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主权已经二十周年了。过去二十年，一方面，香港的经济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增长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却变得日益压抑。作为反抗，香港市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意识近几年来日益高涨，而中国政府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则更是争锋相对，立场变得越来越强硬。市民的坚持与政府的顽固相持不下，最后演变成轰轰烈烈的街头抗争。香港社会正在分化，不同阶层和群体正在被严重撕裂。
香港社会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在香港市民看来，在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承诺中，“一国”当然是前提，但是重点则应该是在“两制”；“一国”和“两制”之间权利、义务和界线是清楚的。在对外问题上，香港服从国家；在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国家不应该干涉香港。而在当前的中国政府看来，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上有最终的决定权，香港应该无条件服从中央。
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政策的历史背景看，香港市民的理解应该符合当初的本意。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既定方针，因此“一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中国政府想收回的不是一个没有资本、没有人才的水泥森林，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活力的经济体，一个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帮助的国际金融中心。面对香港的资本和人才对中国政府、对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极端不信任，邓小平相应地提出了“两制”的承诺。
中国政府作出这一承诺说明他们理解香港市民厌恶中国推行的那种压制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立场，也表示它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妥协。的确，在包括港、澳、台市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面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政府根本无法为他们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辩护，因为这个残暴的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甚至连邓小平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也说不清楚”。他们坚持高举社会主义的招牌，不是基于信仰，只是为了权力和利益。
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中，体现“一国”的主要是中央政府控制外交和国防；体现“两制”的主要是香港高度自治，由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过去二十年，应该说香港的经济发展没有收到大陆太多的干扰，但是香港的政治事务已被全面侵蚀。香港的选举制度完全由中央武断决定；香港的司法权也公然收到严重干扰，大陆的秘密警察居然可以到香港进行政治绑架，而香港的司法居然对此无能为力；香港的新闻和出版自由也正在收到来自北方的威胁。
可以说，今天习近平心中的“一国两制”已经完全不是邓小平当初提出的那个“一国两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意味着他本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不信任，而习近平则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反对任何对社会主义教条的不恭和挑战；二是大陆和香港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大陆认为香港对于大陆已经不像当初那么重要，而且他们也已经习惯了香港权贵们卑贱地阿谀奉承，因此认为可以开始任意摆布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