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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出路就是改名改制

那还是约十年前,在互联网上读到学人王思睿的《后极权社会的两种前景》,作者在这篇文章末尾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的回答是:此为‘天问’。中国古代元典《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天问’也就是‘民问’。把中国的‘真问题’和‘可能前景’说清楚,以待‘民问’,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

现在李慎之已去世十二年之多,他的思考只能留给后死的人们继续。

在此,且看越南共产党要改名改制。这两天,在中国大陆,不论从民网还是官网都能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即越南现任总理阮晋勇在越南已成功加入TPP后发表讲话,声称将更改越南共产党名称,大力推进国内政治改革,在目前无差别差额选举基础上更进一步,在2020年前后实现全国彻底普选。当然,越南有今天,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据悉:“28年来,越南党政关系体制始终朝着‘党政分开’方向发展,权力架构也由‘三驾马车’发展为‘四驾马车’制衡格局。这其中不乏对‘分权制衡’理论的借鉴,但又有极强的越南特色。”

但不管怎么说,对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们而言,完全有理由认为:越南在向着真正民主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有实质性意义的一大步。

有比较才有鉴别。哪怕与越南这个小邻国相比,中国人的思想也显得格外保守,就是曾经想解放思想甚至也曾解放过,还是容易走回头路。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像康有为,像梁启超,甚至包括像孙中山这样堪称“划时代”的人物,非但不能一直保持先进思想,而且不时流露出保守意识。康有为、梁启超不说,你读胡适,就知道虽然是基督徒也了解世界的孙中山有很多保守思想,尽管他的“民有、民治、民享”属于西方思想,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而在胡适看来,“保守的”与“反动的”往往是同义词,至少也是近义词。胡适在作于一九二九年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告诉我们,孙中山“到了晚年更认定民族主义是俄国革命成功的要素”,于是孙中山才会在他的《三民主义》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

原来,“国父”孙中山也是个“古已有之”论者。从孙中山所言情形不难看出,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容易成为保守主义,而保守主义是不可能真正解放思想的。今天大陆上那些所谓“爱国者”,其实都是民族主义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抱着民族主义不放,并以这种思想眼光来看世界,于是反对普世价值,反对民主自由反对人权。此外,从孙中山所言,我们不难明白,凡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者,当他们一心要推翻一个政权时,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什么管用就依靠什么,这一点,后来共产党更是作了充分的诠释。

但凡一个思维正常者,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到今天,都不能不承认,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得以文明进步的三块重要基石,不论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与民主、自由、人权作对,最终都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个星球上的共产党不论怎样“努力奋斗”或叫“折腾”,到了今天,也不能不承认自己日渐式微。这是无法子好想的事。借用梁实秋形容中国的戏剧以及毛笔字,“提倡者自提倡,大势所趋,怕很难挽回昔日的光荣”,为什么?梁先生用了四个字:“时势异也!”地球上共产党最能迷惑人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也不可能重新再来,更难再有昔日的辉煌。

因此,改名改制是必然的。按照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的分析,所谓“‘社会主义’这个名字正是为这一方法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些社会主义者为他们搞的那一套方法创造的名称:不是那一套方法,即不会叫社会主义;而不叫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采用那一套方法。共产党也是如此。共产党与他们采取的那一套方法也是紧密相连。什么方法?这就是专制独裁,说好听点,叫高度集权、高度集中。如果不再高度集中,特别是放弃独裁专制,共产党这个名称也就没有了实质意义。苏联解体后,苏共虽仍保留,但对俄罗斯人民的影响极其有限。关键不是别的,就因为现在俄罗斯搞的不是苏共那一套。如今越共不仅也要改名,还要改制,其原因与苏共大同小异。放弃集体主义,放弃“国有”思想,放弃集权制度,继续叫共产党还有何意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实行的是否“完全市场经济”,谁也骗不了。你如果还是高度集权,你的国有企业如果还占有不小的比重,你的国家没有实行司法独立,你们没有新闻、言论、出版自由,没有真正维护劳工权益的工会,别人怎么会承认你是完全市场经济?越南共产党肯定清楚,虽然加入了TPP,可如果不能严格遵守贸易协定,即包括货物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规则、劳工和环境保护条款、信息自由等,同样要受到其他签约国的“白眼”乃至抵制,而绝不是像中国官方忽悠国民所说的:TPP就是为了不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

这次越南要改名改制的消息一径传入中国大陆,立马引起网民热议,有网友直言不讳:“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瑞典、芬兰、德国和新加坡,我们和老挝、越南、古巴、朝鲜只是借用了一个名字而已。”还有网友说:现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全球总共只有4个了。阮晋勇明年上位,又会少一个。”

这怪谁呢?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多年,虽然没有改名,但最终还是被苏联两千万党员及苏联十几个加盟国人民抛弃了。普通党员不是傻子,广大民众更不是傻子。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什么样的制度又是坏制度,或者说到底是专制好还是民主好,他们心里一定有数。被认为是西方最保守的经济学者之一、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著作最后一章《结论》中就这样说道:“现在(闵按:指苏联解体前),谁能在支配苏联一切的暴政和专制下看到推进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任何巨大的希望呢?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着:‘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在今天,谁能认为苏联的无产者的锁链比美国的、或英国的、或法国的、或德国的、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的无产者的锁链要轻一些呢?”(第19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事实胜于雄辩,不需要争论,而况事实摆在共产党国家的人民面前已经几十年了,再加之现已进入信息时代,民众只要不聋不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不用掰指头,中共已执政六十六年,是否需要向越南学习,似乎也已无需讨论。如果还是感情用事,还是死抱着“坚持一党执政”、“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甚至抱着“共产党万岁”这种思想不放,那么说什么都没意义。我们这个民族保守者确实多多,但清醒者也不在少数。且不说当年的胡适,还有后来的蒋经国,他们都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即使在国民党的军官中同样不乏清醒者。那还是十五年前,本人在2000年第五期《中州统战》上就读到过一篇文章,其中有段话,自己当时把它抄在了一个小本本上。这段话谈到这么一件事,国民党中将张冲在抗战相持阶段与共产党谈判时多次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共产党也必须取消。……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今天再来读这些话,无疑会有很多感慨。张冲将军的愿望在大半个世纪前果真实现了,即取消了国民党,同时也取消了中共,真的成立了一个什么联合政府,那么,1945年后国军与共军的血腥拼杀,以及此后中华民族特别是大陆知识分子,包括广大民众,所遭受的很多劫难应该说庶几可免了吧。

现转眼大半个世纪过去,张冲将军应该也已不在人世,国共两党虽仍健在,但一个走上了民主道路,一个仍然是高度集权。现在看来,一时半会儿两党都不会取消。然而,不论是人类文明走向,还是着眼于现实,中共都应该想一想自己,何去何从,为了十几亿中国人,为了他们的幸福、快乐,特别是尊严,也不能不真正实行民主、自由,实行宪政,在十几亿人的幸福、尊严面前,一个执政党无论是改名还是改制,又算得了什么呢?

201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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