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东5.7亿非法疫苗案”的真正致命之处在于，即使距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同时民间舆论的反弹也罕见的激烈，但是迄今为止，这批问题疫苗的流向还是没有公布。仅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是政府有意隐瞒和弹压，而是真的做不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监管制度的失灵也不是一朝之患，在千疮百孔的材料中追溯线索，加上官僚体系对于烫手山芋的避之不及，的确太易撞上悬案。
2、于是就有了恐慌，专业人士痛心疾首，认为这让疫苗科普的多年之功毁于一旦。在相似的逻辑推演下，媒体变成煽风点火的反派，民愤化身愚昧不堪的丑角，仿佛铁屋之中的岁月静好被窗外的失火呼叫骤然打破，从睡梦里被吵醒的人们开始皱着眉头诅咒噪声：其实只是一堆茅草被点燃罢了，蔓延过来的可能性极小，不必危言耸听，叨扰美梦甚是可恶。
3、只是，恐慌和疼痛一样，属于正常生理机制的应激反应，有利于提升避祸意识及习惯，压制恐慌只会降低神经的敏感度，无异于在炮弹外面裹上糖衣喂人服下。疫苗这事，大量有效信息被庇护、隐藏，媒体报道有疏漏、有错误很正常，责备媒体煽动民愤，如果不是奉旨，便是真的自以为是的蠢。在这个国家，恐慌从来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4、“道理我都懂，但是为什么要在报到疫苗案时拼凑旧闻、专业缺失呢？”因为有能力有勇气深挖且多年以前就在这里为此奔走的记者王克勤律师唐荆陵们都被干掉了啊，剩下来的乖记者只能做到这种程度，这是自然的匹配结果，劣币驱良币，是你们自己首先不对良币的离场感到痛心的。
5、吾国吾民，总是热衷于基于微不足道的矛盾小题大做，比如为了介入维珍航空上的一场吵架而汹涌出征发动“网络圣战”，却在遭遇切肤之痛时弯腰摸索所谓的“冷静”和“理性”。就像那则老段子所言，高喊愿意杀进日本与鬼子拼刺刀的人往往会对公交车上的偷窃行为默不作声，因为他知道后者真的有被刺伤的风险。
6、稍作功课便不难发现，《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在六年前的查访中就已提出冷链系统外包的风险：部分地区的疾控中心为了维护由权力衍生出来的市场，故意将疫苗运输做成物流买卖，一旦出事，就由“蒸发掉”的商业公司承担所有罪责。
7、一个山西省农村的家庭，第一个孩子打完乙脑疫苗后变成智障，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备受宠爱，喝着名牌三鹿奶粉，然后得了尿结石……这不是作家笔下的剧本，而是出自《中国青年报》的特稿《最倒霉的家庭》。在这个悲惨而又现实的案例里，涉事疫苗就是“高温疫苗”，而专家组的调查结论是“不排除与接种疫苗有关”。
8、郎咸平和时寒冰两位经济学家曾经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争论疫苗程序，前者支持完全的市场化，后者则认为应当由国有垄断经营。坦率的讲，由于婴孩及儿童的身体发育和运作能力本就不及成年人，注射疫苗始终都是一个高危区域，强如美日等国也无法杜绝隐患滋生。但是，在不同的体制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但是站在受害民众对立面的情形，少之又少。
9、比如日本，疫苗侧重于国有经营，因而政府在疫苗事故中处于被索赔的立场，国库赔偿、官员下台、制度重修成为三个标准步骤。而在美国，政府在疫苗接种领域定义为公众服务机构，并不过多参与生产经营，于是此时政府所提供的就是救济保障体系，如果疫苗出事，政府有义务带动司法机构帮助受害者进行商业索赔，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换句话说，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及处理模式当中，没有任何关于“遏制恐慌、疏导民愤”的考虑。
10、务必听好，是因为有了坏事，才有民愤，不是因为民愤，才引起了坏事。
延伸阅读：冰点特稿：最倒霉的家庭
这个住在窑洞里的家庭实在太倒霉了。用女主人韩爱平的话来形容，差不多每刮一阵风，都会刮到她家。
有人用32个字的简洁语言，就讲完了这个倒霉的故事：“高长宏的大儿子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乙脑。小儿子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
短短的两句话！
可只有从太原坐上大巴，走高速路、柏油路、搓板路，换3趟车，再走一段灰尘能淹没整个小腿肚的山路，坐在山西省交口县回龙乡高长宏家掉着墙皮的窑洞里，这两句话的温度才算刚刚升上来。
再多一点儿耐心，等到两岁零一个月大的伟伟午睡醒来，9岁的壮壮放学回家，揉着面团的女主人打开话匣，男主人熄了烟，重重地叹气……
这个倒霉的家庭的故事才开始清晰起来。
希望破灭
倒霉的日子是在2006年的夏天第一次找上他们的。那年7月9日和17日这两天，在乡镇卫生院的一间房子里，一个漂亮的女护士站在一只大冰箱旁边，给高长宏和韩爱平的儿子壮壮打了两针乙脑减毒活疫苗。
这个4岁大的孩子已经连续4年来打疫苗了，更何况这一次，注射疫苗的通知是乡镇卫生院和壮壮就读的幼儿园发出来的。这夫妇俩“从没觉得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
他们有很多事要打算，没把这件小事放在心里。事实上，这家人正在接近他们“盖4间平房”的家庭梦想。在他们租来的窑洞一角，一本杂志里夹着一本红存折，上面存着5万多元钱。
对这个家的想像早在几年前就成形了。当时，新娘子韩爱平还住在100元钱一个月租来的窑洞里，唯一的家电是一台洗衣机，但她心目中早有了“真正的家”的样子：4间平房的墙，漆上淡淡的苹果绿；床上铺上小草刚破土时的那种浅绿色被褥，院子里种上青菜和能美容的芦荟，再养上几只下蛋的鸡。在绵延起伏黄土高坡上，韩爱平还设想有一个漂亮健康的孩子，追着鸡乱跑。
2002年5月18日，儿子出生时，有5斤6两，夫妻俩早早取好了名字：壮壮。
这孩子又聪明又漂亮，有一双亮晶晶的褐色纽扣般的眼睛，走路、说话都比同龄孩子早，“两岁就能背唐诗，3岁能讲故事”，大家都叫他“灵蛋蛋”。韩爱平想好了，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她就是“捡破烂”也要供他。
他们希望壮壮能“一辈子壮壮实实”，却没有想到，倒霉的日子已经顺着针管进入他们的家庭。
一个多月后的8月24日，壮壮突发高烧，到第4天凌晨，口吐白沫，鼻子流血，四肢僵硬，“像中毒一样”。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的夫妇俩吓坏了，高长宏使出在铁厂搬钢块的劲儿，把孩子僵硬的身体扭成U形，连夜送往山西汾阳医院。
医生让孩子弓得像只虾一样，从脊背抽了些脑脊液，让高长宏立马送往太原的大医院化验。担心自己在车上睡着，几天没合眼的高长宏把这支试管夹在腋下，掐着自己熬到了太原。
化验的结果显示：血、脑脊液检测乙脑IgM抗体均为阳性。壮壮被转到山西传染病医院，医生的诊断是：流行性乙型脑炎。
孩子身上、鼻子里、嘴巴里都插着管子，快速进药。高长宏不停地跑来跑去，买药、交钱。为了到省药材公司买一种“进口的祛痰药”，他在医院门口怎么也打不上车，很多司机不愿在传染病医院门口拉客，他干脆整个人往车头上撞，才算拦下一辆车。
可壮壮越来越“不作数”了，他徒劳地在空中挥着手，找不准奶瓶的位置。挠他的脚心，他不知道往回缩。
孩子渐渐陷入昏迷，夫妻俩捏着孩子的手，不停地讲故事，高长宏甚至学了好几个小时“知鸟叫”，企图唤醒他。
接下来几天，孩子抽搐得更厉害了，“哪怕一根头发轻轻落在他身上，他都会缩得更紧，更硬”。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夫妻俩听到了“孩子双侧瞳孔等大等圆”这样的专业术语。
好在，壮壮最后睁开了眼睛。但细心的母亲发现，这已不大像以前的壮壮了。
希望再燃
壮壮变傻了。
他学着跳橡皮筋，只学得会跳前面两节；他跟小朋友扔沙包，总是上来就被砸中；他跟人打一种叫“拉毛驴”的牌，一次也没赢过；他看《葫芦兄弟》不下百遍，可只会哼“啊——葫芦娃”这一句主题歌；23个声母，他学了5个多月后，还没记住……
韩爱平也不是以前的韩爱平了。以前，她爱看言情小说，每天都要涂口红，但现在，经常一整天忘了梳头发。她每天都觉得“不得劲”，心里“空落落”的。她常常丢三落四，刚给壮壮穿了袜子，又去拿袜子。
她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尽管那不是他们的家，只是租来的。她甚至请一个算命先生给壮壮取了大名：高智强。名字里有个“智”，这让她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只有抚摸壮壮小时候梳着“锅盖头”的照片，夫妻俩脸上的笑容才会慢慢荡漾开去。小两口儿商量着：再要一个孩子。男女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要有出息，“能在父母百年后，照应哥哥”。
不难想象，高智伟来到这个世界时，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结果。
为了讨吉利，这对夫妻在床头贴上一张一米多宽的《好日子》画片，画上有喜庆的鞭炮，4个穿红肚兜的胖娃娃一派喜气，身旁都是金元宝。这张画包含了这家人对“好日子”的所有构想。
2007年农历腊月二十七，伟伟出生了，又是个儿子。高长宏特意给孩子穿上新买的寓意“健康百岁”的红肚兜。出生第3天，伟伟才睁开眼，这让夫妇俩着实担心了一把，他们“再也经不起第二个孩子的任何意外了”。
韩爱平没有母乳，孩子只好喝奶粉，他喝到的第一口，就是爸爸冲的三鹿牌奶粉。
奶粉是在医院附近的商店买的，“这个牌子当时口碑很好，很多人吃，又是名牌”。从此以后，三鹿奶粉成了伟伟的主食，最多时，他一天能吃上近1000毫升。夫妻俩信不过家门口那些卖跳跳糖和小米锅巴的小店，专门托人从太原的大超市成箱地购买三鹿奶粉，108元一桶。他们认为，“大城市大超市不会卖假货”。
他们很快发现，伟伟远没有哥哥漂亮，单眼皮，头发又黄又稀，顺着耳朵一圈脑袋上头发都不长。这孩子尿频，尿短促，嘀嘀嗒嗒的，总尿不尽。
可这些丝毫没减弱夫妻俩对伟伟的希望。小两口一有空，就笑着畅想小儿子的“宏伟前程”。的确，他们已经很久没笑了。在韩爱平眼里，梦想又触手可及了：孩子长得像爸爸一样高，1．8米，还要有点儿“志气”，不说上大学，最起码要有门手艺，这手艺不是裁缝、开车之类的，而是跟电子化、电气化相关的“高科技”手艺。
而且，这些“梦想”在壮壮发病时，被夫妻俩看得更重了。
在这个《好日子》的图下面，壮壮又抽风过两次，醒来时，连舌头都咬破了的壮壮，只是说“刚才大脑一片空白”。
淘气的男孩子们常常“捉弄”他：怂恿他去亲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他真的亲了，“高智强和女生好上了”的传言在小朋友中传开了。他还被一群男孩子怂恿着去偷果子，拿打火机上山点火，从很高的台阶学“蜘蛛侠”往下跳……回家时，他的脸上常常被抓破了，可他从不跟大人说，他怕失去仅有的“伙伴”。
壮壮脸上的伤疤每多一条，韩爱平对伟伟的希望就多一分。
有时候半夜里，韩爱平会突然神经质地坐起来，盯着大儿子的脸、手脚，看“有没有扭曲、变硬”，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她觉得自己要疯了。
再躺下时，她只有一个念头：我只剩下伟伟了。
希望又破灭了
这一次，倒霉的日子是拌在三鹿奶粉里来到这个家庭的。
从伟伟出生到现在，这家人就没离开过三鹿奶粉。这间窑洞里，它无处不在。伟伟吃饭用的小黄碗和奶瓶、小白勺，是买三鹿奶粉时送的。吃空了的三鹿奶粉罐子装着豆子，三鹿奶粉的大纸箱装着鞋子，一只被咬得沾满口水的三鹿奶粉罐，被伟伟在床上滚来滚去，那是他最心爱的玩具之一……
更根深蒂固的是，三鹿奶粉的阴影留在伟伟的肾里。
高长宏一辈子也忘不掉2008年9月16日那个夜晚。他甚至说不清伟伟出生的阳历生日，却记得这个日子。
这一天，在工厂休息的高长宏从电视里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公布69批次婴儿奶粉含三聚氰胺。他赶紧给妻子打电话，让妻子打开电视。
此刻，高长宏的手机不断有朋友的电话打进来，电话里家长们急冲冲地问：“看电视了吗，你家孩子也喝三鹿吗？”
韩爱平立马打开电视机。电视机是高长宏亲戚给的旧电视、两个废弃的电脑主机组装成的能上网、看电视、打游戏的“四不像”。
新闻有点长。韩爱平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头轰得一声响”。
没多久，高长宏赶回了家里，他在约10米长的窑洞里，来来回回，走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他们抱着伟伟来到了太原。他们一进儿童医院的门，惊呆了，人山人海，从院子到大厅、走廊，全都是抱着孩子排队做B超的家长。
高长宏把母子俩安顿在医院附近一家每晚50元的旅店。让他们惊讶的是，这家旅店住着全省各地来的、吃过三鹿奶粉的孩子和家长。有个家长摸着伟伟的头说，“我的孩子也不长头发”。
连着两天两夜，高长宏都没排上就诊号。最后一晚，他准备不走了，就守在长队里。
因为人太多，担心出现安全问题，医院决定把B超机从三楼搬到一楼。高长宏主动冲过去，帮助做B超的女医生搬机器。医生很感动，说“你先回去吧，我保证明天给你的孩子第一个做”。
高长宏还是没舍得离开长队。晚上，他买了两包烟，偷偷塞给维持秩序的保安，希望第二天“通融一下”。
第二天早上7时14分，伟伟终于做上了B超，结论是：双肾集合系统内斑点状高回声。大夫认为孩子营养不良，疑似“佝偻病、尿结石”，开了苏打水，让一个月后来复查。
回家的路上，他们听到新闻说，国家对所有疑似结石患者免费检查。这让夫妻俩心疼了一路。
没几天，高长宏又上了趟太原。他拿着剩下的4桶奶粉去太原找到商家要退货，商家说货可以留下，钱不能退，留下电话，有什么国家政策再打电话。
高长宏气不过，又抱回这些奶粉，愤愤地说：“孩子不能喝，大人喝！108块一桶呢！”
至今，还有两桶在墙角放着。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没再去复查。高长宏所在的小铁厂被政府关停，他下岗了。
回忆起这些时，正擀着面条的韩爱平突然捂着脸大哭，全然不顾手上沾满面粉。
“怎么轮到我家烧香，连庙门都关了！”她花着脸说，“我家太倒霉了！”
不放弃希望
如今，壮壮上了小学，伟伟的饭量也一天天大起来。
韩爱平不敢再轻易有什么梦想了，她不再对丈夫提“大学”这样的字眼，她只希望壮壮“不发病，细胳膊能长粗点儿”，伟伟“尿少一点儿”。
一年多来，伟伟差不多每半个小时尿一次。屋里屋外，厨房的菜篮子旁边，房东的大醋缸旁边，院外的煤堆里，都有他的尿迹。
晚上睡觉，韩爱平要起夜三四次，用玻璃瓶给小伟伟把尿，即便如此，早上起来，近一米宽的隔尿布也会湿透。每天起床后，她雷打不动的工作就是晒花花绿绿的尿布，绳子足有4间窑洞那么长，这些尿布占了一半。
喝了7个月三鹿奶粉的伟伟还是很迷恋奶粉，他只有叼着奶嘴，喝足了奶才肯睡。
韩爱平不再相信什么大牌子，也不相信任何一家商店，走到哪家，碰到哪个牌子，她就买哪个。她选择400克一袋的奶粉，价位都在25元至28元之间。但她还是放心不下，又花200多元钱买了豆浆机，打算用豆浆替代牛奶。
总有些时光，这个母亲会忘掉那些“倒霉事”。比如晚上，两个孩子坐在家里唯一的一只从垃圾堆捡来的沙发上，看《喜羊羊与灰太狼》，高兴时，两个相差7岁的孩子会扭作一团“羊毛”。
周末，孩子们在院子里骑买奶粉送的一台破了一半方向盘的扭扭车。哥哥“很神气”地开车，弟弟抱着哥哥的腰，坐在后头大笑。孩子的笑脸感染了她。可不用多久，扭扭车就把伟伟的尿带到哥哥衣服上，带到院子的角角落落。
韩爱平不得不给他们换衣服，洗衣服。很快又是一轮的换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是她每天的工作。
有时候，洗着洗着，她会哭。她觉得自己大把的青春就这样没了。家里没有闹钟，她也没打算买，她说，那“滴答”声是一种煎熬，“这10年过得像几十年一样长”。
她想过死，可那只是瞬间。“死了是痛快，可俩孩子怎么办？”她还得尽量把日子往红火里过。
乡镇卫生院与小学在同一条尘土飞扬的土泥巴路上，两者相隔不过100米。黑瘦的壮壮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跟同学们追逐、玩耍。他从没意识到，他的命运与这里有什么交织。
壮壮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病，可连学校门口卖泡泡糖的商贩也看出了壮壮是个“笨孩子”。壮壮的功课很糟糕，背课文常常“背一句，丢三句”。别人5分钟能完成的作业，他至少要半个小时。讲故事比赛，他总是“从前从前”很久，然后一两句话就讲完了。
最近，这个梦想着当奥特曼的9岁的孩子正在学4位数，他念4050，不是念成“四百五十”，就是念成“四千零的五”。
如今，韩爱平最担心的是，像电影里的片段一样，自己老了，壮壮大了，在结婚那天抽风，新媳妇跑了……
像天下望子成龙的母亲一样，这个初中文化的32岁女人并没放弃过孩子。她会给孩子叠千纸鹤，每天晚上讲安徒生的故事。孩子熟睡了，她默默把15只黄色的铅笔削好，放进印有太空图案的铅笔盒。天麻麻亮，她就会叫醒儿子读课文。
3月26日清晨，灯光洒满了这间窑洞。壮壮在灯下读书，妈妈在灶头捏馒头。
他结结巴巴地读着《北京亮起来了》：“长安街华灯高照，川流不息的汽车灯光闪烁，像银河从天而降，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环形路上，一座座立交桥犹如道道彩虹，街道上，照明灯、草坪灯、喷泉灯、礼花灯，装扮着美丽的北京。”
一个北京来的记者留宿在他家里。他问道：“阿姨，北京真有那么多灯吗？想都想不出啊！”他的眼睛熠熠发光。
开始绝望
因为发生在两个儿子身上的事，韩爱平越来越迷信了。丈夫出门干活前，孩子在身后大声哭，她都认为是很不祥的预兆，会担心上一天。
那天夜里，高长宏偷偷跟妻子说他想下矿井，“每个月能赚好几千块”，韩爱平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她不让，哭着喊：“这个家已经支离破碎了，再经不起一点点风浪！”
但是这时候，连下顿饭的面粉，都还不知在哪里呢。两个孩子，5年的光阴，早已稀释了存折上的5位数存款。如今，红存折早就找不到了，韩爱平也懒得去找，那里面只有几十元钱。
下岗后，高长宏四处找活儿干，修个锅（电视天线），修个车赚上三、五十元，有时当当搬运工，能换回两包烟、几筐煤。
回家的路上，看着墙上白石灰刷的“平时注入一滴水，有难时拥有太平洋”的保险广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梦想真的有“太平洋”那么远。距离他最近的愿望，是赚到当月的饭钱。他的口头禅是“这年头吃一口算一口”。
他很聪明，他甚至申请到了“发动机助燃增压装置”的国家专利。他会修车，可小煤窑都关了，货车很少。他会修电脑，可临街门面房房租一年要5000元，“贵得吓人”。为了讨生计，他甚至去了趟灾后重建的都江堰，力图找一份在隧道开铲车的工作。可工地拖欠工钱严重，他只好悻悻地回家。这一路，他“浪费”了1000元。
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院子，看山对面被关停的小煤窑烟囱是否在冒烟，马路上的大货车是不是多起来了。那意味着国家的政策“松了还是紧了”，他能不能再回到铁厂开铲车。
今年春节，这家人只剩下50元钱了，连包饺子的面粉都是找房东赊的，房租已经欠了大半年。除夕夜，韩爱平在窑洞门前，糊上手机充话费免费送的大红对联，把50元分成两份，压在孩子的枕头下，向“列祖列宗”说了很多保佑孩子平安的话。
正月里，俩孩子四处拜年，靠亲戚给的压岁钱，才算把“日子续上了”。
韩爱平开始常常感慨这个世道的不公。汶川大地震，他们家捐了500元钱。丈夫义务献血3次了。丈夫看到街边乞讨的孩子，会掏空所有的口袋，甚至企图收留孩子。
“为什么这样好心的家庭没有好报？”她靠着窑洞外的墙皮说。只要上街，她就买两元钱一注的体育彩票，试试自己的运气，可连着几十次，“一次也没中过”。
希望好像又来了
最近，随着这些倒霉事被媒体关注，这一家人的希望一度又被点燃起来。
夫妇俩通过网络，知道了山西疾控中心的陈涛安正在反映山西“高温疫苗”的问题。他们突然醒悟：“壮壮的病跟这个疫苗，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
高长宏把材料寄给了陈涛安。
疫苗事件被报道后，一夜之间，他家的窑洞门口塞满了各种小汽车，这家人隐隐觉得事情有点希望的苗头。
慰问的电话、短信，高长宏一天要接几十个。有的短信是“四川广元人民支持你们”，有的是“我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还有的干脆说“我代表全国人民向你表示同情”。有的人表示要资助他们，希望他们公布账号，有个长沙大夫说，能提供帮助让两个孩子来长沙检查身体……
甚至有人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还有外国人用声调不准的中国话问候他：“你是高——长——宏？”为了这些电话，他不得不给他的“山寨手机”每天充两次电。以前一个月三、四十元钱的手机费，现在不到一周花掉了300元。
连乡镇上不太相熟的街坊都认为“这倒霉的一家子总算有盼头了”。他去街上的一家复印店复印材料，复印店的老板用沾着墨迹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说：“网上我看见你了！这回他们还不赔你个百八十万的！记者们都来了，别再让上面的给糊弄了！”
这个平静已久的家庭突然热闹起来了。韩爱平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她问来访的记者，能不能把丈夫的专利写进稿子。这个女人甚至“妄想”，能不能跟县长提提她丈夫专利的事，把技术免费带到上海的世博会展出，那样他们的“日子或许会重新开始”。
可他们很快就烦透了。
高长宏被记者反复追问，儿子是怎么发病的，怎么抽搐的，抽了多少次，还要仔细描绘儿子抽的时候，身体、手脚甚至嘴巴、眼睛、鼻子是怎样的，还有记者要求他“比画模仿一下”。
那些问题像刀子一样往他心窝捅，说着说着，他就会哭。电视台趁机把镜头拉得很近，他想“自己的脸一定涨满了整个电视”。
好几天下来，他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孩子抽风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要疯了。
后来，他也学会了看记者证，区别地方记者与中央记者。他拒绝了很多采访，可刚挂掉电话回绝了这一拨，就另有一拨记者架着机器，堵在他家窑洞门口了。
让他担心的是，有的电视台记者跟着壮壮拍，镜头对准了学校、老师，他担心节目播出后，歧视壮壮的同学更多了。他也阻挠记者去乡镇卫生院“取景”，他担心得罪了医院，小儿子再也打不上预防针了。
“记者走了，农民还是农民啊！”他用因工伤被机器切掉一截指头的手抽着3元多钱一包的黄山香烟，闷声闷气地说。
准确地说，这个农民汉子内心认定，真正能给他希望的是“政府”。
3月25日下午，距离这个窑洞近200公里之外，高长宏在太原的一幢大楼里，拿到了一份鉴定：得过乙脑的儿子高智强被认定为“不排除与接种疫苗有关”。落款是：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
这个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汉子，在7页纸的鉴定书上，重重地将这句话用黑笔划出，墨水渗透了纸背。
3月26日，政府说要派人来跟他谈。整个早上，这个扛200斤煤毫不费力的汉子，坐立不安，小伟伟碰响了扭扭车，他就“蹭”地一下站起来，捶着胸口，以为政府的人来了。韩爱平细心地蘸了点儿水，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
当然，高长宏也没忘记把蓝色的疫苗本、医院的诊断书等原始材料放在妻子陪嫁的大箱子里，上了把大锁。他说，本子被人撕了抢了，就完了。
等的空当儿，他跟妻子猜想着几种可能，比如政府会不会给他一两万元，让他带孩子先去查病？
终于有辆黑色的本田车停到了他家窑洞门口。乡里的干部告诉他：不要接受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的采访，别当了炮灰。另外，他要去太原，乡里派车派人，提供方便，“你的事也是政府的事”。
谈话间，小伟伟又尿湿了裤子，韩爱平一边忙着给孩子换裤子，一边忙着去房东的小卖部给客人买烟。
政府的人走后，高长宏显得很沮丧，这些谈话不是他期待的。又过了几天，看到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后，高长宏又担心，“这事几乎到头了”。
电视屏幕发出的蓝光照亮了韩爱平凹下去的脸，她好像突然获得了某种哲理：“每一次感觉天要亮时，就陷入另一片黑暗。回回如此。”
尾声
如今，这个窑洞又冷清下来了。兄弟俩经常为了抢记者们留下的零食而又哭又闹。伟伟发现妈妈把记者带来的巧克力、饼干、果汁藏在坏掉的洗衣机里，就站在洗衣机前不走，指着空空的大嘴巴，哭喊不已。
除了这些零食，那场突如其来的热闹并没带来太大变化。如果说还有别的，那就是壮壮开始在晚上偷偷问妈妈：“我得过病吗？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我，不看别人？”
韩爱平说：“不，你跟别的孩子一样。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
媒体曝光后，连着好几个晚上，韩爱平等孩子睡着后在网上看新闻，当看到几个月大的孩子抽风后死去的视频，她再也忍不住地哭了。“那抽风的场景，真是身临其境啊！”壮壮最后的路也是那样的？她想想都害怕。
如今，每次抱着小儿子，拿着蓝色的疫苗接种本，走出放着三鹿奶粉的窑洞，下山，左拐，再上山，到乡卫生院打疫苗，韩爱平一路心情复杂极了。她说，那像一场赌博，“不打不放心，打了更不放心”。
关于“倒霉”，这个女人最近也有了新的理解。她喜欢看央视12频道，喜欢看那些“无奇不有”的法制节目。一边看，她一边安慰自己：“原来我们不是最不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