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愿回忆，未敢忘记
我是在去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中认识他的。那天是阴天，下着毛毛细雨。烛光晚会上没有泪水，也没有激情。人群静静地聚集，又悄悄地离去。他一个晚上都站在一边，沉默不语，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后来偶尔在一位北大老师家的聚会里见到他，每一次他都说话不多。他具体说过些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在今年新年的聚会里，他提到13年前有一个孩子死在他的怀里，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他说话还是那么地平静，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眼里的泪花。
转眼又到了四月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地流泪，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样的感情值得用13年的泪水来洗刷呢？13年啊，天若有情天亦老。
在我情绪很低落的时候，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正在看“天安门”记录片的录像。“我看到我自己了。我那时候还穿着一件北大的T恤。那时候真年轻啊！那时候真年轻啊！现在看起来，恍若隔世！”他一连用了两个“真年轻”，那颤抖的抽泣声吓了我一调，我顿了一会儿才确定在电话那边说话的是他。原来害怕过四月的不止我一个人。
“可以跟你谈一下吗？”我轻轻地问他。
“好啊，过一段时间吧。”他说。
“好的。”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回忆的，至少我自己没有。回忆意味着再次受伤。13年来，我们都在逃避回忆，但却无法忘却那个不能忘却的纪念。
一直等到5月中旬，他都没有跟我联系。又过了两天，他意外地给我打来电话，说很想跟我谈一谈。那天也是一个阴天，下着雨。他说刚刚看完我给丁子霖妈妈做的采访，心里很难过；早上出门时，看到这种五月的阴天，突然想起了13年前北京的六四清晨。他说那天也是这样的下雨，他的心情也是同样的阴郁。
我们的谈话开始时，雨越下越大。“都什么时候了，还是这种阴冷的天气。真烦人。”他说。
“如果是冬天，知道天气是这样，也就算了。现在应该是夏天了，还这样。每天就抱着希望说他明天会天晴，会出太阳。”他接着抱怨。
“哀莫大于心不死啊。”我不经意地回答到。
我们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
对话从谈他对89年的记忆开始。
“那是一个尘封的记忆，你都觉得别人都不会再提起那些事，自己也尽量不去想，好象是一个将会被淡忘的记忆，但是其实那是心头特别大的一个伤口。不管你任何时候不小心碰到它，你都会感到痛，有时候你甚至不愿意去碰那个伤口，你每一次碰，那种痛，不是说只是心痛，而是整个人都在痛的感觉。”
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总说的“六四情结”吧。从13年前开始，许许多多的89人心里就象上了一把锁，但都没有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这把锁打开，或许这是一把永远都打不开的锁。
二、参加学运与第一次痛哭
1989年，他是北京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跟大部份的北大人一样，他每天在湖光塔影的陪伴下上图书馆、听讲座；周末到大礼堂看电影；从食堂出来到三角地读大字报；在未免湖畔死去活来地爱与被爱；听崔建、迷罗大佑、看米兰昆得拉。当然，少不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特别是北大人的责任感：
“在我印象中当时的北大人，实际上在后来贯穿89自始至终的过程，大家都有一种特别强的责任感。当时觉得国家在一个选择的岔路口上，都对国家的未来，特别是对政治体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但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腐败官倒这些事情。”
学生当中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这就是89前燕园的气氛。就是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参加了学运。
在1989年4月22号，胡耀邦追悼会的前一天，他和百万北京高校学生连夜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递请愿书，目睹了郭海峰等三人跪递请愿书的一幕。
“那个场景我是在现场的，那对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当时大家离得很远，大概中间隔了十几排的武警，看到他们在武警的后面，跪在人民大会堂那么高大的殿堂，宽宽的台阶，粗大的柱子，他们三个瘦小的人影，跪在那里，把请愿书举在头顶。大家心中的悲愤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发泄的程度了，成千上万的同学在广场上一起痛哭。”
成千上万的天安门孩子，从黑夜等到白天，“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等着代表他们国家的政府来接受他们的跪谏。那一跪；跪去了多少民心，那一哭，哭走了多少希望。不过，至少那时候大家还会哭，还愿意为中国哭。
三天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代表国家，代表政府把运动定性为动乱。
三、参加绝食与第二次痛哭
在“阳光灿烂的”5月13日，“在青春最美好的时刻”，他参加了北大的第一批绝食。13年后，他的胃总是疼。那是89年留给他的最仁慈的礼物——胃疼可以吃胃药，而心疼却没有心药治。
“为什么要参加绝食呢？”我问。
“其实绝食是前面的一种延续。绝食的直接原因是人民日报的426 社论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
“从4月22日到5月10号当中将近20天的时间，政府就对这件事情不闻不问，不理不睬。为什么我要参加绝食呢？讲实在话，因为绝食宣言里面的很多话都是我心里想的话：‘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我们想看一看政府的面孔，我们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从4月22号大家连夜、特别自律、有秩序地去天安门广场，直到跪在那里递请愿书，这种对国家的爱国热情真的是——苍天可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回应，那样一个社论完全是颠倒黑白的。”
就这样，他毫不犹豫地跟着绝食的队伍，打着胜利的手势，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盼回还”的标语下，走出了北大校门，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他，还有他的同学们，都没有料到，等到他们在六月份、在经历了生死重回北大的时候，北大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北大了。就算到了13年后的今天，北大有了更多的现代化设备，但北大可能永远都不再是80年代末“精神的魅力”里的北大了。
“当时是带着怎么样的一种心情走出校门的？”我问他。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无奈。整个六四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特别悲壮特别无奈的感觉，你一步一步地被逼到一种无奈的境地里。你总是想说要看看这些人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人性，当然最后实际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在天安门绝食了三个昼夜以后，他终于不支晕倒了。
“想过死吗？”
“想过。旁边的人都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整个街上都是急救车呼啸的声音。那时候不是说怕死，而是觉得你坐在那里一天比一天绝望，觉得在这个世道上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那时候哭坐在那里，其实身体已经没有感觉了，真觉得对这个世道绝望了。”
他说，参加绝食后，学校老师来看他们，在绝食圈外围，看到他们一个个憔悴的样子脸上、身上都是脏的，禁不住跟同学们一起痛哭起来。
今天，当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时候，不知是否还有人会记起13年前，中国的老百姓在那里留过汗、流过泪、流过血。
谈话至此已经好几次被哭泣声中断。他说这样回忆一次实在太痛苦。我无言以对。看着烟灰盅满满的烟头，真想数一数是不是有13个。我想换换话题，让自己的心休息一会，于是问他，为什么在“天安门”记录片里看到自己那么难过。
他说，在过去的13年里，他没有留下89年的一张照片，他是在13年后第一次在“天安门”里看到当年的自己。
“我其实反复看了两、三遍才确定那个是我，因为那时候跟现在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就是因为一开始看的时候连自己都没有认出自己来，所以真觉得恍若隔世的感觉。当时心里只有一句话：就是说‘那时候真年轻，实在是太年轻啊‘。89年才20出头啊。”
“那时候在天安门真的是想把这个国家的命运都扛起来，去天安门、去绝食、去参与运动。当你现在过了十几年再看一看，原来当时自己那么稚嫩，当时那里坐的每一个人，都是象我当时那么的年轻，都想用自己稚嫩的躯体和肩膀去扛这个国家的命运。你现在看起来会觉得很不公平，那样的担子对于当时年轻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从六四到现在已经13年过去了，你看看现在的自己，猛然会感到这样的担子可以把人摧残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十几年自己就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担子走过来，人的变化会有多大。
“有时候想想现在生活在这么一个自由的国家里，看看这里20多岁的孩子，我会觉得非常的羡慕。回头想想自己20多岁的时候是在那么样的一种撕心裂肺的心情里度过，你会觉得很不公平。”
四、屠城之夜——欲哭无泪
89年是怎么样的“撕心裂肺”呢？他回忆了6月3日晚上的经历。
63的晚上北京特别的热，是酷暑。他走在复兴门到军事博物馆的一段长安街上，想都没有想过西长安街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条血路。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真的会有坦克进来，真的会有子弹从机关枪里打出来。谁都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没有想到他们在策划这样的一个屠杀。那时候整条长安街上都是人。”
他顺着长安街走，看到不断地有人从长安街上被抬下来，几个人抬着一个人。几个小时以后，他遇上了那个在他怀里永远的离开了这个美好的世界的孩子。
“在我撤下来之后，在长安街旁边的一条马路，叫‘三里河‘。当时就有人把他抬下来，那几个年轻人看着都象学生，在很焦虑地问‘哪里有医院？’我就跟他们讲‘儿童医院就在旁边。‘他们就说‘那你就把他送到医院好了‘，他们又急着回去救其它受伤的人。因为当时天已经黑了，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孩子伤在什么地方。我叫了辆出租车，想尽快把这孩子送到儿童医院。我就抱着这个孩子。他那时候好象已经没有知觉了，只是浑身上下都是血。”
他说那孩子看上去不会超过20岁：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针织背心，一个很随便的短裤，我想他可能是吃完饭出来乘凉的。他除了手上带了一块手表之外，身上任何东西都没有，可能不是很刻意出来的。”
到了那个时候，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医院，一打开车门，就有市民上来帮忙，看都不用看就知道孩子是要急救的，因为已经去了很多人了。
“从门口到急救室当中曲曲弯弯要转很多弯的，从门口到急救室的路上一路都是血，你就不用认路了，跟着血路就可以进去。”
他把孩子送到急救室时，里面已经有几十个人在等着抢救。
“那种场景你现在根本想都不愿意去想。那里面受伤的人都在那痛苦地喊。大夫根本就救不过来，躺在地上的，坐在地上的。这些场面留在我脑子里是永远都抹不掉的，我告诉你，永远都抹不掉的。我们从小就读到血腥屠杀，血腥镇压，从6月3号那天晚上我才知道，那血不是写在书上的，那血真是腥的！”
大夫过来看了一下孩子，跟他说，这个不用抢救了，没有希望了。
“我作梦也想不到、根本就不相信，只有在那一刻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在躺在那长凳子上，血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流。没有几分钟，整个凳子底下就一大片血。”
他一直拉着孩子的手，直到手一点一点地变硬。
从医院出来后，觉得天崩地裂。
“我在街上象疯子一样的喊：‘他们在杀人！’我在街上喊：‘老天，如果你还有一点公平的话，你就让我跟这些杀人的人一起死！”
在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去医院看这孩子有没有人认领。每次到医院都希望发生的一切不是真的，只是幻觉。孩子一直都没有人领。
“当时真的在那里我就哀求医生说：‘这个孩子是我送的，如果找不到家人的话，我替他办后事。’”
那时候城里都在捉人，医生知道他是学生，劝他不要再管这件事。
“我去求那些医生，他们却反过来劝我，我们就一起在那儿哭。”
孩子的尸体最终是被收走统一处理的。
“我到现在真的可以清清楚楚的记得他的相貌。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愿望，将来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要等到什么时候，只要我还在世的话，有一天能把他的家人找出来。我要告诉他们他是在哪里死的，他死的时候我在他旁边。”
六四清晨，天下着毛毛细雨，长安街上，雨水跟血水混在一起，流在一起。
“别人把从木犀地到天安门那一段称为血路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20岁，是诗人笔下花季般的年龄。在他20岁的那年，在那个最黑暗的夜晚，一个穿白衣服的孩子，在他面前，倒在鲜红的血泊里。从此，他开始了一段灰蒙蒙的人生。
“其实从六月四号早晨开始，我看到街上阴冷的、飘着雨的天气，一直到现在，13年过去了，我觉得我心里面永远是一种阴郁、灰暗的人生。我对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不再存任何幻想，对人世间的公理、正义与人性再不存半分的信念。”
他说，六四之前，从415胡耀邦去世、到519的戒严，他还是对人性抱有希望的：
“你觉得只要是人的话毕竟都会有人性的，都会持哪怕是一丝的善良的心。过了63夜里，我再也不对人性报有任何的幻想。这些年我也有过快乐的时候，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事业有发展，出国等，但是心底里永远抹不掉64早晨的阴郁和黑暗，它就变成了你人生的一个部份。”
他突然提到911后看到有关机构提供心理辅导，感慨很大：
“好象才知道原来人受伤了需要别人抚慰。可是我们当年是怎么样的呢？不管你经历了什么磨难痛苦，你身边的人被捉了，你被迫改变自己的观点，要开会要学习。现在想想：那种对人的心灵的扭曲，要那么年轻的人去承受，实际上是很残忍的事情。你不要指望有什么人来给你什么安慰，反过来你要面对很大的压力。”
五、六四后——“活着，象牲口一样活着”
从64到大学毕业前，作为一个幸存者，他苟且偷生在世上。用他的话来形容，“活着，象牲口一样活着。”
“当时大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血淋淋的现实，没有经历过情感的大起大落，没有经历过对人的精神的这样强烈的扭曲、这样不公平的对待，大家心里的压抑和负担都是很大的。那时候的政治气候已经完全转变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已经完全不能再讲，但每个人都明白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心里都有一个最大的不甘心，不情愿。”
在那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想做一个人其实也不容易。
他特别提到毕业前的心情：
“看到很多朋友被处分，受迫害，好朋友以后再也见不到了。那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排解，大家就在一起听罗大佑的歌，听‘恋曲1990’，每一次聚会都放这首歌，直到喝醉过去。”
六四以后，连“国际歌”这样的歌也都成了敏感歌曲了。罗大佑大概也没有料到，他那句“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匆匆怎舍蓝蓝的白云天”会成为无数劫后余生的学生们的心曲。
在大学毕业后的很多年里，他尝试留在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却还是觉得自己不被这个国家所容纳，这样的流亡心态令他无法继续留在中国。
“我们从小受到过太多的爱国的教育、英雄的教育，你说我们在89年还有什么没有付出？你在面对这种血淋淋的现实的时候，你就觉得被抛弃，被自己的国家所背叛所抛弃。你的心里面再也不认同这个政府，每天要在它的统治下生活，内心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冤。很多时候我觉得心里面背负的不是恨，因为毕竟我是中国人。你让我去恨我这个我出生的国家我做不到。我心里背负的不是恨，是一个莫大的冤。
“即使你住在中国，你一样会有一个被抛弃的心态，你会觉得你跟这个社会不相容，你整天听到那样的宣传，但心里明白：在89年，在中国，在北京，就在你脚下踏的这块土地上‘有那么血淋淋的一夜，有那么黑暗的一个夜晚。’你会觉得自己对人性的善良的所谓信仰都被摧毁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不会再把中国作为你自己的精神家园。”
为了一个冤，他选择了离开，去寻找他的精神家园。
六、何处是吾家？——出国后
“在国外，觉得特别特别的矛盾。象我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即便在国外的时候，自己的思想总是会被中国的事情所牵动，你认同你的国家，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同时你又痛恨这样一个政府，痛恨这样的专制暴政。你总是生活在深深的矛盾中。
“我们学历史学地理，都说我们的祖国多伟大。上中学的时候，国庆35周年，大家真的是觉得这个国家多好啊，改革开放，多有希望啊。我们跳着新疆舞，拿着鼓，几百人的大横排从天安门走过。我们从小就是受这种教育的，你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割不断的。”
国庆35周年，也就是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那一年。那一年，许多因为79民主墙而被捕的异见人士，还被关在秦城监狱里面。五年后，秦城里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从反右到文革到民主墙到89，中国人在一代又一代地承受苦难，蒙受冤屈，每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都充满了磨难和泪水，而所有所有这些血写的事实都被墨写的谎言掩盖了。
“在国外总会想起国内的好人，在困难的时候真正帮过你的人，他们在生死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真诚和善良，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会觉得跟他们有一种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联系。”
他说，有人认为：既然已经选择出国，还打算入外国籍，就没有资格谈爱国。谈爱国是一种虚伪，他认为这不是虚伪，而是一种不得已的矛盾。
“要讲爱国的话，我们比任何人都有资格谈论爱国。我们为了爱这个国，几日几夜不吃饭，坐在天安门。89年以后我经过了10年才离开中国。留在中国，我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功，我在社会上有地位，我从事专业工作，受到别人的尊敬，这些都会让我有很大的满足感。但是从64那个阴深深的早晨开始，在你心头的这种灰色的基调就永远都没有办法抹去。我们这一代人在89年是那样的真诚、对这个国家是那样的忠心，换来的却是血淋淋的现实。
“但是出国后会有很大的矛盾，看到西方媒体说中国不好，你会觉得很难受，觉得不服气。但是如果让你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中国辩护，又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办法为这样一个政府辩护。实际上在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你没有办法认同这样一个政府，他们所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认同，在整个国际社会里代表中国的这个政府你没有办法认同。从89年以来，我们背负在身上的这种冤屈，现在已经变成了沉冤，而且现在看不到这个沉冤有见天日的一天。”
他说，生活在国外觉得很不顺心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觉得孤独的时候，就会想家，但同时也觉得被自己的祖国所抛弃，带着这样一种流亡的心态生活在国外，日子就会比别人过得辛酸。
听到他这么说，我就在想：世间上，有多少人愿意离开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祖国，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说一种陌生的语言，去融入别人的主流社会呢？13年后，这些曾经愿意用生命来晴朗共和国天空的个体，都被放逐、或者自我放逐到海外，过着没有根的日子。为了爱这个国，他们都离开了家。地大物博的960 万平方公里，连一个异见的声音都容不下，难道这就是叫我们骄傲的祖国吗？如果真的象教科书上总说的，祖国是母亲，人民是孩子，母亲为什么不能让孩子们回家呢？王若望老先生，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有尊严地回家，都不能实现，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吗？
这些飘在国外的孩子，都那么地盼望有一天可以回家，有尊严地回到中国的家，尽管这个国曾经背叛过他们，抛弃过他们。那种感觉就象苦恋——你没有办法恨自己最深爱的人，就算最终无法跟对方走到一起，你知道自己一定会把这份爱永远地藏在内心深处，直到永远。
最后，我问他有什么心愿。
“有一天要是中国真的可以公开地纪念64，我没有别的心愿，就是想跟当年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起去天安门痛哭一场。”
他还希望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在国外看到人们与生俱来的、天经地义的权利，中国人却要用一代又一代人的鲜血去换取就觉得很难过。平常大家提到89，多半是讲中国政府的残暴，但很少有人讲到人民，讲到那些普通的百姓在面对屠刀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这么好的人民，这么善良的人民，他们跟全世界任何的民族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独独他们享受不到做人的起码的尊严和权利，在20世纪的80年代，为了争取这样的尊严，他们要面对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士兵。”
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他拿出了两首他最喜欢的歌，一首是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一首是“SAILING”。他说六四后的几天里，北大校园一直在放“亚细亚的孤儿”，而SAILING则是他在北大广播站被取缔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我们在一遍又一遍的听着这两首歌。罗大佑那略带苍伤的沙哑和那重重的吉他声狠狠地敲击着我那颗疲惫不堪的心。SAILING载满了无数曾经面对过死亡的天安门孩子将要面临远航漂泊的无奈，亚细亚的孤儿则象在预示着经历过一场历史大悲剧后的89一代终将要承受的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苍桑。
黑夜过后，太阳在清晨依然升起，13年光景，在历史的长河里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一个个体来说，13年可以是青春的全部。生命匆匆，年华水逝。从小学就开始的共产主义教育总教育我们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而我们最终居然成了这种非人性教育最大的胜利品，和牺牲品——背负着一个不应该属于我们的十字架，从上一个世纪走到今天。
六四已经远离我们十三年了，当年的一切一切，仿佛都变得久远而又物是人非。也许你如今身在国内，位居高位，身不由己；也许你还是一个人在黑暗中独自挣扎，看不到光明；也许你在国外为生计奔波，忙于赚钱养孩子买房子；又或者你在忙于写paper作研究，但请你不要忘记：在十三年前，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黑暗的夜晚；不要忘记那些为民主自由的中国而流泪滴血的灵魂；不要忘记那些至今还因那场灾难而蒙难的天安门母亲们……
这些天来，在我整理对谈录音的日日夜夜里，每当妈妈提醒我不要忘记吃饭，每当她在清晨问我是不是又一夜没睡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自由地活着是多么地幸运和美好。生命中确实有很多的不能承受之轻，但至少我们还有明天，我们还活着。很多本来可以象我们一样活着的人，在1989年6月3日晚上，永远地留在了长安大街、留在了天安门广场。
不知道亚细亚的孤儿们还要漂泊到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回家的一天。苦恋最痛苦的结果就是：牵挂千年，终究是陌路断肠。
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我都会在心底里守护着北岛笔下的信念：“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的是血红的黎明。”
最后，我希望把亚细亚的孤儿和SAILING送给所有对89年有记忆、有感情的朋友们：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什么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气／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The Asian Orphan ——Translated by Feng Qing
The Asian Orphan is crying in the wind. His yellow face is covered with red mire. His black eyes is filled with white fear. The west wind is singing a sad song in the East．
The Asian orphan is crying in the wind. No one is willing to play a fair game with you. Everybody wants to take away. Your favorite toys. My dear child Why are you crying？
How many how been pursuing to solve this unanswerable question？How many have been sighing hopelessly in midnight. How many tears have been wiped off in silence. My dear mother. Why is this so？
Sailing
I am sailing，I am sailing，home again. Cross the sea．I am sailing，stormy waters，to be near you，to be free．
I am flying，I am flying，like a bird. Cross the sky．I am flying，passing high clouds，to be with you，to be free．
Can you hear me，can you hear me. Through the dark night，far away，I am dying，forever trying，to be with you，who can say．
Can you hear me，can you hear me. Through the dark night far away．I am dying，forever trying，to be with you，who can say．
We are sailing，we are sailing，home again. Cross the sea．We are sailing stormy waters，to be near you，to be free．
Oh Lord，to be near you，to be free．Oh Lord，to be near you，to be free，Oh Lord．
《华夏文摘》二〇〇二年六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