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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造反派(2/10)

◇ 特殊的造反派

早期红卫兵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文革”刚开始时的1966年6月9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重新公开引用了毛泽东那段讲“造反有理”的语录。于是,这段在《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中都找不到的语录,就被初期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用到了他们7月4日写的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里。

7月28日,他们将此文与前面一篇《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一起交江青审阅,并请其转送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大为赞赏。于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以“革命小将的大字报”为题公开发表(《人民日报》8月24日转载)此二文和另一篇《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原题目中“革命的造反精神”均被改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8],同时配发《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人民日报》并从此日起,连续几天反复刊登这段“造反有理”语录,使之家喻户晓,中央乐团随即奉命将其谱成歌曲,从1966年国庆节前夕开始,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全国传唱。这段语录也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造反,就这样“史无前例”地得到最高执政者的赞赏而成为时髦。造反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最早运用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语录,最早把“造反有理”作为口号公开提出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一类组织,多是青年学生中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家庭背景,能得风气之先,又自恃“根红苗正”后台硬,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向当时一般人还认为是“党的化身”、“代表党”的校党委、党支部或工作组造反。尽管他们的造反与毛泽东设想的目标差距很大,但他们毕竟起到了开创性、启示性的作用,他们的代表作“三论”的头一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开头就公开提出: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9]

这样的宣言得到毛泽东“热烈的支持”[10],由官方媒体传播,一时间脍炙人口,成为最时髦的“时代主旋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了最为经典的造反理论,激励了许多人起来造反,为后来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打开了局面。笔者曾于“文革”后期(70年代中期)在重庆市中心看到过一张造反派人士写出的大字报《入党申请书》,即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宣称自己从投身“文革”参加造反之日起就已经具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当然成员,要求上级党委为其“补办入党手续”。可见早期红卫兵有关“造反精神”宣传的影响之深。

不过,这批主要由干部子弟组成的早期红卫兵,只能算是初始的造反派,他们造反的矛头所向,还不是毛泽东所要求重点打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而主要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打击、压制的弱势群体,诸如:长期被管制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被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财产的前工商业者,被视为“反动派”的前执政党成员或前政权公职人员,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人员,被上级党委定性为“反动学

术权威”的业务干部,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文艺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及以上人群的家属子女等等。

这些早期红卫兵,在他们当权的父母受到冲击时,他们马上就成了“保爹保妈派”,并因此而把斗争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了。因此,他们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有的人坐了几天共产党的班房。他们“昙花一现”的“造反”生涯也就结束了。

不久,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出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这些早期红卫兵威风一时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连同其他几个组织一起被定性为“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11],而且被称之为“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这样,他们只得彻底退出了“文革”历史舞台。

这批早期红卫兵,是较为特殊的造反派,他们的人员构成、造反要达到的目标、造反所打击对象等等,与后来的造反派有很大不同。因此,有一些人拒绝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不过,他们毕竟在鼓动造反这方面起到了开创性的、启示性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更是起到了为造反“煽风点火”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后官方的基本态度也是不把他们当成造反派对待的,在清查“三种人”(“打砸抢分子”即为“三种人”之一)运动中,就基本上不触及这些早期红卫兵。比如,“文革”中最早开始毒打老师和学生并打死校外居民多人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早期红卫兵,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早期红卫兵,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市第六中学自设监狱中打死人的早期红卫兵等等,都没有受到清查和追究[12]。这些在“文革”中掀起第一波打砸抢狂潮的高干子弟,也不受“三种人不得提拔”的限制,照常升官。

在“八一八”(即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建立起来的各种红卫兵,则大多是在党政领导部署下成立起来的“官办”组织,有的虽也有一个“自发”的形式,但根本称不上是自发的群众组织。比如,“上海市委为控制局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13]

1966年8月22 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传达湖北省委领导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贯彻《十六条》不能怕乱,要准备乱它一、两个月。”[14]

9月7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向各学校发出筹建乌鲁木齐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的通知。[15]在中共四川省委于1966 年10月2日发出的《关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还有这样的指示:“认真加强对红卫兵组织的领导,积极发展壮大,但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及农村不成立红卫兵组织。”[16]从要求“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壮大”,到哪些单位不成立红卫兵都有规定,可见当时一些地方党委对红卫兵所起到的组织、领导作用。

各地摹仿北京而进行的“破四旧”,基本上也是由这些官办红卫兵在当地党政领导直接部署或授意下进行的,以“破四旧”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抄家行动(“文革”中最早出现的有组织的打砸抢),即所谓“红八月”(在许多省、市发生在8月底至9月间)的“红色恐怖”,许多都是由各地基层党委研究布置或指示公安派出所提供的查抄名单,斗争矛头完全指向社会弱势群体。这当然更说不上是什么“造反”了。后来清算“打砸抢分子”,也基本上没有清算这些率先进行打砸抢的人。

◇ 造反派形成的背景

一般所说的造反派,主要是指出现于1966年秋冬至1968年秋冬期间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这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时期。本文所论述的,
也主要是这一时期的造反派。

在这一时期,造反派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有那么多人起来造反并形成“派”,会出现遍及全国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研究造反派形成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通常都可以注意到如下几点:

(一)干群矛盾(或官民矛盾)

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十七年。共产党人从“解放者”变成了“统治者”。社会地位的转换,特别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的腐蚀,使不少执政官员发生了蜕变,“人民的儿子”变成了“家长”,“人民的公仆”变成了“老爷”。

尽管最高当局不时会提出一些“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之类小修小补的新招,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执政官员与民众的关系日益疏远甚至对立,矛盾日深。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对国务院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的蹲点报告的批示中就以惊人的尖锐语句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17]这样的描述,与号召推翻国民党政权时的一些提法已经十分接近了(但毛泽东并不号召推翻自己缔造的这个政权,而是要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二)历史积怨

十七年来接连不断开展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使不同阶层、不同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被相继打入“专政对象”一边,“一小撮”迅速变成了“一大撮”、“一大片”,而且有越来多的家属子女亲友同事受到株连。树敌越多,“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紧,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紧,则又反过来树敌更多,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使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数巨增,民众日常生活陷于空前艰难的境地(以至闹出这样的笑话:在“文革”中请老贫农“忆苦思甜”时,老农往往说着说着就诉说起了三年大饥荒的苦)。到“文革”前两三年,物资生活稍有改善,而民众的文化、精神生活却又在越来越“革命”的高调和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中变得空前枯燥、压抑甚至令人窒息。

(三)“狼奶”教育

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等等,使全民族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审美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日益扭曲,日益畸形。公民意识、法制观念几乎成为空白,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则深入人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铁定的原则,而这个“无产阶级政治”的内涵又是由“党”来解释的,今天可以是“又红又专”,明天就可以变成“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回忆“文革”前所受的教育时说:“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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