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二年，广州有这么一个因为发育问题，身体形貌不类常人的青年，在街上手舞足蹈地走来走去。由于他看起来就不像是个“好人”，所以被人捆绑到街坊的居委会去了。经过办事人员查问，得知这人有个姐姐，只是姐姐却不愿和这个弟弟拉上任何关系（大概是在害怕些什么）。所以他们只好把这个古怪的青年留在居委会。第二天下午，他被人吊死在附近一棵大榕树上。
也就是那几天，一个从南下打工的北方农民，被锁在另一间居委会的闸门里头，他衣衫破烂地跪在地上，不停叩头，哀求大家放他一条生路。他强调自己绝对不是坏人，只是在被人追打的过程当中丢失了身份证明。但是最后，他也被吊死了，尸身挂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下。
在那一个星期里面，从广州的中山七路开始，过了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去到白鹤洞，一路都能看见这类吊尸。这就是有名的“文革广州打劳改犯”事件了，虽说事因是传说粤北劳改犯逃营，预备南下洗劫广州，激起了本地人的过度反应；但最后遇害的，更多却是普通的外地人甚至广州市民。没有人确切知道那几天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有的数字是一百八十，也有人说超逾三百。不过事过境迁，这些事今天都没有人想提了，当然政府也不准提，于是受害人的亲友“向前看”，杀过人的则太阳照常升起。反正文革死得人多，最老的将近百岁，最小的不满一天，何处无有冤魂？
今天说起这件往事，是因为我这几年总在想这类事件到底怎么可能发生？它有多大的机会重临？我们将来在香港又会不会亲历类似的情状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想得太过夸张，真是胡扯；然而，我大胆猜疑孕育这类灾祸的条件，其实早已一一具足，而且就在香港。
极权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自古以来的种种基本道德信条，例如将“不可杀人”变成“你应该杀人”。这种公然违背人类基本价值判断的新训令，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叫每个人都乖乖接受的。可是它有一道程序，而且过程中间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那么地合情合理。比如说它会设定一个政治目标，让那个目标神圣得不可侵犯，不证自明。然后介绍一个达到那个神圣目标的光明大道，告诉大家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接下来，反对这条道路，以及反对那个神圣目标的，自然就是敌人了。由于那个目标绝对正确，不容置疑，所以反对它的敌人当然罪不可恕。这些敌人不只碍事，而且极有可能破坏我们前进在光明大道上的事业，那么你说他们是不是可杀呢？也许你仍然觉得杀人不对，但我们命中注定要成就的那个目标不只是政治的，更是道德的，并且还是一切德目序列中最首要的，所以它当然可以凌驾“你不应杀人”这条古诫，对不对？
再下来就是要找出敌人，以及确定敌人的种类和范围了。除了从根本上不赞成神圣目标的异见者之外，我们还得因应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随时随地诠释出不同阶段的敌人。例如文革，一开始是“四类份子”，演变到后来，说不定人人可疑，就像当年广州那个样子不似常人的青年，出身不是本地的农民，既非与我同类，那必然就是可诛的异己了。
早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比尔主导的雅各宾专政时期开始，这种程序就一直是极权政治的必由之道。到了二十世纪，再由史达林和希特勒分别将它发扬光大，他们掌控的机器全都非常成功，杀人无算，而且杀得理直气壮，冠冕堂皇。他们之所以干得如此出色，是因为那道以界定神圣政治目标为起点程序，被精心构造成了一套虽然经不起理性考验，但却非常诱人，在情感上极具号召力的意识型态。
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和一般人的常识相去甚远，所以在听到“犹太人全都是包藏祸心的骗徒”这宣传时，有人或许会想，不对呀，我家楼下那个士多的老头就是个犹太人，但他一直老实得很。渐渐地，会有越来越多人告诉你，千万不要用“犹太人里也有好人”的片面管见，遮蔽了更庞大更深层的整体真相。再后来，你甚至都不敢再说什么了，因为那些狂热的信徒非常好斗，一听到不合己意的观点，立刻就会声大夹恶地谴责你是叛徒，与邪恶的犹太人为伍。毕竟，没有人会喜欢被骂作叛徒，也没有人会愿意自己是坏人，对不对？
再发展下去，这套意识型态甚至开始冲击我们各种文明所共有的基本德目，比如说鼓动大家公然劫掠和破坏他人的财物。本来我们对私有产权就算没有一些清楚的概念，大体上也会觉得邻人天天躺在上面睡觉的那张床是人家的吧？可现在他们却说那是“从劳动人民那里剥夺回来的果实”，你身为劳动人民，当然有权处置。本来我们会相信出卖朋友无论如何都是件叫人羞耻的丑事，但现在他们却说这其实是出于更宏大目标的义举，不叫出卖，而是揭发。
当所有奠基社会的德目一一受到质疑、冲击、否定、和改造之后，终于，那最不可突破的最后底线也就坍塌下来了。为什么文革时期，就连一些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孩都会遭到毒手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身为政治敌人，其实已经不算是人了，杀了都不能叫杀。由于这些婴儿非人所生，所以杀害他们也就没有道德负担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杀人，而是明智的，合理的，铲草除根的，防患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