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说过一句话：没人知道时代如何变迁，就像没人知道草是怎么一点一点枯黄。大多数时候，历史的演变确实非常缓慢，往往很难被察觉。但是也有例外。历史上存在一些关键性时刻。在这些时刻里，世界骤然变化，其变动之剧烈，影响之深远，一直波及到千百年后的人类命运。
中国历史上，我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三个关键点是：公元前1046牧野之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和1840年鸦片战争。
在牧野之战中，陕西的周部落灭亡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我把它说成中国历史三大爆发点之一，可能有人会觉得夸张：“这货写到哪段就说哪段重要！”但这话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也里也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商朝和周朝很不一样。我们看周朝的时候，能清晰辨认出传统文明的特色。但是看商朝，绝没有这样的感觉。周朝是中国史的一个崭新起点。中国传统文明里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忠”“孝”“德”“礼制”，都是在周朝才真正成型的。在政治上，周朝设计了一种封建+宗法的架构体系，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尤为深远。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牧野之战标志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开始。
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参战的周军却少得可怜。《尚书》记载，周武王带着三百辆战车，三百名虎贲参战。后来孟子觉得三百人少了，怀疑是抄写错误，改成了三千虎贲。这个改动还是合理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辆战车大致应该配十个战士。那么说起来，周武王投入战斗的主力军就是：三百辆战车，几千战士。
大家写来写去，最后轮到司马迁。司马迁是个顶级史家，但他有个毛病：贪多喜功，迷恋大数字。所以他写牧野之战的时候，出手豪阔，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后面又有整有零地加上“甲士四万五千人”。反正四万五千人也不用司马迁养活，他就很大方给周武王派去了一支生力军。
但是这四万五千人其实要不得。现代历史学家仔细考证周部落的人口，认为周武王治下的子民，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就是在5-10万之间。他哪来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当时真正的情况很可能是：几千人围着几百辆车，站在一个叫牧野的平原上，准备推翻了一个有六百年历史的王朝。一个叫姬发的人在大喊大叫，给他们打气。一个叫姜尚的人站在战车里，阴险地策划进攻。
在他们对面，是一个据说坏得淌水的人——殷纣王。
说起来，殷纣王简直坏的离奇。他的太太妲己也和他一样坏。翻遍中国历史，找不出比他们俩更坏的一对夫妻。他们简直是禽兽中的比翼鸟，恶棍中的双截棍。要是把他们的坏事一一列举出来，能凑够好几篇专栏文章。
但是纣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坏。他变坏有个过程。比如，出兵前周武王特地召开动员大会，声讨殷纣王。但在大会上，周武王也没列出什么像样的罪状，说的相当含糊，重点渲染的是纣王听女人的话、不重用亲戚、祭祀活动搞得不频繁。（见《尚书·牧誓》）光靠这些罪状，很难勾勒出一个暴君的形象。
后来的作家读了这些罪状，也觉得不过瘾。周武王是圣君的典范，那他的对手也该是暴君的楷模！所以，殷纣王的罪行必须丰富多彩。作家们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添砖加瓦。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殷纣王的罪行已经颇为可观了。
司马迁津津有味地写道：纣王修鹿台、设炮烙、挖比干的心看是不是有七窍；有位妃子有点性冷淡，他就杀了这位妃子，还顺便把她爸爸也做成了肉酱；周文王听见这事叹了口气，就被纣王抓起来敲诈钱财。等等等等。受过宫刑的司马迁还特意描写纣王如何“淫乐”。据说，殷纣王以往大池子里灌满酒，往林子里挂满了肉，然后“男女倮相逐其间”，逐累了就喝酒吃肉。当然，这个娱乐方式听上去相当土鳖。这倒让我想起鲁迅讲的一个故事。农妇在地里干活，忽然叹气说：皇后娘娘何等快活！现在还不是在睡午觉？醒了就叫“太监，拿个柿饼来！”酒池肉林倮相逐，就是司马迁想出来的柿饼子。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考证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殷纣王共有70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增加十三项。而且这些罪状越写越夸张。就像司马迁说纣王修建了鹿台，刘向就补充说：鹿台高达一千尺！晋朝的皇甫谧一使劲，鹿台又变成了高一千丈！商周时候一丈大约折合两米。纣王为了淫乐，要爬上两公里高的鹿台。这时，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这是一个残暴的君主呢，还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
学者说：纣王的形象反映了历史学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观念的成长性与层积性。这个说法太学术，翻译过来就是说：一旦某人掉到粪坑里，那么历史学家就会蹲在他头上拉屎。我们经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历史是公正的”。其实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历史既不是公正的，时间更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历史是人记录的，而人是复杂的动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殷纣王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君主，我们只知道他失败了。
在牧野，纣王一败涂地。
司马迁慷慨地赏给了纣王七十万军队。但考虑到当时的人口规模，纣王怕是消费不起这么奢华的一支军队。据估计，纣王的军队最多也只有几万人。几千周军（还要加上一些同盟军）和几万商军展开决战。据说战斗过程非常惨烈，血流得把木棒子都飘起来了。这些木棒子引起了孟子的忧虑。他觉得这个说法政治上不正确：“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这里的确有矛盾因素。首先大家一口咬定：周武王是仁慈的；但是反过来说，这么一场大战不多死些人也确实不过瘾。因此，大家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周军刚发起冲锋，商朝前面的军队就反戈一击。于是前队和后队自相残杀自相践踏，结果，“血流漂杵”。因此，虽然士兵死得很壮观，但都不是周武王杀的。
书上就是这么记载的。这看上去像一个奇迹。但它就是这样发生了。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据说，商纣王逃走，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武王尾随而至，向烧焦的尸体射了三箭，砍下了他的脑袋，挂在太白旗上。商王朝就此终结。
灭亡商朝以后，西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它的领土从陕西延伸到山东，从北京延展到了汉水。这个规模比起同期的亚述帝国，可能还有所不如，但已经相当可观了。袁腾飞在《历史是什么玩意》里说：周朝面积有150万平方公里，“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超级大国”。这个话就过分了。周朝人少地多，很多地方荒无人烟，大家也没有明确的疆域概念，150万平方公里云云，压根就是个糊涂账。而且袁先生举的西方人的例子是雅典、斯巴达。这两个城邦的对头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疆域、人口肯定超过周朝。所以周朝虽大，西方人也不会“无法想象”。人家没有袁先生想的那么土鳖。
但是周朝还是太大了。大也就罢了，它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人口太稀了。
跟同期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比起来，西周的人口密度低得惊人。埃及和巴比伦的城镇乡村早已密不透风，西周的城市外头却有大片的荒地，榛榛莽莽，如同野生公园一般。我们经常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这话不错。但是在四大文明古国里，中国是最晚的一个。印度河文明夭折了，姑且不提。说起埃及和苏美尔文明，它们比中国要早至少一千年以上。跟这两个文明比起来，西周属于第三世界的后起之秀。整体来说，西周的农业、商业、工业都大大落后于中东。但是它的政治结构却一马当先，急吼吼地建立了一个大帝国。
在一个脆弱的物质基础上，怎么运转一个大帝国？这就是西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它的政治文化创新，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运作的。不理解西周面临的这个难题，也就无法理解它的行为方式。
西周的身子很大，脑子很小，血流量很少，神经传导很慢，但它还是一门心思要活下去——于是它只能选择封建制。这里说的封建制，不是教科书上说的“农民种地、地主收租”那一套，而是一种政治架构：封国土、建诸侯。说到这里，我想说句题外话：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这个五阶段论根本不适合中国历史，而且也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压根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他说中国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斯大林觉得马克思在胡说，全人类应该只有一种进步模式嘛，哪能分成东方西方？都应该是五个阶段才对。听到苏联传来的消息后，郭沫若先生拍案而起，抽出脊梁骨做笔杆子，悍然把商周划成奴隶社会，把秦汉以后划为封建时代。不过现代主流史学界对此已经不太承认了。
书归正传。西周实行了一套封建制，将国土分给诸侯。诸侯世袭，独立治理领地，但承认周王的宗主权。根据《荀子·儒效篇》记载，周武王和儿子周成王时代，共分封了71个诸侯，其中55个是同姓亲戚，16个则是外族。此后陆陆续续又封了不少，到了春秋时期，可考的诸侯国有一百四十多个。
这就相当于周王在镐京、洛阳（当时称为成周）开了总店，然后在全国各地开了140多个加盟店。这些加盟店独立经营，但要承认总店的领袖地位，接受总店的企业文化、偶尔向总店汇报工作、上缴一定利润。用这种办法，西周让加盟店各地开花，控制了广大市场。
这些加盟店是怎么建立的呢？有一些是被兼并过来的。比如商朝灭亡以后，有些商朝的属国就改换门庭，接受周朝的这套游戏规则。还有很多则是新建的。很多读者可能玩过一个叫《文明》的游戏。游戏里头玩家要带着拓荒者、武士，跑到荒地上建立城市，然后慢慢开荒修路，建成一个国家。西周的分封新诸侯就有点像现实版《文明》。周王封诸侯的时候赐予的不仅是土地，往往还会分给他一批人民。比如周分给鲁国“殷民六宗”，唐国“怀姓九宗”等等。这些人就是武装殖民人员。新诸侯带着他们到封地里建立城市。城市就是他们的武装据点。殖民者住在城内，被称为“国人”，土著民在城外，被称为“野人”。（“国人”和“野人”的含义，历史学家多有聚讼，我这里说是一种主流说法。）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分出去开辟新城市。
这是不是西周要扩张的唯一出路？我确实看不出还有更好的办法。有人会问：为什么西周不建立中央集权，派政府官员管理直营店，反要把它们分封给这些世袭诸侯？这不是败家么？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转到另外一个话题：这些分店能向总店上缴多少利润？
答案是：非常少。在当时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粮食。埃及有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有两河，政府用这些河道可以从各地运来不少粮食。当然西周也有黄河，但黄河并不利于运输。再说西周国都在上游，分店都在下游，情形就更糟了。而且西周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陆路交通也非常坏。所以分店就算有余粮，也无法大量上缴。
不然也可以缴钱？可惜西周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没有活跃的市场。1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就用银子做货币了，西周还大量使用贝币。想想看，哪个像样的商业社会会使用贝币？！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时代，要求分店上缴大量货币，这个实在强人所难。
既然利润这么少，西周总店有什么动力建立庞大的公司（且不说技术上能不能建立）去管理直营店？建立后又如何做到收支平衡？账经不起算啊。
因此西周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这样：最简单的管理，最稀少的利润，图的是广种薄收。西周总店向加盟店索取的最主要的贡献，是军事支持。一旦发起战争，周王有权要求临近诸侯出兵协助。经济上，周王主要靠王室领地糊口，并不很指望加盟店上缴的利润。
西周既想建立一个大帝国，又无法改变物质基础，就只能做此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个选择在初期非常成功，帝国快速膨胀，文明传播到了以往的蛮夷之地。几百万人认可同一种文化模式、同一种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封建制的成功本身就蕴藏着衰败的种子。帝国有无法解决的深层矛盾.
20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