打断我,居然还听得津津有味。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记录上又只写了一行:对谢声显进行政策教育2小时多少分钟。我在指定的地方签了名捺了指印,乔预审又语重心长地说:进去后一定要好好想想,怎样做才对自己有利。

过了几天,还是乔来提审。程序如前。但他不肯再听我讲故事了。而是将学习班里问过我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找出来与我“核实”。那都是些不涉及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闲话,是些无论他们怎么上纲上线,都扯不到现行反革命言论上去的鸡毛蒜皮。诸如对市革委某个领导的风流传闻;对每个月26块钱工资不满意;还有如1角2分钱的中夜班费,吃一碗杂酱面还得自己赔2两粮票之类……即使在学习班,鸡蛋里找骨头的专案组也没将这些话太当一回事儿,我当时也避重就轻地承认自己说过。但现在经他重提,我就十分警惕了。也不管那专案组报上来的案卷是怎么记录的,我抹下脸皮统统不认账:没说过!我咋个会这么没觉悟啊!

看守所里流行这样一句话:只要将一支笤帚在仓里放半年,它就会撒谎。

就这样,每隔三两天,乔便来提审我一次。询问笔录上每次都只有对我进行政策教育2小时多少分钟。他为达到目的而坚持不懈;我为不上他的套而施展泥鳅功。现在想来,那位预审员还真讲政策,绝没搞过体罚。当我将这点感想在仓里发表时,高洁却说,在1967年大规模武斗时,为什么公检法的人有那么多遭枪杀或被打残?多半都是原来爱搞体罚的人。血淋淋的教训就在前面,这才是他们现在不搞体罚的主要原因。

大约在提审我七、八次之后,乔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

我记得最后一次提审是在1972年的1月中旬。在预审室里也感觉寒风侵肌。当我坐在那半截木桩上,还妄图与他吊儿郎当地瞎扯时,乔却不再与我兜圈子话家常了。他问我,建国20多年了,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我们制订不出来么?我答,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都制造得出来,怎么会制不出两部法律!他夸我答得对。又问我知道不知道,政府为什么不制订这两部成文法?我就老实地说没想过这问题。他便深入浅出地给我讲,因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他还举了些例子来作证明,说,正因为一切都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之中,我们若制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样的成文法,先定下一个案子办多久,哪样罪判几年,岂不是自己弄出些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就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太蠢了。我们当然不会作这样的蠢事儿。他说,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成文法,就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方便灵活地打击一切应该打击的敌人。需要打击你时,你无罪也可以有罪,不需要打击你时,你有罪也可以无罪……

看来乔也和我差不多,毕竟站得不高。都知道,特别锋利的刀子,使用起来当然很利索,但它不光是能够很利索地杀猪,也会很利索地杀人啊!他说这席话时根本没想到,就是因为这种方便灵活,此时包括国家主席和一大批开国将帅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在被无罪定罪……所以,后来文革一结束,就有那么多深受其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急急忙忙地站出来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了。

当时我还想不到后来的事儿。只是看到他摇头晃脑,十分得意地陶醉在自己的理论中,我就忍不住挺真诚地说了一句:没有成文法,整起人来当然很方便。但执法者都必须是水平特别高,又没得半点私心杂念的人才行啊,如果你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可能放过了坏人,错整了好人……

正在兴头上的乔不待我说完便勃然变色:我苦口婆心地给你讲政策,你却始终是一颗花岗岩脑袋,不识抬举!

我也真是不识抬举。还固执地问:你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么?

一直好脾气的乔预审员终于拍了桌子,他冲到我身边,抬腿踢了坐在矮木桩上的我两下。大声命令我站起来,然后指着我大骂了一顿。我冷静地望着只及我肩高的乔预审员,心想他今天如此失态,大概是因为久久没有制服我而受到了上面的批评。骂够了,他回到座位上,冷冷地对我说;你既然不肯承认一点错误,坚决不走从宽的道路,我也没有办法。我不会再来白费口舌了。当然,你我都明白,凭现有的材料判不了你,但政府在十万人的大会上抓你抓错了么?哼,判不了你,我们至少可以将你在看守所里“泡”上两三年,你应该知道,看守所里的两三年,比劳改队四五年都难熬……

不容我说话,乔预审就叫我在进行政策教育2小时多少分钟的下方签了名捺上指印。然后叫进陈所长,指着我严厉地说,这家伙态度特别恶劣,给他上刑具。

进去后,陈所长并没有照乔预审员的吩咐给我上刑具。

我就真被他们扔在看守所里,像扔在泡菜坛里的老泡菜一样,被“泡”了两年又十个月,直到释放的那一天,都没人再问过我一次。但我也知道,泡我这么久,也不是那位文质彬彬的预审员所能决定的。

据说,司法机关的刑事档案起码要保存50年?我那几份只写了对谢声显进行政策教育2小时又多少分钟,而没有半点内容的讯问笔录,此时应当还静静地躺在某个冷落的档案室里。40年如白驹过隙,那些薄薄的纸张可能早已变黄变脆,它们上边是否落满了灰尘?

《记忆》201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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