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澳洲新闻网》（News.com.au）9月18日的报道。又是一天的极度折磨，刘锦涛（音，图1）的身体痛到发抖。
大头针扎入他的指甲，他被疼醒了。然后，他被强迫定定地站在一个院子里约18小时。如果一动，就会遭到毒打，就可能没命了。
每一秒都极度的痛苦，这种惩罚让他的双腿肿胀，身体想要弯下去。他不被允许上厕所。时间成了他的敌人——但不是最糟糕的敌人。
这是刘先生2006年到2009年在北京一系列看守所和劳教所里长时间关押中“通常”的一天。
在那里，他遭到电击、医学检验、强制灌食、殴打、暴力性侵犯，还有狱警们设计出来的其他酷刑方式来加以羞辱及最大限度地造成痛苦。
但是，有一个特定的惩罚，给刘先生烙下了最深的心理伤疤。“有一次他们四个人（狱警）把我扒光衣服，用那个刷马桶的刷子插肛门，说要把我插到变成同性恋”，刘先生告诉《澳洲新闻网》。“他们扯我的阴毛，玩弄我的生殖器。”
他唯一的“罪行”是修炼法轮功，一种基于“真、善、忍”指导原则的修炼功法。
令人震惊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府一直在对无辜的国民和被判刑的犯人实施这些侵犯人权的暴行。而今天它仍在发生。
正在发生什么事，为什么？
刘先生，36岁，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并拒绝放弃其信仰而被关进中国最糟糕的监狱、劳教所和看守所成千上万人之一。
一九九零年代，法轮功变得如此受欢迎，据估计，有1亿学员，超出了该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促使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于1999年禁止了该功法。
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澳大利亚发言人Sophia Bryskine说（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然广泛，很多人“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被关了起来。
“在我们最近的研究和交流中，我们主要的关注焦点是良心犯，因为被虐待的规模仍然庞大”，她对《澳洲新闻网》说。
Bryskine医生说中国（当局）犯下的人权暴行是大规模的，由国家认可的程度，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予以谴责。
中国是澳大利亚商品和服务最大的出口市场，占了出口总额的近1/3，而且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不断增长。
2015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2013年至2014年的贸易总值达到近1600亿澳元。
但是，对于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真正了解多少？
“可悲的是，国际上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这个大规模杀人依然非常有限”，Bryskine医生说。
根据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一份2008年的报告说，“122个中国政府网站定期报告拘捕法轮功‘犯罪嫌疑人’，以及一些省和地方当局给报告法轮功‘逃犯’的举报人提供高达5000元人民币（732美元）的赏金。”
2006年，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Manfred Novak总结说，在中国所有的囚犯当中66%是法轮功学员。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2014年对警方酷刑及虐待嫌犯的一份报告披露，虽然中国引入了遏制暴力对待在押者的法律，但是酷刑仍然是中国监狱里的常规。
2015年12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给北京一年的时间来汇报在执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关键领域里取得的进展。
“委员会仍然严重关注持续性的报告显示采用酷刑和虐待仍然是中国刑事司法系统里根深蒂固的做法，该系统过度依赖于认罪作为定罪的依据”，该委员会说。
在自2008年以来首次审查中国酷刑记录为期两天的听证会上，中国（当局）否认关押政治犯，并说（在中国）酷刑是被禁止的。
根据目击者们的陈述，在中国的惩教设施中，最残忍的酷刑、虐待和杀害方式主要针对那些因为信仰而被迫害的人。
一些逃离迫害、被授予难民身份的人来到澳大利亚，他们向《澳洲新闻网》讲述了他们令人震撼的故事，力图曝光在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规模和严峻程度，希望帮助停止这些迫害。
剥夺睡眠和隔离关押
当刘先生被“带走”时，他在化工领域本有着充满希望的职业前景。他被剥夺了自由，开始忍受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几年。对于他来说，生活将再也不会与从前一样。
那时他是中国石油大学一名攻读化工技术的研究生，一直是最好的成绩，受到许多同学的喜爱。很多人也知道他修炼法轮功。
刘先生说有的学生知道他即将毕业，能够轻易地找到工作，就比较嫉妒，向当局举报了他炼法轮功。
他不会说英语，但是他带有深度恐惧的眼神讲述的故事超越语言。
“（警察）把我抓去，没有给任何理由，他就是看我在学校的电脑上有法轮功那些书籍、资料”，刘先生通过一名翻译说。
之后他被逮捕，刘先生被直接送进一家看守所，在那里呆了一个月。
“没有正当程序，没有审讯，没有遵循程序”，他说。
“开始的时候，让我坐在一个小塑料板凳上，坐很长的时间，不让动。
”我被迫整天坐在那里，而且不让上厕所。
“当他们看到不奏效（不能改变我的信仰）时，他们就让我站着。站一整天，直到我的双腿肿胀。还不管用，他们就减少让我睡眠的时间。
”他们半夜用一根（大头）针扎进我的指甲里，把我弄醒。如果那时睡三个小时，就变成了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就完全不让睡觉。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持续地折磨，直到你屈服。“
刘先生最终锁在一间单独关押的牢房里一年。他说也正是法轮功信仰帮他度过了他最黑暗的日子。
”我尽量坚持真、善、忍的原则行事，没有用仇恨或暴力来行动“，他说。
”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我真的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和虐待，以致我会放弃。“
刘先生说，最终他”再也承受不住了“，所以同意签署一份声明，宣布他会停止炼法轮功。
”我并没有真的放弃“，他说。
”有一件事，帮助我走过来而没有死，就是我想揭露这种暴行。“
电击
法轮功学员林鸿斌（音，图2），43岁，曾是中国部队里的一名海军军官。当他因其信仰受迫害时，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
他在一家劳教所里被关了一年半，尽管没有受到任何的犯罪指控。2002年他获释时，他在一个横幅上写下了”法轮大法好“。此举导致他被控”破坏执法“，被判入狱6年。
林先生说他第二次被抓后被判时，他对于能被释放不抱希望，因为（当局）不允许代表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做无罪辩护。一些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被逮捕和关押。
”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林先生说。
他说，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被用电棍电击，狱警利用里面的罪犯来协助迫害法轮功学员。
”我在监狱里的第三天，因为拒绝承认我犯了罪，监警就开始通过各种方法折磨我，比如用电棍电我“，他说。
”电我的时候，他是拿了两条电棒，两个警察，旁边还有很多犯人。就压着我，有的是踩着我的脚，有的是把我的手反抓抓到后面。把我压在地板上，我的两个腿上踩了许多人“。
”然后他们电我的头、脸和下部身体。他们电我电到他们的电棍都没电了。
“电击我之后，把我铐在铁床的床架上，剥夺我的睡眠，一次长达15天不让我睡觉。”
林先生在一个茅坑旁边睡了大约一年。他生活的空间“比一张椅子还要窄，大约1到2米长”。
“我常常被强迫躺在地上，双手反绑到后面”，他说。
“我感到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那些卫兵对待人比对狗都不如，他说。
“食物就放在肮脏的地板上，没有桌子”，林先生说。
“当我们吃的时候，就在地上吃。
”警察任意地对待犯人和对待我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侮辱就侮辱。
林先生说，他被关押的时候，目睹了许多其他的政治犯被折磨和侮辱。
“一个监管牢房的人，当着很多犯人的面，让另一名犯人脱光了他所有的衣服，当众虐待他，把他弄到太阳底下晒，作为一种侮辱的方式，因为他觉得他完成的劳作不够多”，林先生说。
“我没有安全感。我很绝望。共产党不把人当人来看，没人性，因此我从来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
一些囚犯被折磨致死，他说。
”我感到在澳大利亚，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是如此的不同“，他说。
”在这里，人们甚至不想伤害动物，尊重人和人类。
“在中国，不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
“劈叉”
岳常志（音，图3），78岁，当她因修炼法轮功被抓捕时，是中国航空部门的一名电子工程师，一名画家。她在北京女子监狱被关了4年，尽管从来没有被定罪，她在那里遭到极度的酷刑折磨。
“在监狱里，我多次遭到不同方式长时间的折磨”，她告诉《澳洲新闻网》。
“9名警察折磨了我5个小时，导致我多处骨折，例如颈椎骨折，脊柱变形，骨盆变形。
”九个人突然上来，把我抓起来，强行摁倒在地上。他们打我，强行打我，扭我的两个手……他们还会打你的牙齿。
“他们九个人把我摁倒在地上，然后扶我坐起来，把腿一字型的拉开，就是大劈叉啦，
”我的腿自己肯定是劈不那么开嘛，他们几个人同时往外拉、压、踩。
“当时就听到咔、咔两声，一个是（我的）腰部折了，一个是背部折了。”
“后来，在我几乎没有意识的时候，他问我是否还要炼（法轮功）。”
强制灌食
张凤英（图4），66岁，2013年的时候因为炼法轮功是被从家中绑架走的，先是送入一家看守所，后来送入一家劳教所。她从来没有被控罪或被定罪。
“在2000年的时候，我绝食抗议时被两次强制灌食”，张女士告诉《澳洲新闻网》。
“那个时候，他们强行给我灌食时，4个人把着，两人摁着脑袋，两人踩着腿。他们把我仰面朝天的这样就灌，我就开始往上呛。
”他们特别野蛮，当他插管子的时候，不是慢慢地插。他强行打鼻子插下去，插到胃里。插不好就插肺里去了。
“水灌完了以后，人就好像窒息了一样，就奄奄一息了就感觉着，就好像没命了。”
（本调查是《澳洲新闻网》系列调查报道三部分中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讲述中国秘密的洗脑中心，在那里政治犯被强制观看当局的宣传录像，直到他们同意改变他们的信仰。第三部分将检视强制性的医学检验，犯人们被检测及因为器官而被杀害。）
原文链接：Extreme torture：Inside China’s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