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中国男人通常不谈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认为很多脆弱时刻，让他找到了力量，看见了某些温暖。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有一种中国文明里特殊的谦虚，以及任何文明里都欠缺的包容、忍耐和脆弱。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里，他提示了每个不同生命所面临的难题，变成了最会说别人故事的人，某种程度也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处理得极好。为什么你觉得脆弱对你那么重要？
李安:大家看到我都是风光的一面，当然我也想表现风光的一面，尤其是在台上时，因为我发觉不仅能给大家很多鼓励，也能给社会正面能量，不光是我自己好面子。事实上，我经过很多失败，脆弱是我的本质，但不晓得为什么我用戏剧的方式反而表现了我的强项，成为一个成功的示范。
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来，也因为从事艺术的我有这种真诚，所以才会动人！我因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而戏剧是检验人性、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艺术，强的东西不太容易动人，你脆弱时，大家就会替你着急，帮你演戏，而这时是最动人的。我常跟演员说：“如果你表现这么多，根本就不需要同情，你的作用是让别人帮你着急，帮你演戏，因为你再怎么演，也没有观众的脑筋演得好。”同样的道理，我想我很受大家喜欢，可能跟我的样子不是很强硬有很大的关系。
我小时候是个非常瘦弱、容易害怕、容易哭的人，从小碰到什么事都要哭，一年级时，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很容易被东西吓哭，是很没有用的一个人。看电影如果是哭戏，我会哭到整个戏院都在笑说：“你看，那个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还是停不住抽泣。小时候，我就对很多事很有同情心，但也因为我很瘦小，所以常常很害怕。我在花莲师范附小时，有我怕的事情。到了台南也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而且台南公园小学又是大学校，在这样一个本省的陌生环境，我常常很害怕。
初中成长期，我个子特别小，初一大概是一百三十几厘米，高中才过了一百六十厘米。到了高中更糟糕，我父亲是校长，但我还是很害怕，不晓得在怕什么，书也念得不是很好，本心是个很脆弱、很乖的小孩，从来不敢反抗。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四十多岁以后，我竟拍一些别人不敢拍的东西，就是很喜欢！上手一个片子以后，才发觉很可怕，而我就是每天把该做的工作做好。
电影有两件事对我来说很奇怪，第一，电影对我很简单，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做得那么吃力，像我在电影学校时，不太会讲英文，但不晓得为什么我一做电影，大家都会听我的话。学校毕业以后，有一部台视电视剧愿意让我去打灯，不管我是打灯、打杂，或是在纽约拍片，从早上开始到下午，我就变成导演，每个人都听我的。
而且我的脾气很好，很少发脾气，很认真做我的事，不太能够骂人，因为大家都拼命给我想要的东西！我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甚至有五代、二十年不讲话的家庭聚合起来一起帮我，这种事情一再地发生。台中市、台北市也很帮我，我在台中时，每个人都在看我要什么。我的职业很奇怪，大家每天都会来问：“你要什么？”无形中，我做出一些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成绩。
其实在拍《理智与情感》那部电影时，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但手上却有英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剑桥、牛津毕业的最顶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讲上话，可是我也因此更注意他们的表情，也把它拍出来，还提名七项奥斯卡，事情就这样一直发生。我常常拍完以后，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觉，所以，我的人生其实很矛盾，但后来我也认命了，觉得你们喜欢就喜欢吧！
陈文茜:这句话突然感觉有一点骄傲？（现场一片笑声）
李安:因为太多的谦虚看起来会有虚伪的感觉。不过，谦虚是我的本性，不是我做出来的，有时我要很体面，因为想为台湾、亚洲人争面子，这样就能壮大自己的勇气，不断给自己不同的理由让自己体面一点。其实我的本性跟妈妈很像，是个很依赖人、脆弱、害怕的小孩，也很像台湾人的个性。有些台湾人从小到大都在输的环境、害怕的状况下长大，内心很脆弱，长大以后，也不是说要强硬，而是你的真诚不光是面对自己的脆弱，有时胆气壮一点也是真诚的一部分，我尽量训练自己，不要那么怕。我有挫折的地方，也有做作的地方，就是你们觉得我还不错的样子，那些其实是我做出来的，因为我本性其实是害怕、喜欢躲起来的人。我想我也不谦虚，我拍电影好像还不错！
我一直拍到《断背山》，我的第九部片子，才觉得其实我还满不错的，一下子就可以把事情处理掉，还挺会拍片。我一直拍到第八九部才有这种感觉，前面都是在很害怕的环境，可是后来就变成必须要学我很怕的东西，不然好像就不够真诚，后来也有这种心情在里面。不过，那是一种反求诸己，必须要真诚面对害怕的事情。但拍电影应该要有新鲜感，就像麦当娜唱的“Like a virgin”，也就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做”的那种感觉。
陈文茜:你从小在台湾长大，很爱哭，一直都是输的感觉，通常这样的孩子到了美国，那个输的感觉会更彻底，因为台湾到底不是一个完全歧视你的地方。可是到了美国，你怎样在一个让你更脆弱的地方，居然慢慢找到了自己？若用一种社会定义来讲，你失败了非常久，可是你怎么从来不会用那个角度看自己？
李安:自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天生的，这个我比较少；另一个是外来给的肯定，当大家给你的肯定多了，你自然就会产生“自己也不错”的样子，有一种自信心。像当总统也一样，一开始可能很害怕，但阅兵几次以后，那个样子就出来了，市长也是，几次会议、演讲，样子就出来了，做导演也一样，刚开始不敢讲话，后来也不晓得为什么自信就会渐渐出来。
我刚到美国时当然很害怕，比刚进台南的小学还害怕，因为语言不通，而我们从小就看美国电影，所以很崇拜他们，当然电影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我们不晓得，以为美国人就是那样。所以到了美国，一看到白人是既兴奋、又新鲜，好像走进布景一样。记得有一次放学，看见他们打美式足球，男的又快又壮，女的又漂亮，裤子穿得又短，就觉得很自卑，感觉他们又聪明、又优秀、又漂亮、又健壮、又白，看了之后觉得很沮丧。
因为学戏剧语言很重要，要不断沟通，而且都是涉及文化的东西。其实前两年我都是半猜半听，吸收非常有限，所以，后来我的视觉能力变得比较强，而我又很会猜英国人、德国人、黑人、白人怎么想，也都猜中。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我各种电影都可以拍，其实跟我很会猜有关，因为我很会观察、猜测、揣摩、旁敲侧击，用各种方法抓到那个准头，这跟那段时间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那段时间虽然很害怕，可是我的命比较好，对戏剧有天分，一碰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害怕，在艺专时也是这样。
陈文茜:很多跟你有类似机遇的人，虽然也有谦虚的一面，可是久了，往往会觉得时代对不起他、政府对不起他，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只有愤世嫉俗的面向，为什么你没有？当然你现在不需要，可是你四十岁之前，很需要，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你没有？
李安:我不晓得那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以前我也曾被女朋友甩过，在当兵的最后一个月收到分手信，也就是被兵变。有两个月我真的很生气，因为在高雄海边当兵没有别的事，但过了两个月，我就觉得她很可怜，一个人在外面发生了变化，不晓得怎么办，所以我后来一点也没有恨她，因为我大概也不太有能力去恨别人，或真的生气超过两个月。
我在生气的逆境里有时会找到同情，觉得如果不爱或不原谅别人，都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生气只是别人要做的事跟我们相撞，所以不应该有恨意。恨一件事情时，受最大伤害的其实是自己，不是所恨的人，所以生气就可以了，不必做很激烈的举动！而正好我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很多仇我都报到了，但不是我自己去报的，是后来事实证明我正好有这个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