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红八月”风潮快平息时，我从姐姐那里得知了黄伯母的死讯，她的死在我意料中。我姐姐所在的中学接受了去黄伯母家抄家的任务，由于是熟人，姐姐就找理由悄悄回避了。
姐姐当时是神气的红卫兵，猛一看她酷似大名鼎鼎的宋彬彬。清瘦高挑，戴着朴素的白框眼镜，穿着发白的军装，宽宽的皮带束腰，乌黑的长辨子变成两把短刷子在耳后颤颤的。她在文革前就由于黄伯母而与我的妈妈“决裂”了。“红八月”时她和妈妈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
黄伯母是协和医院退休的理疗科主任，她丈夫曾是国民党官员，他们都留美归国，算是我妈妈的朋友。我父母分手时母亲一时找不到理想的住所，经黄伯母邀请，就带着我们做了她的房客。黄伯母的住宅在东单，庭院深深，是座优雅的四合院。她腾出外院四间南房让我们暂住。我父亲1965年初从杭州调回北京，得知离婚妻带孩子在那里住，顿时勃然大怒。他找到我妈妈，破口大骂，“你这糊涂虫！和国民党同流合污，和美帝沆瀣一气！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那个龌龊的地方！”父亲又找我们谈话，痛心疾首说明黄伯母夫妇是怎样的坏人。
我们完全相信父亲的话，那个幽深的庭院尽管春天海棠盛开，椿芽满树；秋天红枣挂枝，月桂飘香，可在我的眼里确实是龌龊的地方，黄伯母夫妇也确实不是好人。他们生活得过于讲究，黄伯母的丈夫因“共产党给的工资太低”而在解放后一直不工作。我看见过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前来收购他家的古画，他们出了天价而不能成交。我也看见过作为统战对象的国民党要员张治中一家来访，同住一个胡同只隔几个门，就那么几步路却还驱车而来。他们家的男宾西服革履，女宾珠光宝气。那些人谈天时，说着说着就变成洋文，你一句我一句得意洋洋。他们不是廊下听雨，就是庭前赏花，一副吃饱了撑着的模样。他们管劳动人民的工作叫“车夫”、“厨子”、“佣人”。我和姐姐有自己的名字，黄伯母却叫我们“Amy”和“Deer”。他们挂耶稣像，过圣诞节，吃饭用刀叉，家里还有一件歧视黑人的家具。那是一个托着银盘子的木制小黑人，喝咖啡时，他们就把小黑人立在跟前，在盘子上放咖啡具。
他们家坏人的迹象实在太多了。
我和姐姐自视为革命后代，在黄伯母面前行为很检点，管住自己不对各种洋玩意儿显出好奇。她唯一的儿子在清华上四年级时死于实验事故，所以她常常把慈爱转移，但是我们矜持地与她保持距离。
1965年初姐姐终于没有声明就不再登妈妈家的门了，她当时不到十五岁。她的中学离黄伯母住宅太近，她再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下走进臭名昭著的院落。母亲对姐姐的做法非常伤心，只好通过我了解她的生活情况，小心翼翼地让我给姐姐送东西。为了看一眼我姐姐，母亲常常在米市大街、东长安街一带的路边等待姐姐所在的鼓号队经过。当姐姐敲着缀黄穗子的小鼓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里时，从来不曾想到妈妈的目光正落在她的身上。
父亲继续做我的工作，弃暗投明对我有相当的诱惑。但是我可怜多病的妈妈，担心采取决裂的行动她难以承受，我只是不断恳求她快搬家。母亲终于在1965年底草率地找到前门外一处条件不好的房子，而她离开黄宅的抉择恰恰使她在“红八月”免于一死。
“红八月”里黄伯母那样的人几乎必死无疑。当红卫兵涌进她的宅院时，她拦住他们问“凭的哪条哪款法律”，红卫兵一下子怒火万丈，挥着皮带命令她在廊前下跪。她丈夫乖乖跪下，被她盛怒下踢了一脚，她挺着脖子喊“我是协和医院戴大红花退休的医生，是自食其力的医生！”红卫兵一阵暴打把她摁倒在地，她还大喊“你们无法无天”。她是医生，平日既会保养又懂得锻炼，虽然60多岁但身体相当健康，红卫兵边斗边打折腾了小半夜，其实并没有致命地伤着她。天明时她从住宅里溜了出来，渗血的衣服贴在后背上，她想去大华影院旁的德昌厚食品店照常喝牛奶吃点心，但是刚跨进食品店就被巡逻的红卫兵发现，追来的红卫兵也赶到了，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红卫兵们一面打她一面向过路行人宣传她是怎样的坏人，于是过路行人也有上手打的。她就这样死于米市大街路边。
姐姐向我叙述完坏人之死，我们俩长时间沉默。后来，她忽然说：“红八月以来我没有打过人，你相信吗？”望着她的装束，我难以正面回答。我只说：“我求你不要打人，我真害怕。”
坏人死了。
过了没有半个月，我的与“坏人”势不两立的父亲脖子上也挂了牌子挨上了斗，再后来他居然身陷囹圄长达7年。他是金洲湾贫苦渔民的儿子，曾经是日本鬼子悬赏捉拿的通缉犯，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阶下囚；他曾经在白色恐怖中做地下工作，曾经在开国时为破获李安东、山口隆一的间谍案立功……他是那样重视他的革命气节，连妻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都不能迁就；他是那样注意教育子女，让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时刻明白自己身体里流动着红色的血液，他怎么会是坏人呢？
（注：黄伯母的实名是黄厚普，当年住宅地址：东单新开路30号。）
《记忆》2010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