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我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王家湾，今河南省新县陈店乡王湾村，族谱名王成宝。柴山保，据说就是后来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唱遍中国的著名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地。
李德生在回忆录中说：“据解放初期统计，新县不足10万人口，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就牺牲了5.5万余人”（《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李德生和我同龄，他住的村庄李家洼紧邻王家湾。王家湾是新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庄，1993年10月编撰的《王南泗公家志》痛陈：“1927年至1934年……近千人口的王家湾，所幸存者不足300余人。”每当忆及那个兵连祸结、充满血腥杀戮和暴力恐怖的岁月，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可怜的父母、年幼稚气的四弟，还有众多惨遭杀戮的乡亲。80多年过去了，没有人提起过他们的名字，如今我已年近百岁，来日无多，有责任把知道的实情告诉后人和史学家。
一、母亲和四弟遇害
王家湾地处大别山深处，历来就是个很穷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全村只有后来成为红四军十师政委的王功在（我的私塾先生）家里有一匹白马代步。我家虽有一点祖业田地，但老人小孩多，劳动力少，从记事起，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能显示我家曾经富有的可能就是那栋祖屋。祖父兄弟六人，平均寿命不到39岁，最长寿的也只活到54岁。祖父行五，六祖父无子，父亲14岁时过继到六祖父名下。六祖父35岁早逝，六祖母及她的女儿无以为生，只好和我的亲祖父母在一起过。
父亲17岁就结了婚，母亲整整比父亲大10岁。1915年，我大哥出世，360天以后我又来到人间。三弟也只比我小一岁半，接着，四弟、五弟（早夭）和小妹来到世上。父亲常年患病不能下地，家里的土地只有雇长工去耕种。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虽然不能下地劳动，但也尽力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来补贴家中所需，如做粉条、肥皂、蜡烛等，只是他手艺不精，样样不如人家做得好；他做女人针线活用的铜质“顶针箍”还比较成功，可惜需求有限，最后只好送人。我们小小年纪也帮着父母养鸡，养羊。这么多孩子，可怜我的母亲是多么辛劳！我们兄弟几个从小身体都很虚弱，发育不良，常年长疮、害疟疾，夏天还哮喘。数九寒天都只能穿单裤，上学时提着火炉取暖，浑身哆嗦。每年冬天脚后跟都冻破流血，来年夏季才收口；到冬天又犯了。大家庭按人口分棉花，我们分得的棉花全靠母亲操劳，纺线、织布，给全家七口人做衣服、鞋袜。用笋叶和破布做的鞋底不结实，一双鞋穿不了多久。回想起来，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虽然艰苦，仍然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我从4岁开始就和5岁的哥哥一起读《三字经》、《百家姓》，6岁上私塾开始读《四书》，放学后要上山去捡柴、放羊。正准备读《诗经》的时候社会开始出现动荡，我的学业就此终结。可怜的四弟从7岁开始放羊，直到8岁遇害没上过一天学。
1927年冬爆发了黄麻起义，1928年开辟的柴山保是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1929年成立的鄂豫边苏维埃政权早于中央苏维埃。族兄王志仁（王成铭）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早期领导人。过去讲究辈分排行，王家的辈分自上而下为：自、成、功、才。我父亲王自纶和王志仁的父亲王自松素来相好，王家湾的红枪会就是王志仁的三哥王成奎发起的，我们父子都参加了红枪会，名曰“保身保家”。
黄麻起义后，到处都在成立农民协会，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被打乱，基层农民的日常生活处在剧烈动荡之中。我曾亲眼看到王志仁在王家湾祠堂演讲，那时我刚满10岁（他比我大12岁），听不懂他讲的什么，但他双手叉腰、来回走动演讲的形象我一辈子都记得。吴焕先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我亲眼看见他坐着轿子到王家湾发动革命，亲耳听他坐在轿子里说“好舒服啊！”王氏家谱105位“烈士英名录”排第二位的共产党员王谋成（《新县革命史》有记载，“成”实际应写作“臣”，因兄弟辈多人名智臣、言臣[即我祖父]、干臣、礼臣）就是我的七叔，我父亲排行老六（同祖父）。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倾向革命”的，他对我们说“共产党是要成功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农民协会开会时不让我父亲参加。王家湾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始搞土改，到1929年下半年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抄家抢财产。
1929年夏天，一个叫吴光浩的写了一张纸条（有材料说他是当年5月牺牲的，但是我亲眼看到他写的条子），要我家拿出300块银元“支援革命”。300块银元，这对一个普通农家来说，是个近乎天文的数字。何况我们当时的家境已经寅吃卯粮，非常不堪。父亲常年哮喘，平时不能出门，哪来这么大一笔钱？
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带着两个长工连夜赶回离家60里地的娘家，找舅舅借了600串铜钱，折合100块银元“支援革命”。尚欠200块，便让大哥和我将两头耕牛牵到集市上去卖。父亲本来是被扣的人质，经农会批准，他和三弟又将和佃户共养的三头耕牛牵到宴家河去卖。母亲让我们乘机脱身，自己和四弟留下。结果，1929年九月初三，我的母亲胡氏在王家湾惨遭杀害。当时的口号是“斩草除根”，我的四弟也被推倒在母亲的尸体旁，用大石头砸死。四弟蒙难时只有8岁！好心的乡亲们把母亲和弟弟放进一个棺材，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人都被阻隔在外乡，完全不知情。经过五年时间的日晒雨淋，直到1934年大哥和三弟返乡才用草绳将棺木捆缠葬于现在的墓地。
农历六、七月王家湾已经有几个人被杀。如果不是母亲在事发前支走了我们父子四人，恐怕要和另外几家一样被灭门！母亲连我们兄弟的衣服都拿到舅舅家，说明她已经有预感。她和四弟到底为什么被杀？我至今不知道确切原因。思前想后，只可能与不能足额交出300块银元“支援革命”有关！红军初创的时候，往往用这个方法筹粮、筹款。
1929 年秋天以后，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两位60多岁的祖母只能够住在牛屋里，以讨饭为生；一位寡婶被强迫改嫁；3岁的妹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9岁才被我们找回来。我和大哥逃到光山县砖桥镇舅舅家，后来舅舅打听到我父亲已经逃到晏家河，便差人将我们兄弟送回父亲身边。我们兄弟三人靠卖饼子油条糊口，还要养活不能劳动的父亲。大表叔家不让住，我们只好在过道上栖身。父子四人盖两床被子，一天两顿稀饭，饥寒交迫。次年春天，逃难到李新集的族兄王雨征（王成均）对我父亲说介绍我到李新集给李祚善家放牛。后来我三弟也被李家亲戚雇去放牛，大哥就在晏家河学银匠手艺。父亲不能劳动，只有在三处轮流看望自己的三个孩子。
此后，11岁的三弟到易本应民团去当勤务，14岁的大哥随后也到该民团二中队当勤务。因李祚善家也遭难，我只好到北向店去找我的兄弟，也到该大队当了一名勤务，就混口饭吃。
我们父子有家不能回，两年后才知道母亲遇难。1931年九月初一，父亲找到我们兄弟三人，告诉我们母亲和四弟遇害的消息。母亲的死讯是乡邻转告的。我们痛哭了一场，安慰父亲，都说要为母亲和弟弟报仇。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招谁惹谁了？一个8岁的孩子更是何罪之有？这是郁结在我心中一辈子也无法解开的死结。
当夜，我们父子四人睡在一个地铺上。半夜，一个提马灯查岗的更夫发现父亲嘴朝地，便叫醒我们。大哥捧着父亲的头，我和三弟各自拉住父亲的手，父亲就这样与世长辞，我们从此成了孤儿。我所在的民团大队看到我们三个孤儿举目无亲，实在可怜，就出棺木将我父亲草草葬了。多年后才把父亲迁葬到小洼的祖坟山。我的嗣祖母双目失明，这一年活活饿死在家里。
1934年冬天，大哥雇了两顶轿子把祖母和婶娘接回王家湾过春节，这是我们自1929年离家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
我们不能够待在家乡，只有外出谋生。在黄安七里坪姑母家遇到表兄吴子英，1935年和他一起到了武汉。我和三弟想给人家当学徒，因为无“铺保”没有人家能够收留。未婚妻（当时还不是）的叔父方汉臣介绍我去当兵。武汉警备旅二团四连连长陈德荣将我留下，顶替了一个叫“王开”的逃兵，从此浪迹江湖。
二、血染王家湾
1929年入秋前后仅三个月，王家湾被杀12人。除我的母亲、四弟，一对母子，还有两对夫妻——王自和汪氏、王成煦和罗氏，两对兄弟——王成图和王成汤、王成性和王成物（王自之子）。汪氏和罗氏被杀于1929年十月十一同一天，汪氏是被他的儿子喊出去杀的（“妈，他们叫你！”）；因为丈夫王成煦于此前的七月十七被杀，罗氏在家里边哭边骂而惨遭杀害。这些死者的生卒日期家谱都有详细记载。王成图、王成汤兄弟和王成弼都是我的族兄，他们都是六月初九被杀的，我当时还没有离开王家湾。王成弼住在陈家湾（也是王氏家族的祖居地），我亲眼目睹了小河边他的尸体和被杀害的现场。当时杀人都不用刀枪，用锄头和石头，他临死前的垂死挣扎把草都“碾”平了一大片！
以前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被谁杀害的。1974年的一份访谈资料记载：“领导”杀人者竟是以道士为业的赤卫队员王才干。他“领导群众用锄头把三人砸死”，该资料称死者是“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他们以轧棉花和做粉条为业，哪里是什么“地方上的反动势力”？1929年九月初二，王才干“领导”杀死的王功立是他的叔叔，因为叔侄两家有矛盾，正好以“革命的名义”将叔叔杀害。明明是骨肉相残怎么能够说成“革命”？该资料还表明，王自一家三口、王自审也是王家湾自家人（有名有姓）“用锄头、红枪、石头打死的”。大伯父王自（王智臣）是七叔王自昌（王谋臣）的亲哥哥，七叔身为红四军总后勤处主任，竟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哥嫂、侄儿，一家四口几近灭门！可怜八叔王自审（王伯）是个残疾，能是什么坏人？七叔本人于1932年牺牲在异乡，随身带着的儿子孝安也下落不明。王才干和其他“打死人者”已先后牺牲。时隔40多年，接受访谈者对自己的族人被杀还津津乐道，为死者罗织罪名，实在愧为王家湾的子孙！
母亲被杀害以前，曹学楷的一个本家叫曹恕卿的，在我家躲了三天后离去，生死未卜。曹学楷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郑位三1959年4月在汉口德明饭店接受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的访谈时说：“曹学楷不同意杀的一个绅士伪装革命，趁曹离开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我们就把他杀了”。曹学楷回来问及此事，大家“一笑了之，杀了就杀了”，“当时这样的事情相当多”。人的生命简直不如一根稻草！
我的近亲属也有被国民党杀害的。箭厂河郑家边吴立启是我的小姑父，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在麻城被国民党杀害，小姑母和表弟吴治行系“三亲”家属，享受烈属待遇。表弟对屈死的舅妈（我母亲）饱含深情，他和其他乡亲告诉我，王家湾的人很多是被王成赞、王成盛杀害的。他们给我讲母亲和胞弟被杀细节的时候我都不忍卒听，制止他们往下讲。传说杀害我四弟的王成盛也是我的族兄，他只比我大几岁，当时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把杀人当成了革命的正途；王成赞、王成盛二人紧接着也死于非命。家谱只有他们的名字，没有他们的生卒年月。
至今对当年发生的事还讳莫如深，这些可能永远是个谜。我认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这些骨肉相残的“族杀”。
那是死神随时可能降临的岁月，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杀，也不知道后人会如何评价你的死。王志仁的三哥王成奎和他一起变卖家产参加革命，1931年被“错杀”。王志仁如果不是早在1927年牺牲，作为黄安县委书记和王家湾的子孙，他也许会制止1929年发生的那场杀戮，因此他本人完全有可能和他三哥一样被“错杀”。王志仁的妻子沈氏是我的表姐，解放初因为是地主而被关押。1976年春节我回乡专程去看望她，她对我说：“二兄弟呀！旧社会说我是‘红属’还有人‘保我’，新社会坐牢没有人敢‘保我’，是王树声回乡清理革命烈士才享受到烈属待遇。”王家湾人都知道，作为王志仁烈士的遗孀沈氏，其待遇就是生产队茶场给一口饭吃。这让那些享受胜利成果、以烈士传承人自居的人情何以堪！
三、一些感想
戴季英自诩为鄂豫皖和柴山保根据地的创始人，解放后居功自傲，毛泽东斥之为“不可救药”“永不启用”并投入监狱。他获得平反后，1980年5月30日接受河南省及光山县、新县有关人员采访时说：“王志仁家在王家湾，他那个村子好，那里面的人，都倾向革命。”既然“都倾向革命”，从1927到1934年七年时间，近千人口为什么会锐减百分之七十？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作为王家湾唯一幸存的世纪证言者，除了105位烈士（含自己人“错杀”），我没有听说其余的600人是因为与国民党当局对抗被杀的。当年我还是一个孩子，不是“参与者”，但我敢说：我的回忆比戴季英的客观、具体、真实。
王家湾有105人进入“烈士英名录”，得以安息。“革命者”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准备牺牲，他们是求仁得仁；我认为，另外600人不是“革命者”，生命不应该被剥夺（即使有坏人，也是少数）。现在各个村庄都有“族谱”，希望历史学家收集这些“族谱”，对每一个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失去的生命进行统计，善待每一个生命，谱写完整的革命史。
顺便说一句，1980年代出版的《新县革命史》《红安县革命史》，凡是我知道的都有严重错漏。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我在武昌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担任警卫，天天向周恩来副部长敬礼（陈诚任政治部部长）。惨绝人寰的儿时记忆，让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么温文尔雅的人是共产党。
从1937年到1941年，我是陈诚将军卫士连的卫士。历史竟是这样的巧合：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长官主持台湾的土地改革（不是“土地革命”），被称为“不流血”的“和平土改”。向朱镕基总理反映“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先生访台后称“台湾的土改制度是世界公认的成功典范”。（李昌平：《我了解的台湾“三农”问题》，《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我为台湾的农民，特别是台湾的“地主”感到庆幸。
历次政治运动，我都如实交代母亲死于土地革命。1965年，长子参加文革前最后一届高考，他落榜后埋怨我“老家那么多人参加红军，你为什么偏要参加国军？”今天我可以这样回答：“1.如果我的母亲不是在土地革命中被残酷杀害，我也许会像那105个同族一样去参加红军；2.他们中103人牺牲在1934年以前，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是‘为革命’牺牲。3.对我个人而言，无可选择的人生之路是正确的；我无悔自己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微薄贡献。”
我一辈子从事苦力，没有一点怨言，因为我本来就是受苦人。所幸我为人比较谦和，群众关系较好，历次政治运动冲击不大。乡亲们经常到城里找我办事，我和我的后人总是尽心尽力。2009年，王家湾为始祖立碑并举行公祭，特地请我从武汉回老家为墓碑揭幕，让我的长子宣读祭文。对于一个家族，这是很高的荣誉，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担当。王家湾有1000多人，还有红军、开国将军的后代，怎么会邀请我这个有“历史问题”的游子？我感谢众乡亲！
土地革命的“参与者”已经全部离世，即将百岁的我魂归故里以后，怎样对九泉之下的母亲交待？如果仅仅是母亲等少数人死于土地革命，我也许还说不清楚；如果百分之七十的人死于非命，说不清楚的应该就不是我了。我只有留下这段文字，让后人和学者去搞清楚这段史实。我对本文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口述者简介：1935年顶替逃兵“王开”到武汉警备旅当兵，1937－1941年担任陈诚将军卫士一连卫士、班长，参加淞沪抗战、武汉会战，1941-1944年任战干团教育长樊崧甫中将的随从副官。日寇投降后，任联勤总部第四区武汉铁道军运指挥部上尉课员，押送日本战俘三批共6000人。解放后为搬运工。2005年，中共武汉市汉阳区委颁发胡锦涛总书记题字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7年，接受淞沪抗战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采访。
（《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王建华口述，王智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