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了，村子里恢复了平静，上班族纷纷返城，没有活儿干的打工族还慵懒地依偎在村口晒太阳。
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正在村里流传：年后没有工地可干活了。然而一边是流传着没有活儿可干，一边却是工头找不到干活的人。这前后矛盾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春节期间我和村里人闲聊，才逐渐明白了这里面的个中缘由。先从我的邻居，老冯说起吧。
年前，腊月二十二小年头一天，邻居老冯还在离家一百多里的县城工地上挣命。
五十出头的年纪，老婆还天天挤兑埋怨他，概因2015年后一季度没找到合适的工地。秋末到年终岁尾，愁容满面却无计奈何。实在闲坐不下了，老冯一咬牙在腊月的时候去了离家最近的县城工地，不过小年在即，或许很快就得收工。
老冯打工二十多年，从最初的技术生涩，出落成现在娴熟的木工，看什么东西做什么家具，齐整方圆。虽没有上过建筑技校，可这么多工地做下来，比上一百个技校学到的都精透管用。技术过硬，赶上头几年购房盖房大热，老冯风光过一段时间。最高潮的时候，他与工友不做日工（工地术语，干一天活给一天钱，不干活没有钱），只做包干（包工，一段工程事先与工头定下口头协议，在工程进度内工头不能干涉工人，但工人要在约定好的时日内把活干完）。
头两年老冯一天的工资平均都在五六百元，在打工者遍地的村里，甚至有村人传言说有的人包工资能达到1000！真假无人去深究，看得见是，村里房子越盖越好，门口也都停放了小汽车。老冯老婆说话声音时常也是笑声缀后。
谁想到断崖紧随其后，房子大热之后开始逐渐冷却，老冯老婆皱眉谈及他，认定老冯是被前两年的高工资冲昏了脑袋。这也不无道理，毕竟现在工地上也有日薪一两百的日工活儿，老冯却不想干，绞尽脑汁想找高工资的工地。
高房价带动了高工资，高工资又吊高了老冯们的胃口，于是就形成了眼下这种有活儿但却不愿意干的局面，这实在算是人的贪念。但细想一番，若之前尝过高工资的甜头，回头再去拿低工资，失落感在所难免。老冯不懂市场经济，也不明白供给的失衡与平衡，他想的只是高薪，却看不到现实变了。老冯们可能更不明白，接下来的现实会强迫他们去重新适应。
然而欲壑毕竟难填，票子撑大的欲望燃烧着一个个山间小村，过去村人之间的淳朴被金钱的旋风一扫而光。而今虽然腰包鼓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却愈发赤裸了。年终岁尾，汽车塞满了村里的各个角落，大家谈论着别人的财富工资，一双双眼睛里发散出的，都是对别人的惊羡。赌博大行其道，亲友之间为了鸡毛蒜皮的利益反目，有人说这是乡村的礼乐崩坏，我想说这不过是曾经高涨的工资撑大了人们的贪欲。
甚至在这股浴火的燎烧下，很多家庭重新觉得读书无用，他们的理由是一些在城里上班的白领月工资只有几千块，根本不如打工一月上万块赚得多，于是村里许多孩子初中便早早辍学，跟着大人外出打拼。
然而，社会也没有理由指责他们只顾生活的苟且，而不追求诗和远方。毕竟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毕竟他们没有任何福利保障，也毕竟苟且发生在仓禀不实之时。崩坏的礼乐，在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再次重构。
一面是高涨的工资撑大的欲望，一面却是房地产行业的不确定性，导致欠薪问题重新抬头。相对于以往农民工动辄以死相逼的讨薪方式，舆论持续关注下，农民工欠薪问题不像过去那么突出，但却又透着与过往欠薪不寻常的地方。
这就延伸出第二个问题：从事建筑行业打工者的出路在何方？
老冯欲求不满，好歹还能拿到工资，小冯却只能欲哭无泪。他在姐夫的工地辛苦一年，年终岁尾领不到工资。房子盖好了销售不佳，于是工程款一拖再拖，他姐夫东拼西凑结算了一部分外姓人的工钱，对于知根知底的至亲，实在是拿不出一分钱了。听闻村里说，他姐夫去年一年并没有再揽包新的工程，资金链断了，过去的工头好友，如今都躲着他走。
商品房似乎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情愿接盘。包工头们揽包工程的时候，也尽量向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这类活儿靠拢，甚至有些做大的包工头开始揽包公路桥梁等这类建筑工程。对于一部分包工头们来说，自己经年累月在房地产领域积攒的人脉关系，可能一夜之间就派不上用场了。而像小冯这样的打工者，高工资不敢奢想，能够领到全部的血汗钱，已经是求之不得。
在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当今，包工头恶意拖欠的现象似乎减少甚至杜绝了，多数欠薪是根本性的资金短缺甚至资金链断了。一部分包工头已经开始考虑转行，小冯也表示如果打工不赚钱，过年之后去南方的工厂里看看能不能转行。
包工头转行，有资本和人脉关系；小冯们转行，年轻是最好的资本；然而像老冯他们，那些年纪在五十岁以上的，在工地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老打工者，或许是泥瓦匠，或许是木匠，他们的技术都是纯熟的，在建筑这一领域里都是佼佼者，一旦进入陌生领域，他们能干什么？谁还会要他们？
农民工不光是一个临时称呼，他们的工作属性从城市建设伊始一直到现在，也都是临时的。一旦建筑领域饱和，一旦建筑从业者重新洗牌，不管是年老还是年轻，都面临着出局的风险。年轻者如小冯这般，还能选择转行，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占到了17%，总数超过4600万人，这些年老者往哪里去，绝不是老冯一个人将要面对的问题。
过年聊天的时候，不少打工者都说，农民工，农民二字在先。等老了干不动了没人要了，返回庄稼地重新握起老撅把吧。先不论重新种田是否能维持住生计，很多上了年纪的打工者愿想着在退隐田园之前，把工钱全部结算清的念头，都难以实现。
而且在楼市去库存的大背景下，很多农民工还面临着被逼着进城的情况，老张即是一例。那么，农民工们进城到底可行吗？
老张跟着一个工头干了两三年，年末拿到手一套房子，这房子算是他全部的工钱。不明就里的听了觉得这不错啊，房子现在多贵啊，老张算是赚到了。老张却高兴不起来，甚至骂娘的心情也没有。他每天都是愁眉苦脸，想着如何把房子出手。然而房子所处的区域本就空置率很高，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民想把它再卖掉，恐怕比登天还难。
快六十岁的老张已经干不动了，很多人劝他房子别卖了，装修一番住进去养老吧。老张两眼一瞪就开始咆哮：一个农民，没有城市户口，养老金没有，医保没有，物价贵的吓死人，生个病就一无所有了，找个看大门的工作别人都不要你，去城里养老，吃风屙屁啊！
老张一番咆哮让规劝者哑口无声。事实上，进城买房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一部分是像老张这样拿房抵账的，另一部分进城买房的，是为了能够娶到媳妇。当下农村娶个媳妇彩礼以天价计，在城里买房也是彩礼要求的一项，这里不多赘述。
如今，农民进城做房地产的接盘侠至少在舆论上很流行。然而就像老张所述说的那样，农民进城买房容易，进城后农民后续的生活问题，却不是交钱买房手续那么简单。农民进城买房容易，工作以及生活上的后续保障却很难。城乡二元化这道鸿沟，很难在一夜之间填平。在工作不稳固的状态下，农民进城最大的风险是无事可做，进而滋生社会稳定隐患。村里不少在县城买房的年轻人，男人外出打工，年轻媳妇却整日在城里住着无所事事，平日靠乡下的老人给他们提供粮食菜蔬，老年人怨声载道。
以上三个打工者的遭遇，在每年有稳定20万人的外出务工者的林州市内，实属平常之又平常。房地产开发的饱和以及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迫使建筑业要重新洗牌。而从事建筑业的打工者，面临着留下和离开的必然选择。
技术越纯熟，转型也越艰难，曾经赖以生存和引以为傲的技术，如今反倒成为转型者的羁绊。有人轻描淡写表示，大不了可以去做其他，实在是不负责任。多数人心里，建筑业盖房就是苦熬，这是不明就里的臆断。试想一个大学毕业生，在某一领域打拼多年，如果突然让其选择转行，心理和实际情况能够顺畅接受吗？
从工资到转行，从转行再到未来的出路，打工者面临的问题每到年终岁尾便被搬上话题桌。总结起来，临时性是他们最担忧的；没有保障，随着年岁的增长，不安全感也愈发浓厚。可以设想，假如真要农民进城扎根，临时性打工者的身份必须剔除，过去打工者是没出息的代名词，随着职业教育的普及，未来农民工的临时性身份也应该彻底正名，惟有此，农民工进城才具有可行性。
工头堂哥向我抱怨，旧历年一点儿年味儿都没了。我告诉他，大家平时都外出打工了，家乡反倒成了临时歇脚的驿站。被撂荒的不仅仅是庄稼地，还有这曾经伴随着庄稼一起生长的乡村风俗规则。而今这些统统消失在远方，生存的重压下，惟有眼前的苟且了。
堂哥讪讪的笑着：你说的也是，年味儿散了，好歹咱们还在家过，老刘头和他老婆，这大过年的不还在我工地看守嘛。
我无言以对，刘大爷我认识他，老泥瓦匠了，技术不赖，框架楼大行其道的今天，他的技术没有价值了。总得在干不动之前给自己和老婆儿俩人攒点防老钱啊！我知道刘大爷一定是这么想的。
毕竟，曾经麦子生长的香味连同年味儿越飘越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