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疑因通过互联网招聘平台求职，误堕传销陷阱而死，尸体在天津静海的一个水坑中被发现。对于李文星之死，91年生的路先生（化名）感受犹深。“挺可惜的一个人。”路先生也曾在天津静海加入传销公司，几乎泥足深陷，无法自拔。
2014年，路先生毕业后，在工厂当实习生。不过，他对在工厂干活并没有很大兴趣，反而想做一点生意。刚好那时有一位朋友告诉他，在天津开了一个皮具店，邀他聚聚。
路先生出发前，还嘱咐朋友们留意他有没有被控制。但他抵达天津之后，慢慢便放下警戒心。
他的朋友带他到了小区的一个楼房，介绍其他朋友给他认识。房里面有六七个人——有男有女，也是年纪相若的年轻人。
鸡鱼、机遇
刚来到天津静海的几天，这些新朋友带着路先生去游玩，也在房间内玩扑克等游戏，气氛融洽。他们给路先生的饭菜也很不错。“我记得第一天好像是土豆鸡块，第二天好像是有鱼啊。对于新人来说，一般都会给他们做鸡和鱼……鸡鱼、机遇嘛。”
这些“新朋友”让路先生参与公司介绍会、推广会、讲课，后来路先生意识到他们干的是直销，卖的是化妆品、保健品之类的东西。
路先生对他们说，没有兴趣参与直销，要买票回家了。“新朋友”没有阻止他离开——路先生说，他当时并没有受到人身控制，也没有受到威胁，这大概就是与李文星遭遇不一样的地方。不过，他自己最后改变心意，决定留下。
“我这个人也比较爱交朋友，当时说反正这两天确实跟这些所谓朋友在一块儿嘻嘻哈哈，玩游戏甚么的，就挺开心的，也无所谓啦。”
“其实在中国，只能说百分之二三十（传销）有强制、控制你的。剩下的大部分都是通过感情呀、靠面子这样留你。”
“传销是锻炼”
路先生认为，陷入传销陷阱的人并不一定贪心、求财心切。尤其是年轻人，对钱的欲望没有很大。
“很多人说赚好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其实对钱来说，大家也知道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里面就讲，产品只是媒介，发展人才才是硬道理……其实产品可有可无，或是说是甚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发展人，才是最关键的。”
“在传销里面感觉到，都是积极向上的，认为能学到东西的……第一个是想到能锻炼自己、能学到东西。”
在静安待了一个星期后，传销组织要求路先生付两三千块的入会费。之后的半年多，路先生总共买了五套产品，约花1.5万元。他们也一直转换基地，从天津静海跑到廊防三河，再搬到保定涿州。
路先生的家人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一直劝路先生，但不得要领。“当时我不认为自己被洗脑，而是家人被别人洗脑了啦。”
有一天，大伯、两位表哥等数名亲戚在中国反传销协会的人员陪同下，从山西跑到保定涿州，希望他不再参与传销。一开始，路先生还是不相信自己被骗。但离开传销集团、回老家后，他与“朋友”失去联系，就慢慢觉得没有必要再与他们有任何瓜葛。
南北派传销
路先生远比李文星幸运——没有遭受暴力对待，算是全身而退。相对来说，路先生的例子更典型。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说：“李文星这个案子不是个例，但也不是说所有传销都是这样。传销有很多种，暴力传销所占的比例还是不大。”
中国传销组织很多，数量不好估算。但李旭解释，中国传销组织分两种：南派跟北派。他估计，李文星所遇到的传销组织属北派，由于李文星与组织起冲突，所以遭受到人身危险，最后送命。
李旭说，北派跟南派都是“异地传销”，专门把人骗到外地去。不过，两者还是有差异。
“北派是传销的初级版，也就是比较低端，就是吃大锅饭、睡地铺、上大课……这种传销居住条件比较简陋、投入的钱也不多、门槛比较低。”
“南派传销相对条件比较好。有一个讲法是‘北派打地铺，南派住别墅’。南派主要是在一些高档小区，参与的人群以三、四、五十岁的年龄段，有经济能力的人为主。”
李旭说，南派传销打的旗号比较高档，譬如是连锁经营、阳光工程等等，投资金额也更高。另外，他说南派组织会印刷非法出版物或伪造公众文件以取得民众信任，“洗脑手段高明”。
他认为，北派传销有向南派传销学习，南派传销技巧未来大有机会成为主流。
“人人都有风险”
李文星之死引起大众对传销的关注。有一些人认为，大学生和入世未深的年轻人最容易受骗，但李旭指出实况并非如此。“参与传销的人群不分年龄，也不分学历……只要你对现状不满意、想改变的人都容易陷入传销。”
李旭指出，传销流动性大，而且警力有限，难以连根拔起传销集团。
“法律方面，确实对传销量刑还是偏低。”根据中国刑法，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界面新闻报道，相关传销组织人员刑期多为5至7年不等。
天津公安机关终于在周日（8月6日）进行为期二十天的“严打”行动。根据《新京报》周二（8月8日）报道，行动两天以来，发现传销窝点420处，清理传销人员85人。
不过，这一切行动都是以李文星的死换来的——这一切一切，能否阻止下一个李文星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