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12月初，大半个中国陷入严重雾霾，京津冀等地区重度污染，北京市PM2.5浓度一度过千破表。《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市长，我们不要你的脑袋》，重提王安顺立下治霾的“军令状”。2014年两会期间王安顺立军令状：到2017年还治不好雾霾“提头来见”。到了今年年初，王市长改口了，解释说：治不好霾“提头来见”，是一句玩笑话。好了，这次连续多日严重雾霾，市长大人如何自处？北京明明已经连续五天六级雾霾，政府只发布橙色预警，学校不停课，汽车不限行，“放任大家自由吸霾”，大批呼吸道疾病患者挤爆北京各大医院。如此政绩，致使嘲讽王市长的网民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
2014年春，王市长这句在当时博得一片喝彩声的俏皮话一出口，我就替他的脑袋担心，写了篇文章，《“提头来见”解决不了北京的空气污染》，说王市长，不需要你“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让全市人民都参与”，只要民众抗议污染的时候你不派军警弹压就行了。最后撂了句狠话：“在实现政治法律制度根本变革之前，那是绝症，把北京的市长、区县长全杀光也不行。”
眼下大家都在看王市长的笑话，我倒是要打个抱不平。雾霾不是社会治安，一个市长省长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的。这次雾霾，范围大到53万平方公里，重度污染的城市高达31个。天上没墙没卡子，雾霾也不要户口本、暂住证，随风自由飘移，王市长又能如何？如果没有哗众取宠之心，王市长也就只能具体谈谈本市的减排任务。当然，那么说就没有公关效果了。
另外一点，王市长手中那点钱也远远不够。
京津冀被定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有环保专家测算，总投资大约需要3450亿元。而全国大气污染防治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
我真不知道这些专家是如何测算的！
虽然涉及的仅仅是大气污染一项，但感觉他们测算的投资额太低，甚至少写了一个零。
20年前，有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中国打算治理环境污染，从1996年开始投注巨资，在2004年前必须投注3万亿美元。（纽约《世界日报》1996年9月3日）我曾经粗算了一下，折算成人民币，必须紧急投入大约25万亿，约等于中共建政之后前四十年财政收入之总和（3.3万亿）的将近8倍。如果分10年投入，每年需投入将近2.5万亿，约等于1997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0.86万亿的2.5倍。
这种规模的投入是可以想象的吗？
让我们来看一个事实：
上世纪末两德统一后，西德计划在10年内投入2000-5000亿马克，以治理环境污染。这笔巨款到底应折算为多少东德马克？算法很多，很复杂，但大体上超过了当时东德1年甚至2年的GDP总额！按照这种与GDP挂钩的投资强度，如果真打算治理中国环境污染，10年内投资总额应该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平均每年投入1万亿以上。但是，东德垮台是15年前的事情了，这期间中国的污染正以超过GDP增长率的速度急剧恶化，如果当今中国污染的严重程度是15年前东德的两倍，则每年应投入2万亿以上，如果是3倍，则应年均投入3万亿以上，这就与前述美国环保官员的估算相去不远了。
说明一点，这些过于宏观的数字均为估算，热烈欢迎质疑讨论。但无论如何，这些年均投入以万亿级论的可怕数字，反映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结论，即：以牺牲环境与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注定得不偿失。前全国人大环保委员会主任曲格平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清醒地指出，这种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增长”其实来源于一种过时的发展观。“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求。这种发展观认为，国民生产总值高的国家就是经济强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迅速的国家就是经济上取得很大进步的国家，因此，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就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动力。这种单纯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他认为：“在现行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中，既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这两种重要价值的丧失程度，也没有揭示一个国家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相反，环境越是污染，资源消耗得越快，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也就愈加迅速”，最后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
我一直在为雾霾大唱赞歌。因为雾霾不是血肉之躯，没有人性的弱点，不惧怕任何极权高压，揭穿了“高速崛起”神话背后所隐藏的酸楚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