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属于我们的村庄现在建起了许多消暑别墅。再无往日的痕迹。不，还有一丝痕迹：我父亲当年种下的四株白色丁香。仅此而已。好像我们从未存在过一样。没有人能开慰这种残酷与悲伤。所有的亲属都惨遭杀害——而这又是为了什么？这个社会能指望从在这片悲情的土地上收割什么庄稼？
——被逮捕并遭流放的“富农的女儿”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莫恰洛娃（Natal'ya Kirilovna Mochalova）的信函，《共青团真理报》，1989年1月25日，第2版
时不时地，阵阵寒意就会涌上斯大林的心头：正在击垮他的并不只是今天的敌人。他仿佛看到，在希特勒的坦克阵后，在浓厚的烟尘中，那些他原以为被自己施以永久惩罚、消声和平息下来的人们，正在秘密行进。他们如潮水般冲出冻土，冲出封盖在他们坟墓上的永久冻土层，将带刺的铁丝网撕得粉碎。从科雷马和科米共和国出发，连绵不绝的运畜拖车满载着死而复生的人们，全力前进。村妇和孩童一个接一个地从泥土中爬出来，面色阴森，神情阴郁，形销骨立。她们都在寻找他，个个面如死灰，形如枯槁。
——瓦西里·格罗斯曼，《人生与命运》，第485页
不留一丝痕迹。那段日子、那种可怕的痛苦去了哪里？真的不留一丝痕迹吗？真的没有人为这一切负责吗？所有这一切都将被了无痕迹地忘却吗？
——瓦西里·格罗斯曼，《世事无常》，第82页
被还原的历史很快开始触及可能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被掩藏最深的秘密：在1929年和1933年间，数以百万的农民遭受逮捕、流放、苦役和饥荒的折磨，死于非命。即使在反斯大林主义的热潮中，在苏共二十大上勇敢地做出了“秘密报告”，并于1961—1963年将去斯大林化推向高潮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仍然不敢在这一事件上吐露半分真相。1988年9月，几位知名党史专家将这一历史事件称为“斯大林及其党羽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一位文学评论家则谴责这一事件为“以残酷镇压为手段的，对农民有预谋的灭绝”，是“对这些民众发动的全方位战争”。
与前古拉格囚犯不同的是，农业集体化的受害者并没有在1980年代末挺身而出，现身说法。讲述这段往事的是受害者的子女和孙辈、历史学家以及少数对这场农民大屠杀有所触及的作家，后者写的一些书足足等待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得见天日。
比起传统意义上的“被镇压者”，他们的人数更加难以估计。大多数富农家庭（现在被奉为乡村地区“干劲最足”、“最勤劳”、“最自食其力”的富裕农民）被成群地押运到特殊的列车上，只分给一点点食物或饮水，经过数日的跋涉，最终到达欧洲北端的沼泽、乌拉尔山脉的矿区或西伯利亚针叶林带，去修建“特殊定居点”（spetsposeleniya）。这就是他们的“流放”。（在家庭成员被流放之前，许多家长被扣上“反集体农庄”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帽子，遭到逮捕，甚至有一部分人被枪决。）其他被“去富农化”了的村民则被逐出家园，洗劫一空，不名一文地被放逐到其所在区或州的边远角落。其中一些人设法逃到城里或建设工地，以求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家人。
在苏联关于集体化和大饥荒所致伤亡人数的首次公开讨论中，知名的苏共档案学家和党史学家在《真理报》上披露，从1930年到1932年，“至少”481,000户家庭遭到“远途流放”；400,000至450,000户家庭被没收全部财产，判处州内流放；200,000至250,000户家庭逃往城市和工厂。当时的苏俄农民家庭一般至少有五六口人，10到12口人更是常态。事实上，在对富农这一集体化的“清算阶级对象”的五花八门的定义中，大家庭是财富和“另一类社会阶级”的罪证。由于全部家庭成员都受到惩处——所有的男人、男孩、女孩、孕妇、婴儿、卧床不起的祖母、瘫痪在床的人、精神病人——1,081,000至1,181,000的家户总数也应相应乘上家庭成员数。根据梅德韦杰夫（Medvedev）的估计，受害者至少有一千万人。1942年8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向丘吉尔提及他需要“与之斗争”的农民时，报出的也是这个数字。
没人知道多少人在流放中死去。据估计，他们的遭遇与10年之后的“间谍”相似，在流放途中和流放的最初几年死去的大多是老人和儿童。由此可见，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齐普科对斯大林主义“杀害了数十万农民幼童”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在1932—1933年大饥荒——被称为“中世纪以来欧洲农民所遭受的最严重人口灾难”——中死去的人数更难估计。梅德韦杰夫的估算是600万到700万人，主要分布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盆地（Povolzh'e）。经济学家帕维尔·沃夏诺夫（Pavel Voshchanov）（原文为Pavel Voschshanov，应属笔误——译注）估算的死亡人数为300万到700万。1988年，著名哈萨克作家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Olzhas Suleymenov）在一次党内会议中称，在“集体化”运动中，他的600万同胞只活下来300万。苏联官方历史学家则没有公布任何数字，只承诺“竭力查清事实”。
根据开放出版物的描述，这场农民大屠杀始于1930年1月11日的《真理报》社论，该社论号召“向富农阶级宣战，与他们死战到底，直到将他们消灭殆尽为止”。两周半之后，以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为主席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会为每个地区规定了逮捕和流放家庭的最低指标（razverstki）：例如，主要粮食产区北高加索、乌克兰、伏尔加河中下游和哈萨克斯坦的指标为210,000户；列宁格勒、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这几个州的指标为32,000户。在每个区域，地方政府再将“计划”数字划分至每个区，并细分到每个村庄。完不成任务的各级官员，轻则解除职务，开除党籍，更多则被捕入狱，甚至惨遭处决。
对完不成指标的恐惧，再加上“超额”完成指标的野心，共同引发了一场充斥了杀戮、背叛和随处可见的暴政的血宴。包括“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在内，不管官衔高低，不管有无职务，几乎所有官吏都可以给人扣上“富农”的帽子，将对方及其家人推入深渊。在一个村子里的街道上，一位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基州的61岁的老人对一名路过的“积极分子”说，他的毛皮大衣原本属于一位遭到流放的“富农”。因为这句话，他被判处“在劳改营服刑10年，剥夺通信权”（这通常意味着处决）。他的九个子女立即遭到逮捕和流放。直至1989年，这些子女依然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去世的。
“如果不把女儿送来，明天我们就把你打成富农（budem kulachit'）！”一位“富农的儿子”这样回忆某个“积极分子”对其父亲的威胁。他的父亲抡起一把椅子扔过去。第二天，他就因“对农庄积极分子的暴力行为”而被捕。两天后，他的家人也全部被捕，并由警察押到城里，和其他“人民公敌”关在一起。女儿在混乱中失踪。母亲哭喊着哀求看守，让自己寻找女儿：“求你放我去找她。我把其他孩子押在你这里。我保证回来！”回应她的却只有黑洞洞的枪口。半年之后，已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女孩家人得知，她们的母亲已经上吊自尽。
“我们的小村庄离库尔干（位于南乌拉尔地区）20公里。1929年冬天，有六户人家被‘去富农化’（raskulacheny），并被赶出自己的家门，”在1989年1月份的《共青团真理报》上，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莫恰洛娃这样写道：
每个人——儿童、老人、病人。所有人都被扫地出门——都流落到街头。那些向我们伸出援手，想收容我们的人立即被叫到村里的苏维埃政府（sel'sovet）质问：“怎么回事？你们竟敢帮助那些混蛋富农？！”但我们算什么富农呢？我们既没有磨坊，也没有大农庄。我们只有六个娃娃。
苏联农民这样踏上“苦难的历程”：他们偷偷回头张望，家里的炉子上还放着余热尚存的圆白菜汤（shchi）；烟囱里还冒着炊烟；地窖里还藏着冰凉的牛奶；宝贝马驹或奶牛被遗弃在牲口棚里；心爱的小狗还在院子里吠叫。女人们不敢大声哀鸣，只有低声抽泣。和瓦西里·贝科夫（Vasil'Bykov）的中篇小说中的白俄罗斯农民英雄一样，下列问题就像“红灼的钉子”一样，在他们的“脑子里久久盘旋”：“人啊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痛苦？我是在上帝还是人民面前犯下了罪过？我到底是杀过人，打劫过别人，还是犯过暴行？人啊，醒过来吧！”
“我对那个寒冷的冬天记忆犹新（我当时七岁），那天，两个卫兵和两辆大车把我们带走，”来自库尔斯克州苏克欧——索洛蒂诺村的一个村民写道。“我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被押上大车，带到离村子55公里（30英里）的奥博扬镇。加上妈妈，我们一共七个人（我最小的弟弟当时只有三岁，大姐也才11岁）。……在路上，有好心人往车上扔东西——有旧外套，也有旧毯子——母亲就用这些为我们御寒。到奥博扬时已是深夜，我们被关在一个教堂里，那里已经挤满了‘人民公敌’。”
有时候，“混蛋富农”们要一连几天呆在露天下（他们不准进入火车站），等待运畜拖车将他们送往终点，在那里，他们将受到“最严密的监控”，并在附近劳动：乌拉尔的矿井内，北方地区的沼泽和森林中的泥煤田里，或是今天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巨石上和沟渠中。
车厢内拥挤不堪，被流放的农民们只能轮流在地板上睡觉。在某些车站，每个囚徒会分到一勺稀粥（balanda），以及200克（不到半磅）面包。押运之旅可能会持续一个月之久。每个车厢都有一个金属质料的桶子充当马桶。女人们嚎啕大哭，乞求多倒几次马桶，“因为孩子们快要闷死了”，但卫兵们不予理睬。“没人清点”死亡的人数；尸体都被直接抛下了火车。
“我们被送到乌拉尔山脉，”一位富农的女儿回忆说。“接着就只能徒步，总共要步行40公里（25英里）。我的父亲腿脚不好，怀里还抱着几个婴儿。爸爸被分配到矿上工作，妈妈则去了建筑工地。他们都死在了那里。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也都死了。我被送到了一所孤儿院（detdom）。”
下了火车之后，那些长途跋涉的幸存者住进了防空洞（zemlyanki）里，或者自己砍树搭建小屋，从此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小木屋的墙壁难免漏风，农民们只能用青苔把缝隙堵住。幸运的家庭住在营房中，一屋一户，不管有几个孩子。到了夏天，蟑螂爬得到处都是，“简直就是无孔不入”。孩子们饿得头晕眼花，常常感觉不到叮咬。严冬时节，营房外的尸体堆积成山。焚化炉是他们在春天的归宿。
在有“源自知识界的流放者”的地方，开办了所谓的学校，富农的子女必须去上学，学唱“关于斯大林和我们幸福童年的欢快歌曲”。在苏芬国境线附近，梅德维兹格斯克地区奥涅加湖区的一个“特殊定居点”村庄，所有年满14岁的儿童在白天都要和成人一起工作，将树木劈成木材。到了晚上，他们又被勒令上学。由于营养不良（尤其是蔬菜、牛奶和鸡蛋的匮乏），许多孩子都患上了夜盲症，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他们经常被树桩或枝叶绊倒在地。所以，父母们每天晚上都要出门，
用尽全力高喊自己孩子的姓名——但又不敢离家太远，因为他们自己也多是两眼一抹黑。这样，循着父母的喊声，我们才能回到家。没人来喊的孩子，就只能在营地附近流浪，直到很久之后，有人听到他们的哭声，把这些孩子带回家为止。
对成年“富农”而言，流放是“永久性的”，也就是终身流放。被捕时不满18岁的人后来获准离开，但不得定居在城里。
在“去富农化”和“集体化”之后，苏联农村期待以一场大丰收来证明斯大林的远见卓识，来验证集体化农业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并以粮食出口来换取硬通货，以购买大上“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设备。但到了1932年春天，这显然已经不再可能：在恐惧下陷入瘫痪，且远未从1931—1932年冬季的饥荒中恢复过来的农村，已经绝无可能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冬小麦和黑麦（ozimye，秋天播种）甫一结穗，农民们就潜入到集体农田里，用剪刀零零散散地“割掉”几束麦穗，回家磨成面粉或煮成稀粥。这些农民多为已无法喂饱孩子的可怜母亲。1932年8月7日，斯大林亲手起草了一纸法令，规定，对于“盗窃集体农庄财产者”，实行“最严厉的社会保卫：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罚款的方式将刑罚降为10年以上战俘营服刑。犯下该等罪行的人不得赦免。
这就是所谓的“五麦穗法”（zakon o pyati koloskakh）：这是“被盗财产”的最低定罪数额。在集体农田里拾穗时，吃掉麦粒或装入自家口袋即算“盗窃”，甚至在老鼠窝中发现的粮食也不能自行处理。从1932年8月到1933年1月的短短五个月，就有54,645人因触犯“五麦穗法”被定罪；2,110人被判处死刑。
临近1932年的秋收时节，苏联高层领导率领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前往主要产量区，通过榨取创纪录的粮食上缴量，确保“集体化农业的胜利”。苏联最大的粮仓——乌克兰北部、俄罗斯南部（“黑土地”）、伏尔加盆地、哥萨克人聚居的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州和克拉斯诺达尔区）以及哈萨克斯坦北部——被单列出来，划定了格外严厉和苛刻的指标。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分别由斯大林最信任的部下坐镇监督：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和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负责哥萨克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负责乌克兰人。
无论是村庄、大型定居点还是整片农村地区，只要一经发现“破坏粮食上缴计划”，就会被记录在“黑板”上，这就无异于宣判“死刑”。“黑板”地区的党内和村级官员被扣上“蓄意破坏者”、“同情富农者”和“变节者”（pererozhdentsy）的帽子，锒铛入狱，判处“至少五年，10年为宜的监禁”（斯大林语），许多人更遭到处决，名单被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示众。
犯下“蓄意破坏罪”的地区，所有粮食都被没收：无论是种子粮、食用粮还是牲口粮。武装民兵和积极分子四处搜粮：用刺刀戳穿地板和谷仓，翻查地窖和菜园。搜查者经常拿走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土豆和肉、牛和马、鸡和鹅、烤面包，等等。（最富激情的开放评论家之一，青年教师卢德米拉·萨拉斯齐纳（Ludmila Saraskina）从父亲那里听说，在牛和马被抢走之后，“一家老少”——父母和11个兄弟姐妹——几乎全都饿死了。）
供销合作社和售货亭被勒令关闭，“上了黑板”的地区被红军或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部队包围，任何人不得出逃。“我们拿什么喂孩子呢？”萨拉托夫州诺沃祖布里勒沃村的农民们向征粮官苦苦哀求。“苏维埃政权给了你们土地。给他们吃土吧，”他答道。在1932年11月4日中央委员会下达决议之后，15个大型哥萨克村庄（stanitsy）被“没收全部粮食”。（每个村庄的平均人口约为15,000。“你能想象出广岛的样子吗？”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评论家尤里·切尔尼琴科这样问道。）
被封村庄中的所有人都被逮捕，“远途流放”到北方：无论是幼童还是成人，贫农还是中农（serednyaki）（集体化农业的中坚力量），党员、教师还是兽医，无一幸免。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曾经为俄罗斯贡献了最优秀的骑兵，并成为俄罗斯英勇气概的代名词；现在，她的村庄却从苏联地图上悉数消失：波尔塔夫斯卡亚、乌曼斯卡亚、沃古舍夫斯卡亚、乌鲁普斯卡亚、梅德韦多夫斯卡亚。现在的居民换成了退伍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波尔塔夫斯卡亚”变成了克拉斯诺阿梅斯克，或曰“红军城”，乌鲁普斯卡亚则被改名为“苏维埃斯卡亚”，又称“苏维埃”。
起初发生了几起武装反抗，随后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尤以哥萨克地区最为惨烈。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Mikhail Frinovsky）领导下的武警（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OGPU）边防部队处决了“数以万计”的农民，逮捕的人数则达到几十万。空军一个中队的飞行员们拒绝轰炸和扫射哥萨克村庄，这个中队立刻遭到解散，一半的飞行员遭到处决。1933年春季，在向政治局报告对叛军的镇压情况时，弗里诺夫斯基说，“几百具”死于叛军之手的红军战士“尸体”顺着北高加索的河流漂浮。
整个1932年的秋天，许多载着征收来的粮食的马车在乡间小路上日夜兼程，扬起的尘土形成了浓厚的雾霾。粮食汇聚成河流、湖泊乃至海洋，却没有足够多的谷仓来储存，或足够多的轨道车来运送，也没有足够多的防水布来遮雨。小麦和黑麦从马车上被直接铲到地上，在日夜轮班的守卫面前发霉、腐烂。
“麦什科夫斯基地区正在发生最可耻的事（bezobraziya），”斯摩棱斯克州的农民们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写道：
面包（粮食）的遭遇另人痛心疾首。……牛、猪、人全部直接踩在上面。当我们农民（muzhiks）的面包被抢走时，他们说给红军战士吃，给工人吃，但现在，它们被碾成了尘土。没有库房，也没有容器或任何其他器皿——一句话，没有人为数千辆马车（obozy）的粮食做好任何准备。……上千普特的粮食正在白白烂掉。许多农民上缴了所有粮食，甚至最后一粒粮食。而就在他们面前，牲畜正踩在面包上，他们家里却不剩一片面包。农民倾家荡产、一贫如洗，这对革命事业有什么好处呢？
在粮食被劫掠一空后，饥荒的梦魇开始降临农村。不像城镇居民，农民没有资格使用配给券。省城或大型火车站的售货亭有面包出售，但这些地方都由士兵把守，不准农民靠近一步。到了1933年1月，在受征粮行动影响最大的地区，所有牲口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乌克兰北部、被称为俄罗斯的“黑土地”的库尔斯克州与沃罗涅日州的南部、伏尔加河流域的古比雪夫州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北高加索以及哈萨克斯坦北部。
土豆也很快被吃完，接着连垃圾堆里的土豆皮都没有了。橡树果被磨成粉后烘烤。苜蓿被晒干，捣碎成“面粉”，再掺入荞麦麸，与“荨麻粥”同食。树芽、椴树叶、滨藜（lebeda）和牛蒡（lopukhi）也被采来果腹。狗、猫、老鼠、青蛙和虫子都未能幸免。从死马和死牛身上割下来的蹄和角也被磨碎吃掉。羊皮被切成细丝，放到锅里煮食。
农民的孩子们全都是肿胀的大肚子，麻杆一样的腿，细瘦如柴棍的脖子上挑着硕大的、“形似炮弹”的头颅，就像是行走的骷髅，外面紧裹着一层“透明黄纱”般的皮肤，每根细小的骨头都清晰可见。（一些在1932—1933年大饥荒中幸存的孩子到了五岁还不会走路。在苏俄欧洲部分东北方的维亚特卡州，这些孩子被称为“坐娃”（siduny）。但一旦看到粮食，他们会飞快地爬过去，大把抓起塞到口中。）
在还走得动路时，一些农民会聚集在铁轨旁，跪在地上，向过往的火车哭喊“面包！面包！”许多农民举起他们饿得畸形的孩子给乘客看。起初，会有乘客将残羹剩饭从车窗里扔出来。但很快，在途经饥荒省份的列车上就派驻了荷枪实弹的卫兵。他们拉上窗帘，不准旅客靠近闭紧的车窗。
饿坏了的人走得越来越慢，好似头晕目眩一般，不时停下来，扶着村庄房屋的外墙。再过不久，他们就只能爬行了。大家都没有力气埋葬死者，尸体只能躺在大街上或房子里：全家人的尸体都横在地上，躺在床上，或者伏在桌子上。在杰作《世事无常》——该书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以“非虚构”的笔法对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最残暴的恶行提供了不少见证——中，瓦西里·格罗斯曼提到了被派往荒芜的村庄的定居者。女人和儿童被命令待在村外，男人们被分给干草叉，要求将死尸从屋子里拖出来。尸体七零八落，臭气熏天。尸块被直接掩埋在农田中。
就像1921年内战后恐怖的大饥荒中一样，人吃人的现象又回来了。最先沦为食物的是刚死去的尸体，接着就是活人。幼童尤其容易成为受害者。在库班地区长大的尤里·切尔尼琴科记得自己从未一个人在家：他的母亲害怕他被人拐走并吃掉。
切尔尼琴科的父亲是一名农艺师，在一家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由于是国营职工，他的粮食定量可以保证全家人不被饿死。一名水肿的妇女——实际年龄应该比尤里的年轻母亲还小，但看上去已和老妪（babushka）无异——经常来到切尔尼琴科家，请求说：“洗盘子的水不要倒掉。我要喝水。”尤里想让她讲童话故事，她却不停“哀叹自己死去的娃娃们”。
“我已过世的叔叔曾告诉我，他（小时候）曾拖着步子（poplyolsya）——是的，拖着步子，因为他已无力行走——去看自己的朋友，”摩尔曼斯克的一名医生回忆说。“当进到院子里时，他看到自己的朋友躺在井边的地上。他的母亲正在用一把斧头把他的尸体砍成小块，放在水桶中。我猜，她是想用冰凉的井水来保持肉的新鲜。”
萨拉托夫州的一名男子曾于1933年在红军服役，他回忆起自己的战友基里尔·希洛夫（Kirill Shilov）从农村的母亲那里收到的一封信：
军营生活一切都好吗？她写道。我猜你至少有足够的面包吃。在我们这里，普拉斯科维亚（Praskov'ya）已经在吃自己的小孩了。她先吃掉了一个女儿，当他们去找另一个女儿的时候，却发现炉子上炖着一大锅肉。唉，他的指挥官后来知道了这封信，上报给政委。希洛夫被特别局传唤，以散播反苏维埃谎言为名投入大牢。然而，他们向村委会（sel'sovet）发出的官方求证函却证实了一切。他们把他放了出来，但警告他守口如瓶。
1934年，一名古拉格的囚犯（他是一名演员，于1929年因“参加学生组织”被逮捕并判处劳改营服刑10年）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地区的凯姆劳改营遇到几位乌克兰女子。突然间，其中一名来自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罗曼科夫卡村的女子失声痛哭起来。“她吃了自己的娃娃，”另一位女子说。“没错，我是吃了！”前者哭着反驳道。“所有人都在吃，我也吃了。如果不吃，我也会饿死。这样的话，也许有一天我还能再生一个孩子，生更多的孩子。”
“万分之一”的饥民绕过了公路上的重重关卡，进到城里。但这时，绝大多数都已无力行走。在基辅，他们在人群中爬行，所有路人都行色匆匆，假装没看见他们，也没看见人行道上的尸体，因为官方不承认任何地方闹过饥荒。每天清晨，加长马车（bityugi）沿街而行，将前一天晚上死去的饥民运走。格罗斯曼曾描写过一辆这样的马车，车上满载着死去的儿童，尽管有些儿童仍在抽动。当有人问起时，车夫摆了摆手：在到达坟场之前，他们都会断气。
苏联在1932年向西欧出口了近200万吨粮食，1933年又出口了100万吨。乌克兰的酿酒厂全部照常生产，将粮食源源不断地酿造成伏特加。
本文选自《通往圣殿之路：造就苏俄革命的真相、记忆与理念，1987–1991》（李钧鹏主译），列昂·阿伦（Leon Aron）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