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初夏的早上，犯人列队出工时，三中队的管教向犯人们宣布：“被念了名字的人今天不出工，留下来有事情。”他念了七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我。这正是插完早稻的中耕季节，农活不是很紧张，我对田间劳动毫无兴趣，尤其受不了耕作的劳苦，有幸不出工自然是件好事。其他犯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其他犯人走了之后，我发现每个中队都留下来六七个人。
一位姓杨的管教对集拢来的二十几个犯人宣布道：“从今天起，政府组织你们办五天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叫做‘认罪服法学习班’。你们中间多数人不认罪服法，有的还在不断地申诉，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政府不惜代价，让你们不出工，集中五天时间来教育你们，说明政府对你们仁至义尽，也体现了政府劳动改造犯人，让你们成为新人的政策。”
杨管教命令我们拿个人自己的小凳子，我们二十几个人被带到了一间空屋子里。杨管教坐在一张很简陋的办公桌后面，让值班的人给我们每个人分配了几张写字纸，然后让我们写自己犯罪的事实和对自己罪恶的认识。我对这种认罪服法学习班的程序感到模糊，我不太明白我应该做什么。凭自己的直觉，我们是政治犯，我是在文革中向当局挑战，批判现行体制而被判刑的。他们大概希望我改变这种反对的态度。于是，我在写我的犯罪事实时反复强调自己是在共产党教育下长大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忘记了党的教育，个人主义膨胀，走上犯罪道路。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熟悉的接受批判争取过关的一般方法：说明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虽然因为个人主义犯了错误，但是愿意悔改，同时应该得到谅解。杨管教坐在那里读我们写的“认罪服法书”。他读了我的之后，把两页纸往桌上一扔，厉声道：“杨曦光，你还是死不认罪！你哪里是一点个人主义，你是有政治野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你不承认这一点，怎么可以承认你的反革命罪行呢？你必须承认你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本性。”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认罪服法不是争取求得谅解，而是要承认自己本性凶恶，不可谅解，所以判刑是应该的，我们只能服从这种惩罚。我本能地不能接受这种认罪服法的洗脑，但也明白，当局是会尽可能施加压力来迫使我们认罪服法的。
杨管教又在读另外一份认罪服法书。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小学教员的认罪书。他讲话细声细气，样子非常驯服。杨管教对他厉声喝道：“你写反动标语是因为手发抖写错了字吗？根本不是嘛！你仇恨共产党毛主席，你这种反革命本性迟早要暴露出来的。可能你那天有病，但病是外因，你仇恨共产党毛主席是内因，外因没有内因是不会起作用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你要再反复读毛主席的《矛盾论》，好好理解内因与外因的关系。”
这天夜里，二十几个犯人又坐在那间房间里。按照杨管教对每个人认罪书的批评，重新检查自己的认罪态度。那位小学教员在昏暗的灯光下发言，承认自己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因为他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正是他这种反革命本性使他在写毛主席诗词时把“国民党反动派”六个字写成“共产党反动派”，犯下滔天反革命罪行。所以，党和人民判他七年徒刑是完全正确的。而他自己是罪有应得。他的认罪服法发言被杨管教认可，他成了我们之间第一个过了认罪服法关的犯人。
第二天，我们改在礼堂学习。上午由杨管教主持学习会，让一个叫刘震宇的犯人交代他的罪恶。刘震宇是一个小个子年近五十岁的人。五月的天气还穿着对襟棉衣。劳改队发两次服装，一次是秋末冬初，发一套蓝棉布的棉衣棉裤，里面是次等棉花，衣服背上和裤子的两膝都用黄油漆印着“劳改”字样。所有家里不能提供衣服的犯人，只有两种衣服穿：棉衣和衬衣。所以他们春天和秋天都穿棉衣，夏天穿衬衣。刘震宇五月份还穿着棉衣，说明他属于家中无人，或者有人也不向他提供衣服的那类人。他的劳改棉衣很旧，但是很整洁，还有几块补丁，说明他与一般的劳改油子不同。一般劳改油子从不补衣服，而且故意把棉衣弄破，然后每年秋天都可以得到新棉衣，因为干部一般都是根据需要发衣服，看谁的衣服破得不能再穿了，就发新的。刘震宇下巴上有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讲一口常德腔的长沙话。他平时在三大队是一个从不与干部对抗，也从不引人注目的人。既不因对抗政府而引人注目，也不因靠拢政府而引人注目。但我听一些犯人说，他经常向法院写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件。这大概是当局选择他作为不认罪典型的原因。
刘震宇开始交代他的“罪行”，他讲话轻声慢气，有时拉着“嗯”“啊”的长音，很像一般干部讲话时打的官腔。我想他大概是一位共产党政府的干部。“我的主要问题（注意：不是罪行），嗯，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问题，我的右派问题，嗯，主要是我的一些错误言论，这些言论问题在五七年就由组织上作了结论。嗯，文化革命中，我的一本私人日记，嗯，被红卫兵抄出来了，成了我的罪状。”
“你又在胡说八道！”杨管教打断他的话，将随身带的一叠材料打开，厉声道：“你的右派言论不是一般的问题，你的反革命日记也不是一般的私人日记。让我来念两段你的日记，看你这个日记都记了什么私人的事情。”一九五七年一月。今天看到《内部参考》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摘要。这个报告真是大快人心。暴露了迫害狂和暴君斯大林的残忍，社会主义政治黑暗的一面，中国也要像苏联一样，铲除斯大林产生的土壤。
“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震宇你知不知道这一点，你攻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迫害狂和暴君，认为中国也有产生斯大林的土壤，你是不是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你攻击社会主义政治黑暗，你是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
杨管教越讲越激动，越气愤，脸皮绷紧，脸色极为严肃，一支手抓起那堆材料在空中摇动。“这就是你的私人日记，这哪里是私人日记？这明明是你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对世界大事，对国家大事发表你的极右观点。你这样的极右派，党和人民应不应该批判你？应不应该将你清除出革命队伍？你的反革命日记一九五七年没有被人民发觉，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红卫兵抄家抄出来，这是你反革命罪行的彻底暴露，你这样的极右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动分子应不应该判十五年徒刑？”
刘震宇低垂着头，撅着嘴。杨管教又翻阅那叠材料，用嘲笑的口气说：“你刘震宇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你不要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看看你自己的日记你就知道，你的灵魂多么肮脏。‘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这已是出差在外的第二个星期了。我真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要遵守一些虚伪的道德规范。如果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作，妻子有了新的男朋友，丈夫有了新的女朋友，他们怎么不能各自作乐一番呢？这并不妨碍夫妻团聚后仍是好的夫妻。’你看看，你看看，刘震宇你多么无耻！”
我听了这两段日记，心里暗暗吃惊，想不到看上去毫无思想，在劳改队十分驯服的刘震宇还是个有如此思想的人。刘震宇当时穿的那身劳改服，加上他那几根山羊胡子和他那低眉顺眼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个无知驯服的老农民，没有人会把那日记的作者和他联系在一块。特别使人吃惊的是，日记中的政治观点和七十年代社会上流行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如此格格不入。当时有很多与刘震宇观点相同的人被判处二十年甚至更长的徒刑，有的人甚至被处决。按当时判刑的一般标准，刘震宇被判十五年徒刑并不是最重的。但是看得出来，刘震宇不服判决也有理由，这毕竟是一九五七年写的，而不是一九六七年写的。一九五七年的这种观点可能就不像一九六七年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得如此尖锐。
杨管教看见刘震宇满脸不服气的样子，就宣布：“刘震宇，我们总有办法让你服法的。今天夜里，全大队开会批判斗争你，你好好考虑你的罪恶，老实接受批斗。”我不明白杨管教为什么会在二十几个人中选择刘震宇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刘震宇也许是遵守监规最好的犯人之一，他唯一的问题就是不断地向法院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件。也许劳改队当局不喜欢这种犯人，要将他作为批斗的重点。
那天下午，我仍在礼堂学习。这次是由一个叫高志明的年轻人交待罪行。高志明瘦瘦高高，大大的眼睛，讲一口岳阳话：“我在高中读书时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那时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却花了很多时间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由于我的思想反动，我写了一篇文章试图论证列宁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思想反动使我发现列宁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著作不相容。”
杨管教打断了高志明的话：“你不要在这里继续放毒，散布你的反动思想。不要讲你的反动观点，你要深挖你的反革命罪恶的根源。”尽管高志明说话细声细气，一付自卑的样子，杨管教还是打着官腔批判他：“你们就是有反革命野心嘛！马克思主义还要你研究干什么？共产党毛主席早就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好了，你只要遵照执行就行了，学习就是了。还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毛主席，想另搞一套。你们用马克思反对列宁，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列宁主义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嘛！高志明，你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家庭，从小就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对你父母的压迫，这就是你犯罪的根源。”
我听杨管教的这番批判，心中暗暗好笑，看他那付得意洋洋的样子，似乎自认为政治水平很高呢！由这种人来批判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除了戴帽子压服之外，大概不会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那天晚上在礼堂召开全大队八百犯人的大会，批判不认罪服法的刘震宇。可怜的刘震宇缩着脖子低着头站在台上显得更矮了。照例是值班犯人带头念毛主席语录：“刘震宇（原文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几百人跟着呼喊，把个可怜的刘震宇吓得直哆嗦。接着就是几个犯人发言批判他，两三个小时的批判大会，刘震宇已经满头虚汗，脸色苍白了。
这次批判大会一个星期之后，大队又开过一个动员“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大会。大会上，大队长表扬刘震宇有很大进步，刘早已表示认罪服法，不再上诉。接着，刘震宇就被派去守瓜棚，当“自由犯”去了。自由犯有的守菜棚，有的守瓜棚，他们都独自住在监房外田野上的草棚内。没有干部监视他们，行动相当自由。够资格当自由犯的都是干部信任的人，干部相信他们不会逃跑，不会搞当局不喜欢的活动。所以刘震宇得到自由犯的身份，说明当局已经十分信任他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产生了两种猜测，也可能刘震宇从来没有逃跑的思想，也十分遵守监规，他只想遵守合法的程序申诉，所以干部批判他不认罪，但并不妨碍信任他当自由犯；另一种可能是，刘震宇本来就当过共产党干部（一九五七年之前），也许劳改局对当过共产党干部的人从来就比较信任，不管什么原因，总之，刘震宇当了自由犯，这是当时劳改队犯人中最高的地位。他的行为比以前更加驯服，经过那次批斗大会之后，他见人就低下目光，一付顺从和自卑的样子。他再也没有申诉过，直到一九八七年中共为所有的右派分子平反。这大概是劳改当局改造政治思想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了。
（选自杨小凯著《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