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张爱玲以去港大复学为由，离开了大陆，重新去了香港。此后她再也没有回过故土，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1955年，张爱玲从香港去了美国，并在纽约与求学时的好友炎樱重逢。他乡遇故知，这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她们一起去拜访了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胡适，这段经历在张爱玲的人生履历中显得格外炫目，灿烂之下飘荡着酸楚的哀婉。
张爱玲和胡兰成离婚后，曾经和著名的导演桑弧有过短暂的交往。在“纯粹是军事征服”的土地上，高压的政治容许下这对乱世中的男女，他们的感情以无疾而终收场。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表达了“如对神明”的膜拜之意，字里行间流淌着难以言表的情愫。她向来是孤傲如鹤的民国女子，宛如临水自照的水仙，极少有人能走入这位旷世天才的世界。父母千疮百孔的婚姻，对张爱玲一生有极大的影响，以致一些研究者认为她有恋父情节，所以两任丈夫都比她年纪大很多。
在文化界有极高声誉的胡适，是万众瞩目的人物，胡适母亲一手包办了儿子和江东秀的婚姻。在那个追求自由的年代，鲁迅选择了志同道合的许广平，以实际行动抵抗了父母之命的婚姻。胡适则选择了母亲安排的道路，成了张爱玲笔下“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事实上，身处围城之内的胡适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幸福。一位留洋归来的教授和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女子，在母亲的指定之下，绑在一起，走过一生，这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神仙伴侣。无论后人如何美化胡适的婚姻，期间隐藏的心里悲剧，局外人是无法真正感同身受的。
胡适结婚后和曹诚英有过交往，但这段恋情以妻子江东秀极度激烈的干涉而夭折。1949年，胡适离开了大陆，去了美国，安徽的老家只能是余生遥遥无望的回忆。据后人记载，曹诚英去世前，嘱咐他人将自己埋葬在安徽绩溪旺川的公路旁，这是一条去胡适故居上庄村的必经之路。曹诚英生前无法与意中人携手与共，死后依然希望自己的灵魂在恋人的故居旁，等候他的归来。
对胡适有异样感觉的张爱玲，则用了另一种笔法描摹了心中的君子：“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张爱玲除了对曹雪芹有极度的敬仰之情外，何曾对他人动用过“偶像”这样的文字。如果命运可以重来，她当初没有嫁给胡兰成，而是去追求胡适，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可胡适早就是有家室的人，并且恪守着传统的孝道，在乎自己世俗的名誉。他哪敢不顾一切的冲破婚姻的篱笆，寻找真正的爱情。
在那个风雨交加的乱世，胡适和张爱玲的交往不大可能会有硕果。他们的相遇和相识，更像张爱玲自己所写的小说《半生缘》一样，注定是镜中花、水中月。顾曼桢和沈世钧阴差阳错的爱情，前前后后持续了十多年。在命运的捉弄之下，彻底的幻灭。张爱玲和胡适的相聚时间，甚至不能用天来计算，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彼此转身后，一切都成了无望的回忆和哀婉的叹息。
《铜官窑瓷器题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人生很多的因缘际会就是如此。能够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才有这样的福分。更多的人只能在烟花易冷的夜色中，品味着滂沱大雨敲打残荷的凄清。在绵长的佛号声中，不断的舔着心底的伤口，久久难以平静。
1956年8月，张爱玲与赖雅（Fedinand Reyher）在美国匆匆结婚，这段姻缘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谜。这位有“左翼”倾向的作家，并没有给张爱玲带来多少好运，他穷困潦倒，不久后便瘫痪，耗尽了张爱玲无数的精力。
1967年，赖雅与世长辞，胡适在5年前去了天国，远在日本的胡兰成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倾城之恋》中传奇的《小团圆》，并没有在张爱玲自己身上发生。
如果有来世，张爱玲嫁的人会是胡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