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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生讲真话被中共追杀

美国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中国留学生杨舒平受校长之邀进行演讲,声称一落机抵达美国之后,本来打算戴上五个自备的防废气口罩;然而当她呼吸了第一口美国的空气,她把口罩放下了——“空气是异常清新甜美,感觉畅快极了”;她表示非常惊讶::“因为我感受到自由,以往在中国时上街必须带口罩,否则即会生病”;“我自由了!眼镜不再有雾气!不再有呼吸困难!不再有压抑——每一口空气都拥有自由的快乐。今天我站在这里,我情不自禁回想起得到自由的感受…在这我感受到言论自由的新鲜空气!”

“我来美国之前,从历史课读到了美国独立宣言,然而这些字眼——‘生命’、‘自由’、‘追求幸福’,这些抽象的词汇对我完全没有意义,直至来到了美国,我学到了原来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美国是神圣的权利,我可以对有争议的事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挑战导师的观点,可以在网上批评自己的教授”;杨舒平提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并总结说:“民主与言论自由不是与生俱来拥有的,而是有如新鲜空气一样,是要奋斗争取(与守护)的”。

这番肺腑之言,换来了中共以至美国中国学生的“追杀”;马大中国学生会的前主席朱力涵攻击这是“诋毁中国搏眼球”、“好自为之”、恐吓“小心在美国出门也要戴口罩”;中共党媒攻击为“辱华”、“把美国人对中国的‘成见’在一次放大”、“中国就有如朝鲜一样”、“出了国应只会更爱国”、“等你在美国受到侮辱吧”、“人丑事多”、“卖国求荣”……一众中国网民竟恐吓杨舒平“别回中国”。

的确在中国的网络,这些言论都经过了中共的审查,所以“中国网民”能够表达的事情,未必能完全反映中国人的想法;然而自1989年六四至今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生,却有更多是党国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而杨舒平这种勇敢而值得尊敬的人,却是少数中的少数;中共不但成功推动洗脑教育,不止在中国建立了言论的防火长城,甚至在海外也建立了一套非常有效的制度,即以大使馆与海外中国人所组成的网络,去造势以至狙击任何敢讲真话的华人;于是中国学生既敢怒亦不敢言,而敢言的就必然会被迫害,于是多数的学生更不敢反抗,更不敢讲真话,更不敢质疑中共,甚至用尽一切的力量,去阻止身边所有敢去反抗的人。

上述事情早在香港已经成为常态:中共透过中联办与地区势力的组织,恐吓来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留学生为了在大陆的家人,以至返大陆后的生活,都不敢反抗;很多人幻想透过更多海外留学生,中国人将会追求自由与民主;然而党国为留学生提供的既得利益,加上留学期间的思乡情结,再加上语言与文化上的区隔,令中共成功把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变为党国制度的支持者,而非批判者。

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祸害——因为把欧美国家与文化,都视为“非我”的敌,而把“中国”视为有如自己的“父母亲”,因此批判中共有如批判中国有如批判自己的父母,而别人的制度再好,终归都是“别人的家”,和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之余,你还会被“歧视”——这些言论,大都耳熟能详,几乎大部份中国学生都会说出类近的观点,有如“倒模”一样。

别人的家都是衰的,我的家再衰也是好的,这就是中共利用民族主义二分法,把中国人绑作自己支持者的手段:你批评中国,就是不爱国;你批判中国的空气是臭的,称赞美国的空气是香的,是“以偏盖全”,是“偏颇”。你不断批判中国,即“敌视中国”,是“歧视”、是“法西斯”;在中国人眼中,把中国说成是有如朝鲜一样,是“侮辱”——认真想想,朝鲜和中国的最大分别是什么?两个监狱的分别,只是有钱与没有钱,吃得饱与吃不饱的分别;的确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但五十步笑百步又有何意义?

要改变中国,在中国大陆的控制范围内做不到,如今却连在香港与海外都做不到,根本不见有人尽力去经营;单靠“纪念六四”或传统的示威游行,对这些中国留学生作用不大。但愿这些有志改变中国的人,要想想新的策略,先从海外开始;如连海外都做不到,又如何幻想在中共全面控制的中国内,能够做得到“建设民主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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