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15日，海军AD-3俯冲式轰炸机，向新义州鸭绿江上一座大桥的朝方一侧俯冲投下一枚2,000磅炸弹后拉升。
1950年6月，朝鲜南韩爆发了战争，是年7月联合国派出以美国为首的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参加这场战争。战争打的相当激烈，飞机轰炸不停，朝方伤亡惨重，联合国部队直抵鸭绿江边。是年10月中国军队以彭德怀为领导正式参战，对外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争打的更加激烈。
中国政府组织国内各界大力支持志愿军工作，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各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进行工作，宣传、捐钱、捐物，安排有文化的人们特别是大中专学生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卫生界抽调医护人员赴战地做救护工作。医学院校的任务是抽调学生培训战地救护知识，准备赴朝鲜战场工作。
一、培训救护技术
50年秋季开学，全校学生正在政治学习，校方突然命令把医学院的男女学生全抽出来，组织学习班，学战地救护技术工作。我记得有三门课程：
1、战地抢救：抬担架、背伤员等。
2、外伤包扎、止血、输液、注射等操作。
3、伤口缝合、体内取异物等较复杂的工作。
元旦前开班，先听老师讲课一周，然后实习，每组分六个同学，互不认识，班内有单车、担架、各种绷带、夹板、注射器、输液器、医用剪、刀、镊子、钳子、缝针、探针等。
实习表演的推单车、抬担架、模拟伤员的人多是女生充当，每次表演的时候，如果单车推不稳，就会把假伤员摔成真伤员。我被他们摔过—次，摔得几天不能走路。打绷带包扎、输液、注射、喂药等，都含有很多技术性操作，是两个人互相操作，大家也很开心。
十几天后，突然把2/3同学调离学习班，我是其中的一个，大家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了，凡是出身剥削阶级的同学不能参加这个班的学习，我们都回正常班上学习了，余下少数同学继续学习战地救护知识，我很羡慕他们。
春节后他们学习有成，只送了四位同学赴朝鲜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其中我认识的有一位姓刘的同学（我忘记他的名字），他比我高一班，人长的很帅气，虽然个子不高，大约有1米75左右，但体质非常建壮、和蔼善谈、思维灵活，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
欢送大会在河南大学的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到来，座无虚席。悦耳的音乐节目不停的播放。四位赴朝鲜参加救护工的同学坐在主席台上，每人胸前挂着—朵大红花。校长讲话，同学代表讲话，两个小女孩前往向四位献花……会议开的相当隆重，次日河南省政府派专车把他们四位送往北京。
1953年朝鲜停战，听说志愿军官兵死亡—百多万人。医疗队回来了，从事救护的人员，有的也没有回来，死者多是年轻人，是毛泽东把他们送往另一个世界，家属们是何其悲痛……
次年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刘同学，他看起来像40多，骨瘦如柴，弯腰驼背。据他个人讲：“从朝鲜回来之后，分在郑州公教医院外科当大夫，因身体不好，到职后很少上班，病越来越重。”
公教医院的熟人告诉我，刘大夫现在患肺结核和腹腔结核，病情较重，他不断的发烧、不停的咳嗽，吐脓样黄痰有时带血。因患的是传染病，他没有结婚，也不敢回家，怕传染他人。一个人独自住在医院后边的小房间里，在食堂吃饭，生活相当孤独。1956年春天，我听说刘大夫因病情恶化去世了，谁葬送了他的青春生命？
二、动员大家支援志愿军
韩战时期适逢国内三反五反运动，官方的宣传工作搞的很了不起。全国各地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天天出现朝鲜战争胜利的消息，这—仗打的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志愿军，歼灭大规模的敌军，收获大量武器装备，同时也有五反打老虎的成绩，讲的最多的是民众志愿支援前线志愿军的热情高涨等。
各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等单位组织宣传队在街上宣传、赴农村宣传志愿军在朝鲜打胜仗的好消息……各单位办公室门前设有黑板报，我们班的黑板报设在宿舍门旁。这个黑板报，每周更换两次，内容多数是从报纸杂志上抄下来的，但每次还要写首诗、词、歌、赋，和几朵花，这成了我的责任。开始写了几次，画了几朵荷花，没发现反对意见，时间久了我感到辞穷文尽，花样也画完了，再无新体材诗文可写。1952年清明节画板报，我套用了杜牧的诗：
清明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我在套词书写的时候，内心正想着吊古战场文，所以写成下文：
清明祭祀泪纷纷，战场轰炸人断魂
回想归路何处有，梦寐回想故乡村。
我本来无意中写出来的，看板报的人反映说我写的诗，宣传厌战情绪，引起辅导员不满意，问我为什么这样写？我说写的多了，再也想不出新材料，随便写出来的。因此引起一场风波，在小组会上检讨两次，以后再不让我参加黑板报的编写工作。我内心很高兴，可避免再浪费我的学习时间了。
民间援朝支前工作，搞得声势浩大，专门设有组织，有人与民众联系。我记得发动妇女为援朝志愿军做鞋垫子，城市与农村家家户户都在做，鞋垫布的原材料乃是自备，指定用白布、兰布、灰色布，大小有规定，以鞋的号码38、39、40、41，为标准。妇女们很下功夫：有的鞋垫子作有图案、山水、树林、有的绣了荷花、菊花、牡丹花等，各式各样，形形色色，总之要求的质量很严，不合格（做的不好、布不是新的），拒收、批评后重新再做。以居民组为单位，收集起来，打成大捆，送往专门的组织。成大批送往北京，再送往朝鲜，这是政府部门布置的一项政治任务，工作必须做好，宣传报导说是人民自发的，是对援朝志愿军的爱戴！
三、信件联系成眷属
学校鼓励同学们给赴朝鲜参战的志愿军写慰问信，每周收信一次，由学校统一付邮资后发出。这项工作搞了半年多，以后由同学自动与对方联系，没人觉察有的同学己联系上志愿军中的个别军官，他们你来我往，打的火热，发生恋情。我忙于学习没有更多精力写信，也就不写信了。毕业十几年后，我听说有女同学和志愿军的军官结婚了，真可谓千里婚缘如线牵。
1、东北一位姓李的同学来我家，他说：姚义珍（化名）和一个大官结婚了，是她原来经常通信的那位大军官，朝鲜战争后那位军官，转业到一个大学任党委书记。小姚生孩子之后很少上班，我问他小姚是否身体不好，李同学说：她的身体不错，胖胖的，大官太太嘛，那能象一般医生那样、在工作上忙忙碌碌。后来我和姚义珍通了几封信，确实如此。她丈夫是朝鲜停战回国、转业的厅局级干部，她家生活很富裕，她在信中没有提及工作情况。
2、形秀真（化名）毕业分在东北地区的医院，几十年来，她与同学们都失去了联系。1982年我班换毕业证书时，查询多人、多时毫无她的讯息，我登全国性的报纸，也没有找到她。
2000年后，我进行抗艾救孤工作，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上出现。一次我赴北京领奖，形秀真主动与我联系，并请我去她家作客。我赴约去了形家，她住在高级军官大院，非请不能进入。形秀真热情的把我带进她家，她住的是所三层楼房，第一层是客厅，布置的非常豪华，大体说来字画、古玩、钢琴等等，我看的眼花缭乱，第二层我没有去，更不会上三层。她丈夫出来了，说了几句官话就走了，我看他像一个贵族式的瘦老头，形秀真己是个中年的胖太太。
我们坐下来首先叙旧，在谈话中我知道了她丈夫就是朝鲜战争时通信联系的志愿军的军官，现在他的职务是上将军官的秘书长。形秀真谈了很多家常里短的闲话，两个儿都在部队当军官，媳妇也是医生，在上海市工作。另有两套很好的别墅，“你有时间吗？我领你去看看。”
我只想着贫困的艾滋病病人和无依无靠的孤儿，对形秀真热情的述说听不下去，我只回答嗯、嗯、嗯，表示听到了。我们本来是同班同组的同学，现在成两个世界的人了。午饭吃的很丰盛，一小时后我告别，承许改日再来看她。天呀！我哪有时间和她闲磕牙呢？形秀真热情的送我到大街上，直至我乘上的士离开，她还站在街上招手。
3、何玉芬（化名）河南大学医学院时，她的男朋友小杨帮的忙，快毕业了，她提出与小杨分手……我记得：小杨在我们宿舍与何玉芬说理，我劝他不行了，你说也没用，回去另找对像吧。岂知，何玉芬找了援朝志愿军转业的大军官，毕业后何玉芬分到西北一个大医院工作，很快和那位军官结婚了。
三十年后河医大校庆，何玉芬回来了。她到郑州后，要我找小杨，我知道小杨三十年前的单位，去找了，很幸运找到了。小杨变成老杨，记者己成了编辑。
我给老杨说：何玉芬来郑州了，想见你……
老杨说：我可以见她，接着又问她很好吗？有几个孩子？
我说：听说她不会生小孩，抱养了一个女婴现在己成年了。
老杨高兴的说：我儿成对女成双，两个大女儿已大学毕业，最小的己读高中了……命里注定！
我和老杨说着话乘上公共汽车，来到了河医科大学招待所，见到了何玉芬，两人见面无表情。老杨送何玉芬一本杂志，他说：我们有个会必须参加，明天再来，很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何玉芬送老杨很远、很远，我站在一旁无语。后来我问何玉芬老杨又来过几次？何玉芬说：以后他没有再来。
散会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何玉芬很倒霉，她丈夫本来是厅局级干部，因鸡奸男童判刑、开除工职、党藉，现在刑满释放待在家里，不但无事可做，而且丢人现眼！
4、徐金真（化名）毕业后分配在新疆一个大的妇幼保健院，因为她写慰问信件联系上的那位军人，朝鲜停战后转业在新疆，他是厅局级干部，但转业进的部门是个有职无权的单位。
徐金真和这位军官结婚之后，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家庭生活很幸福。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她怀上第二胎不久，陷入政治运动的风暴中。当地政府无中生有的硬说她是苏联特务，理由是你从河南来新疆，为了特务工作……申辩无用，逮捕法办，关押进监狱服刑，因徐金真身怀六甲，只好取保，待在家中，等待分娩，按法律规定产后一年，才能离开婴儿再收监狱。
一年之后她又被关押监狱，不几天发现徐金真呕吐，监狱的医生给她检查，发现她又怀孕快两个月了，只好又取保。如此反复几次，当了十年“罪犯”生了四个孩子。1976年毛泽东死了，徐金真的冤案，宣布查无实据，无罪释放。
十年冤狱灾难，卫生的领导部门、妇幼保健院如何赔偿？领导有数。一个月内，层层领导前来赔礼道歉，首先安排较好的居室及生活补助金，天天有人来看望、说好活，再送党票，提升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半年后任正院长、兼党委书记。
30年河医大校庆，徐金真来郑州了。她夫妻二人往在我家。我们畅谈别后的一切事情、生活、工作等等。一天晚饭后，徐金真谈起她十年冤狱的生活，说着哭着，“我有五个孩子，四个是在服刑中生的，孩子很小就失去母爱，更谈不上照顾”，她说我全家都受连累，所幸我丈夫没有开除党籍，工作己成了空职。此时，她丈夫的表情呆若木鸡，有时也说出几句话，我陪着她流下泪……
徐金真最后说：现在的工作，我不称职，干不成，高耀洁你们是在实际工作中拼搏出来的上级医生，能独当一面，我呢？按时髦的说法是“政治性的职务”。说真的，我干不了这个职务，指挥不了下级大夫。重病人大夫们来请示，我无能力指示处理方案，更不会参加手术操作，是个窝囊废，是个虚名的院长……待回新疆后，就要求退休，不要再出丑了，我这一生真窝囊。
她一直说着哭了八个多小时，直至午夜二时才休息。试问苍天，谁造成的冤案？中国大地不只是徐金真一个冤案，几千人、几万人、难以计数的冤案，谁之罪？！
我不知道，给赴朝志愿军写慰问信，促成多少人成婚，我只知这四位女同学的情况。四人遭遇各异，但她们四位本职的业务上，远远落后于一般家庭的同学，有的生活比较清闲，有的政治运动中冤案难免，可惜十年寒窗苦，业务上失去成就！这是女性的特点，也是男尊女卑的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