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迷信
在“反修防修”教育中为斯大林时代的个人迷信翻了案，反对个人迷信成了“修正主义”，坚持个人迷信则成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学雷锋”运动使全民陷于“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的狂热之中，《毛主席语录》开始成为圣经式的小红书。各个领域争相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广播里每天播放的都是“毛泽东思想闪金光”、“战士爱读老三篇”之类流行歌曲。周恩来亲任“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以艺术形式推向了高潮。据陈凯歌回忆：在他就读的北京第四中学，“记得一次讨论会上，班里一位同学说到‘毛主席也是人’，便受到全体的批判，连老师也指其有‘阶级立场问题’。这位13岁的同学毫不示弱，竟有干部子弟同学扬言要‘揍他’。‘人’的称谓竟然成为亵渎，斯复何言。”[19]
对这方面的背景情况还可以作出更详细更深入的研究。这些当然都为“文革”造反派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
但是，这些都难以说明：为什么在“文革”前的其他年代没有出现奋起造反的造反派？
这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执政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允许和支持。
众所周知，自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民众基本上已失去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连对执政者及普通的执政党党员提出批评的权利都遭到实质上的剥夺，当然更不能合法地以游行、示威、罢工等方式来表达诉求，任何自由结社都会被视为“非法组织”和“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遭到无情的镇压。
正是由于“反右派”以来形成的政治空气，在“文革”初期，民众很难真正发动起来。全国各地自发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一般还只是一些“小组”），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当地党政领导的打击、压制。
◇ 始终在毛泽东控制中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貌似自由结社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实际上始终处于毛泽东的控制之中。从兴起、发展到消亡都是如此。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历史条件，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新理论，两个大动作”。“一个新理论”，即“反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组织不等于反党”，“两个大动作”，即毛泽东在1966 年10月和1967年4月掀起的两次大规模平反运动。而一旦毛泽东认为不再需要造反派群众组织了，什么理论也不能挽救它们消亡的命运。毛泽东可以说是放鬼捉鬼，收放自如。
（一）破天荒提出的“新理论”
1966年8月8日是一个转折点：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明确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这里的“群众所创造的……等组织形式”和“新事物”的提法，给群众组织的产生提供了政策依据。政治敏感性极强的大学生首先行动起来了。
8月7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成立。
8月10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成立。
8月12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成立。
8月13日，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成立并徒步进京告状。
8月17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震惊世人的“八一八”到来了。8月18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公开检阅红卫兵，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得到官方肯定，登上“文革”历史舞台，此举给民众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和冲击是空前的，是没有亲历那个时代的人们难以体会和想象的。须知，就在1966年8月8日公布的“十六条”中，也只规定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谁也没想到，短短十天之后，另一个“新组织形式”红卫兵竟会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检阅和官方媒体的狂热炒作。
于是，从8月中、下旬开始，受到启发和刺激的各地学生中的群众性造反派组织便雨后春笋般诞生了：
8月18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
20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成立。
21日，河南第一个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联委”（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正式成立。
23日，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战斗队成立（其负责人之一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永生）。
26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成立。同日，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成立。
30日，云南大学反修战斗队成立（是后来组成云南“炮兵团”的第一个战斗队）……
这批造反派组织从成立时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和上级党委。
几乎在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出现的同时，工人中的造反派组织也已经开始出现，但为数极少。其中多是与红卫兵年龄相仿，因为在本单位受到工作组或党委的压制、打击而被“逼上梁山”的青年。
从1966年8月下旬开始出现的造反派组织，除去受到早期红卫兵的启发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这个“理论”通过《人民日报》8月23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传达出来，这篇社论说：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社论破天荒地提出：“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这显然只是一个权宜性的、随时可以作废的“理论”。如果真正贯彻这个“理论”，1957－1958年间被打成“右派”的人几乎全部都应该平反，因为他们大多是批评了或得罪了本地区、本单位的领导人（甚至并非领导人的中共党员），而被以“反党”罪名划为“右派”的。“反右派”运动后，无人再敢批评或得罪本地区、本单位的领导人或中共党员（这也是导致出现假话成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在“文革”造反运动初起时，《人民日报》社论的这个全新“理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多年的顾虑，也算是一次“思想解放”吧。
（二）至关重要的第一次大规模平反运动
更大数量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社会上形成“造反派”这样一大政治派别的情况，出现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准于10月5日下达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求各地为前一阶段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不少有关“文革”的论著在提到这个文件时，都只强调其取消了“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一方面（即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不注意研究其得到广大群众欢呼、拥护的核心内容：平反。
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通常只是在运动结束之后才会有小范围的、不事张扬的甄别和平反工作，而这次为了进一步把民众发动起来，仅仅有了“反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组织不等于反党”的理论还不行，还得让民众得到实际的好处。于是，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一时间平反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这一权谋手段或曰“战略部署”，确实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打消了许多人担心遭遇第二次“反右派”运动的顾虑，有了这样的背景，就开始出现了各地民众上京告状的高潮和工人、城市居民、机关干部等各阶层人士中造反派组织的大量涌现。“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在回忆录《蓦然回首》中写到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传达后带来的震动：“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许多人真正认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了自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感到站在群众一边的党，而不是压制群众的党，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20]
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1966年10月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就不会有造反派在全国范围的涌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造反派是毛泽东“运动群众”的产物。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的瘫痪。因为要平反，就涉及一个如何处理“黑材料”的问题。只要看一看1966年11月前后的那些“中央首长讲话”，就会发现，几乎每次讲话的一个中心内容都是关于如何处理“黑材料”问题。为此，毛泽东又批准在11月16日专门发出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提出：“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促进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并严格规定：“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并且在文件最后规定：“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21]这样的措施，在中共执政期间是绝无仅有的。
根据历来的社会经验，民众仍然担心在今后遭到报复，担心被“秋后算账”，因此对各地党政领导人有关“黑材料”的解释、检讨、承诺都不会满意，不敢相信，造反派一定要彻底查抄“黑材料”，党政领导机关纷纷遭到冲击，相继陷于瘫痪。这就自然引出了此后全面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和不得不下令人民解放军介入“文革”的“三支两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