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泽东与恩克鲁玛
加纳是西非重要国家，也是今天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中国在加纳的投资、开发和大量合法和非法打工的劳工，既给加纳的发展注入了资本和技术，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新的麻烦。
笔者的系主任欧赛教授原籍加纳，虽然在美国近三十年了，但仍然心系故国，每年都回去考察，对中国在加纳的经济渗透有很多观察。从国家政治的层面，他担心中资在加纳的活动方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和政治精英内部交易达成的，尤其是中国给加纳的长期贷款达成的方式和附带条件，只会加重非洲政治本来就有的封闭性和垄断性，给加纳今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隐患。
在草根层面，他告诉笔者很多中国劳工在加纳非法采金的活动，他们到处乱挖，很多地方被弄得百孔千疮、乌烟瘴气。欧赛教授告诉笔者的这些情况其实也并非什么内幕，甚至中国自己的媒体和观察家也有类似的揭露，难怪加纳的警方近些年来已经发起了对中国非法劳工和非法采金活动的打击。追溯历史，加纳和毛时代的中国的关系也很值得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供今天的读者了解中非关系的历史提供一些背景。
恩克鲁玛照搬毛主义建一党专政
加纳原名黄金海岸，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一九五七年独立成为英属非洲殖民地中第一个独立的国家。领导加纳独立的民族主义领袖恩克鲁玛在非洲独立浪潮中有很高威望，但独立后他拒绝实现民主宪政的诺言，照搬苏联尤其是中国的模式，建立了一党专制和个人崇拜。加纳一独立，恩克鲁玛就把加纳人民对民主的追求说成是西方的阴谋，宣布罢工非法，而罢工恰恰是加纳人民用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最主要工具。他也对报刊的自由言论严加限制，甚至规定有些言论要由他亲自审查。一九五八年他制定了“预防性拘留法”，这个法律给予政府不经过法律程序拘留和逮捕任何人的权力。同时，将他控制的加纳人民大会党成为加纳唯一的政党，建立了党国体制，用他的话来说：“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他说党和政府的关系是前者创造后者，党踞于国家之上，规定加纳所有政府机构的各级官员都必须是党员，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必须是党的分支。
更重要的是，恩克鲁玛本人又高踞于这个党之上。他说：“当我说党是至高无上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那就是我本人——所宣布的决定不受任何约束。”一九六四年他宣布自己为党的终生总书记、加纳终生总统。他建立了“恩克鲁玛思想研究所”，就像中央党校规定干部都要到这个研究所来进修，他们对待恩克鲁玛思想的态度必须表现“对待宗教那样的虔诚和热情”。党的宣传说“在我国的国情下，人民需要一个可以崇拜的领导，一座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可以仰头眺望的灯塔。”
在经济建设上，恩克鲁玛废除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用政治权力来统一分配国家资源，不顾起码的经济和技术常识，独立后十年不到就上了一大堆重大项目，常常用个人拍脑袋来决定经济政策。加纳盛产黄金、可可和木材，在西非殖民地中经济基础很好，但恩克鲁玛十年不到的执政不但把国家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而且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带来了经济领域的腐败，执政党干部和国家官员利用计划经济给予的权力为自己敛财。民间流传高官用公款进口高级轿车和高官太太订制镶嵌黄金的豪华大床等等丑闻。
恩克鲁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专制使得他丧失了在独立运动中积累起来的威望和信任。一九六六年二月，以军方将领为首的政治反对派趁他在中国访问之际发动政变，将他推翻。
中国在非洲输出革命的基地
恩克鲁玛的加纳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六○年代上半期中国要推动世界革命，把争取独立的非洲作为一个重要对象，中国的这个世界革命战略和恩克鲁玛的非洲大陆革命思想一拍即合。恩克鲁玛很像列宁和毛泽东，列宁认为离开欧洲革命，俄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而毛泽东也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看成亚洲革命的先锋，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后大力支持亚洲各国左派尤其是共产党。恩克鲁玛主张泛非主义，即整个非洲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团结，但其实质是由他的加纳领导，灌输加纳模式，凡是与此不合的都是殖民主义的阴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恩克鲁玛建立了“非洲事务局”，招募和训练非洲一些国家所谓的“自由战士”，在加纳的一些秘密营地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和游击战的训练，最有名的包括曼可隆和奥贝尼玛西，其教官、教材和装备很多来自中国。毛泽东有关游击战的论述经常被引用，例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所谓“纸老虎”的论述和“群众路线”的方法等等。
中国对加纳的非洲大陆革命的指导和帮助是秘密进行的，严格保密防止给西方国家提供口实，离间加纳和非洲独立运动的关系。但一九六六年政变后，反恩克鲁玛的军事政权不但公布了很多有关中国和恩克鲁玛政权之间的秘密材料，驱逐了据说数百名中国顾问和其他人员，而且开放了几处有中国顾问参与的训练基地，让本国人和外国人去参观，说明确有其事。新政权谴责中国对加纳内政外交的干涉，和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当时在非洲的一大挫折。
恩克鲁玛下台与毛泽东担心政变
恩克鲁玛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出访过程中被推翻的。他那次出访，是为了在美国和中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做调解人。当时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干预，和中国有冲突的危险，恩克鲁玛不自量力，想做世界级领袖，自告奋勇先去河内，再来中国。中国方面虽然不欢迎他的调解，但看在中加关系的面子上还是接待了他。就在他乘坐中国派到河内的专机前往北京的途中，周恩来在去机场接他的时候接到外电报道，说恩克鲁玛已被推翻。周恩来对他还是以礼相待，在中南海里给了他住处。过了一周，由苏联派来一架专机将他送到了几内亚，他在非洲唯一的铁杆兄弟赛古‧杜尔将他收留。
恩克鲁玛是中国在非洲的盟友，他的名字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就像同一时期越南的胡志明一样。他不但模仿中国，建立了一套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且还建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官方用语是“不朽的恩克鲁玛”，就和中国当时的“毛主席万岁”一个意思。但政变就是由他信任的军方领导人发动的，消息一发布就受到加纳人民的拥护，说明他受到人民“无限的热爱和崇拜”基本是宣传部门制造的假象。军政府领导人的文告说“对于恩克鲁玛来说，加纳的独立就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他的个人喜好任意行事。他处心积虑地建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无所不能，他相信自己成了上帝。”
对文革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记得，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中南海政治中忽然出现了有关“政变”的议论，毛泽东多次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就在中共中央通过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后两天，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政变的讲话，对研究文革早期历史很重要，林彪说最近世界上政变成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即西文中政变之意）”。其他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有类似的讲话，似乎在“警惕政变”的紧张气氛中为自己作澄清或者表态。
当时反修防修、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很常见的政治言论，“防止政变”在这个时候出现，显得非常突然和特殊，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与此同时，中央对军队的人事和北京卫戍区的守卫作出重大调整，有关部队也作了调动，是文革早期政局中的诡异现象。
如何解释这个突兀的现象？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和大饥荒之后，一直担心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一九六四年十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被表面上对他一直恭恭敬敬的其他领导人在军方支持下赶下台，对毛可能有一定的刺激，尽管他并不喜欢赫鲁晓夫。此后恩克鲁玛这个加纳的“红太阳”又被政变推翻，而且是在他访华期间被推翻的，中国领导人一定对此印象深刻。我猜想，文革初期这些有关政变的言论和军队的调动，很可能显示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之争激化时的神经过敏，是他从国际事件中得到了防止政变的警示。
《动向》2015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