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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谋杀了吴佩孚?

吴佩孚与家人合影

吴佩孚的命案,是民国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命案之一。此案牵涉到牙科手术,是故意杀人还是医疗事故?由于当时没有及时进行司法鉴定,如今要回头将本案的事实真相彻底还原,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似乎只能回头检证吴佩孚身边人的说法、借以管窥一豹。

首先,我们看看吴佩孚的孙子吴运乾、吴运坤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的说法: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吴道时)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

显然,吴佩孚的孙子们一口咬定: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吴运乾、吴运坤二人,当年的年龄分别为8岁、10岁。他们的证言,只有参考价值,恐怕不能单独成为事实。

我们再来看吴佩孚生前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的说法:

“……当吴氏(吴佩孚)患牙疾恶化之时……大汉奸齐燮元主张请日本牙科大夫伊东丰作及外科医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后由川本、冈野等带至吴宅,或谓其带至之时,即有意不利于吴氏。伊东旅京甚久,治牙系其专业,兼有时名,何致拔牙之后,复经消毒反形增剧,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带已哑致不能发音,此诚令人大惑不解,吴左颊红肿,医谓脓血填溢为害,议请寺田稍动手术,俾脓血向外溃流,但颊之与喉,部位悬隔,何以一经开刀及喉部,奇离如此,索解莫由,吴氏病卧在床,妻子未离左右,儿媳扶头,齐燮元在场,寺田开刀,致哎哟一声,立与世辞,伊东等借去取强心剂为词溜出吴宅,伊东未溜之时,宅中随从人等,势与伊东、寺田拼命,经吴夫人含悲忍痛拦阻方平息,当伊东在楼上治牙之时,吴之旧部(我在场)约百余人在楼下静候消息,一闻逝世,莫不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吴氏死后,物议朋兴,集矢于日本军部,为平息众怒,爰请吴之秘书长陈廷杰与参谋长张佐民至电台,讲吴氏逝世经过。陈、张无仪秦之舌,亦无法代为辩护……”(参《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34-235页)

可见,作为吴佩孚随身翻译人员的陈文会也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

在吴佩孚死亡的现场,还有一个部下叫李炳之,也写下了如下的见证:

“……吴佩孚几天之前吃饭,被鸡骨头卡在了金牙里,嗓子肿了,吃不下东西,曾经找日本大夫伊东来拔牙,将牙拔去之后,肿也没消,仍然饮食不进,今天又由齐燮元介绍另外一个日本大夫前来诊治,在场的只有(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和齐燮元二人,据大夫说:非动手术不可,但不上医院、不用麻药,就动手术,连张佩兰也认为不妥,但齐燮元坚持说:不要紧,没问题。于是就由日本大夫动了手术,一刀子进去,只听见哎呀一声,吴佩孚就断气了,现在日本大夫还没走,已经过了三个钟头,大家都在等待吴佩孚缓过这口气呢……不久,请来了一个德国大夫,上楼匆匆一看,急忙下楼来,用中国话说:不行了。没有脉息了……”(参《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7页)

李炳之的言辞比较中立,他既没有认定日本医生故意杀人,也没有为日本医生开脱。

我们再来听一个证人,此人叫张绍程,是吴佩孚儿媳妇的叔父。张绍程的说法如下:

“……吴佩孚……患了牙症,本来病并不严重,初请中医郭某敷石膏药……拖延了时间,口腔发炎,家人改请德国医生司梯芬诊视,经化验说是白血球多、红血球少,恐转入败血症,最好住院开刀动手术,家人劝吴佩孚住院,但吴佩孚坚持不进德国医院,但是想请德国医生到家中来开刀。德国医生认为吴佩孚家中卫生环境及设备条件不适宜动手术,于是不来。齐燮元看德国医生不来,则改请日本医生。吴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吴佩孚并不反对日本医生来。齐燮元说:(吴)大帅是中国的重要人物,德国医生不来,就该请日本医生,如果你们不同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负得起责任?吴的家人于是只好听从齐燮元、请日本医生伊东来开刀……动手术时,张佩兰执吴的左手,(儿子)吴道时执右手,(儿媳)张义先扶吴佩孚的头部,日本医生伊东的手术器械简单、而且没用麻药……在刀割处一勾,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医生说身体太弱,没有办法挽救,勉强打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吴的卫队有几人,一致吵闹、责问伊东,齐燮元急忙阻止,不让卫士们吵嚷……”(参《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54-255页)

张绍程作为吴佩孚的亲戚,他也没有就本案的性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我们再来听听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吴佩孚晚年的贴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写了一篇《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訪問紀錄》当中。在这本访问纪录中,汪崇屏所讲述的吴佩孚死亡的全过程如下:

“……(碎骨头嵌进牙缝)饭后,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将吴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没有消毒,因而进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肿了……吴佩孚的家人将姓曹的中医找来,此人是有名的庸医…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晚上10点吃的药,刚过12点病情就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到了(12月4日)凌晨2点钟,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将他的儿子找来、准备后事……结果又吃了(曹中医)的一付药,进而发烧……吴于12月4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请了德国医生史蒂夫斯来诊治,发现吴的白血球太少,非常危险,需要手术……至12月3日深夜,吴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将孙丹林找来、吩咐后事……12月4日晨,德国医生要求入院开刀,吴不肯去……这时齐燮元、符定一、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姓石田)来,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日本医生治,齐燮元又气又急,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让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燮元说罢,带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楼、强行给吴佩孚施行手术,我当时对齐燮元说:(吴)大帅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医生担此恶名?让他(吴)安静离去吧。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点点头,说: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燮元哭着下楼,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将士在楼下闹,说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不敢动。我当时对他们(年轻人)说:(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日本医生)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狈……”

可见,作为吴佩孚贴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说法则截然相反:吴佩孚并非死于日本医生故意杀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

那么,侵华日军那边的人,对于吴佩孚的死,是怎么说的?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事人、侵华日军高层人员今井武夫的说法:

“……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土肥原贤二为目前的负责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提出的出马条件与日本军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是旧军阀、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马无益……土肥原贤二采纳了我的意见、打消了推举吴佩孚的意图……后来随着汪精卫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设想自然也就不积极了……因此,促成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重新改为以开封为起点,利用吴佩孚的声望、致力于怀柔杂牌军……但是,吴佩孚在当年12月4日因治疗牙病引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对其大加赞扬……而他们对吴佩孚本人的真实(亲日)想法却无从知道……”(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5-108页)

显然,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仍然对日军有利用价值、他的死亡是突发事件,与日军无关。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日本军人——陆军省人事局额田坦——的证言:

“……我只见过(土肥原贤二)仅有的一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参中华书局《土肥原秘录》1980年11月版,第64-65页,额田坦回忆)

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

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八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1、吴佩孚吃饭时,鸡肋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
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
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
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
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
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
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
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扶头手;
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
10、吴佩孚的部下少壮当场扬言要杀死日本医生,被劝阻。

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和额田坦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

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
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
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
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
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

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

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
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
3、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

笔者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笔者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

1、吴佩孚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
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
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
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
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部下齐燮元请来的;
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
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笔者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

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看官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201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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