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常为当年所做的错事折磨，有时深夜醒来，就不能再入眠，我无法解除沉重的负罪感。负罪难脱的人是悲惨的人，如果永远不得解脱，同活在地狱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忏悔才能得到救赎，也曾考虑对受害者及亲属进行道歉的可能。当前出现的“忏悔”论争，使我意识到对个人的侵犯，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侵犯。私人化的过失忏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但是作为一种带社会性质的犯罪，进行公开忏悔是一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我愿意公开地忏悔，以证明我的诚意，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救赎。我打算发表这篇短文，或是上传到互联网上。对于具体受害者，则等待私人化的机会进行谢罪。
1966年，我还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但是作为一个“红五类”，我积极地投入了“文革”运动。我曾满怀热情跟随一些中学红卫兵参加了“鬼见愁”对联的辩论会，支持过“血统论”，还追随他们参加了“红八月”的抄家活动，并有过两次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我参与的所有抄家中，性质最严重的有三次。
其一，参与抄“大右派”章乃器的家。这次抄家有机关造反派、中学红卫兵，我只是一个追随者，但是在最初却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我参加了对章先生的围攻，喊过口号。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对章先生进行身体伤害。抄家没有结束，我因为学校有事就退出了。
其二，抄一个资本家的家，地点在史家胡同幼儿园边上的一个院子里。我当时是一个小学红卫兵的头头儿，带着几个小学生接受一些中学红卫兵的领导。我在这里有过两次加害行为，一是对无辜者抡皮带。我所受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是不允许打人的，这些教养多少挽救了我，使我当时抡皮带只是摆样子，并没有真用力打。一是用水戏弄恐水病患者，几个红卫兵把她绑在椅子，试验她是否怕水，我围观和插手了这一残忍的“试验”。
其三，抄一个市民的家。地点大约在南小街的一条胡同里，是一个两口之家。他们是普通知识分子，看上去像小学教师。当时有三个红卫兵组织在场，抄出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外国民歌。女主人因为丧失了心爱的唱片，悲痛欲绝地叫喊起来，她的丈夫极力去安慰她，这一场面使我受到强烈震动。
抄家本身是一种严重的暴行，特别是我担当的职务，领着组织成员去抄家，所承担的罪责更大。我对组织成员也有失责的罪过，以我当时的身份如果能有所觉悟，本来是可能警戒或阻止相当一部分小学同学犯罪的。
在“文革”后期，保守派红卫兵失势后，我父亲所在机关的造反派们，开始以革命的名义整肃“联动”和“流氓”。我作为一个小学生处于批判运动的边缘，但也曾迫于压力，怯懦地在批判会上对一个邻居（初中生）做过批判发言，尽管这个人事后宽恕了我，还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但是我至今无法原谅自己。
章乃器先生已经去世了，在这里我向章先生的亲属，以及自己曾加害的人们表示道歉。我准备接受来自社会方面的追究和审判。
回想自己在“文革”运动中的心态，可以说是相当幼稚、愚蠢，甚至是昏乱的。当年自己14岁，对人生、社会和政治的知识极为肤浅，灵魂还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参加运动的动机其实比较简单，作为“阶级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接班”充满了向往，令我激动的是能以一种优越身份参与一场富于浪漫色彩的革命。我的“革命”动力，除了领袖崇拜，也有利益驱动，只不过当初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的我既没有思想，也缺乏判断力，甚至不具备真正革命者的勇气。我只是一个准备去革别人命的人。
回首我的过去，我看到的是一个渺小、丑陋的形象。就在那一刻，我的命运已经被确定了。作为一个对自己行为缺乏责任感，对自己无法负责的人，却去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
我知道，悔罪的话语是苍白无力的。忏悔与灵魂自救有关，但对已犯的罪行无补。用血写的罪，不能用墨来补偿；用行动加害的罪，不能用道歉来补偿。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切实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呢？只有用己血来洗他血，以己泪来抵他泪，以义举去抵偿罪行。所以不仅要忏罪，还要设法抵罪，以各种方式补偿社会。
我现在知道只有用善行来抵消恶行，才能切实地疗治心中的愧疚。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道路。我鼓足勇气踏上这条路，以求得到获救的希望。虽然救赎之路对于我来讲，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但是我知道，只有走上这条路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人的生活，才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我知道无论我是否向受害者进行了请罪，如何谢罪，是否得到宽恕，我的罪也是永在的。我的负罪感不会减少。我必将负罪而行，直到死亡。我并不因此而沮丧，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宿命，这就是我的人生。
由于我的灵魂欠缺力量，我知道自己的忏悔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我的反思也许仍然掺杂有文过饰非的因素。我的救赎之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