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母亲都是安徽人，父亲是安徽九井神墩人，那里有九十九个山头，简称九九山，即是我们的家。我的爷爷陶因十九岁考上官费留学，东渡日本，在日本呆了十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又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了两年，回国后，当政治经济学教授，武汉大学教务长和安徽大学校长。一九五三年在南京大学任教时逝世。
我的母系是安徽舒城人。我的外公查焕然在红色闯王进京后被划成地主。我小时候不懂事，有次外公给我开门开晚了，我就骂他“老地主”，妈妈告诉我外公被我骂哭了，我很不好意思。
外公的家在安徽省舒城县中梅河镇，四面环山，一街傍河。舒城在大别山边缘，山区是原始森林覆盖着，竹木树及茶叶等山区土特产大量外销。因原始森林多，很少闹旱灾，土地肥得流油，有锹泥碗饭之称――能挖一锹泥的地方，就能生长一碗饭的米。舒城县内有四大名山：春秋，华阁，六祠，高峰。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打到县城没打到中梅河镇。一九四七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刘邓大军一枪没放来到中梅河，正是新粮登场时，老百姓依然称他们为八路军。八路用白灰在墙上写大标语，大多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减租减息，翻身当家作主人”。还有一则布告是四字顺口溜：“蒋贼介石，罪恶昭章，八年抗战，消极彷徨，丧师失地，远遁川康，奈我军民，奋力抵抗，盟友配合，日寇投降――”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不禁流下来，这些材料都是我亲戚讲给我听的，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如果没读辛灏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这本书和他的其他文章，谁能知道这是一派谎言，这是千古奇冤！中华民国的卓越领袖蒋介石先生率领国军全面抵抗，光国民党师级以上的将军就牺牲了二百零六人。反观共产党趁日寇侵略我大中华，乘机坐大，不打日本，专打国军，与日寇勾结做生意，游而不击。抗战胜利后，又与中华民国――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争天下，夺得政权后，置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的地主外公就是在三年人为灾害中活活饿死的。
我的母亲长得不像纯种的汉人，我的外公个子高大，黄眼珠，鹰钩鼻，八字胡，我怎么看他怎么都像个蒙古骑兵，我总是想象他是个骑着马在大草原上驰骋的人，我的妈妈和舅舅都是黄眼珠，悬胆鼻。
一九五五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我们当时住在朝阳门内南小街老君堂三十四号中国科学院宿舍里，一天妈妈带我去派出所问户籍警：“我的父亲是地主，可不可以到北京来？”户籍警说：“如果当地政府不反对就可以来。”妈妈当时怀着小弟弟，挺着大肚子走路很不方便。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感到地主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然为什么没有行动自由呢？
一九五六年，外公外婆（安徽人称之为家爹家奶）来北京与我们同住，我跟他们一直很生疏。
现在知道，共产党在土改时杀了二百万地主，我外公的遭遇又是怎样的呢？
以我听到的有关他的传说，我与他在一起生活的六年以及手上现有的资料来看，大致是这样的：
外公因吃不饱得食道癌，六二年正月十四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岁。他应当生于一九零二年。
曾外公查维发只有外公一个儿子，从小让他读私塾，一直让他读到二十七，八岁。他的学问可以从他对我舅舅的启蒙教育看是极好的。外公从《史记》，《古文观止》，《诗经》等书中选文章编课本，亲自抄写在本子上教舅舅。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尤其擅长行书，中楷。每年腊月都被人请去写对联，老梅河大街上商家及左右邻家的对联，大多是他写的。平时他也给打官司的人写状纸，算半个土律师。
外公抽鸦片，在曾外公四六年逝世后，外公接手管理家事，他抽鸦片更没人管了，没到一年工夫就卖掉两处田庄，人们说，晚解放两年，他也许就不会评为地主而是贫下中农了。
一九四八年正月的一天，他一人在家被共产党的地方武装――人称土八路、又名游击队捉走了，与他同时被捉进山的还有一位叫霍秋林的贫下中农。
游击队捎口信来，要拿五匹白市布，十打电池与十枝钢笔赎人，我外婆就东拉西借筹备东西赎人。外公回来说，在游击队一点没受罪，不送这些东西也会放他回来。因为被他救过命的游击队员认出来他，他们对冯政委讲查老先生是好人，救过他们的命。
当时舒城县是还乡团与土八路拉锯战的地方，外公看见被特务大队长李德宝捉来的人吊在房梁上，像铃铛似的实在可怜，就几次在烟床上对李说：这人是我的佃户，那人又是我的佃户。真假佃户李也搞不清楚，就把他们放了，这次反过来又救了外公的命。
有这些人证明他不是坏地主，因此政委就另眼相看，外公给他们讲“民为本，社稷次之”的道理，获得政委们的好感，他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政委们叫他帮着写写布告标语等，冯政委找外公谈话，说三个政委共同研究过，说现在的县长杨震一字不识，只会打仗，准备推荐外公做他的助手当副县长。外公考虑后说自己的年岁大，打游击夜里跑不下来。
其实那年他才四十五岁，为了装老留了长胡须。他也不相信共产党讲的话，他讲高敬亭那么大的干部还不是被自己的人杀了，而且就是因为他要抗日。
外公是在山区西蒋冲亲戚家认识的高敬亭，高敬亭是新四军在皖西大别山区最高负责人，他俩也在一起抽过鸦片烟，高是在共产党内肃反时被杀的。
外公在山区生活了两个月就被放回家了，与他同一天被捉去的贫下中农霍秋林没活着回来，被活埋了，起因是他捉过奸，奸夫后来成了游击队员，便说他是狗腿子。
自从外公放回来后，游击队无论是白天晚上都来，外公从不躲跑，也不让家里人躲藏。游击队的冯政委、董区长只要上街总要到外公家坐坐，董区长也喜欢抽一口鸦片烟，来了就半推半就地抽两口。
打游击时的土地政策是二五减租，有的佃户不买账田租一粒不交。外公就靠教书维持全家的生活。
外公临去世前做过四首自挽诗，其中有两首留了下来。一首是：“人世优游六十春，不知稼穑与风尘，向平愿了回家去，含笑全归劫后身。”一首曰：“魂魄悠游返大荒，电光石火燎皮囊，不留迹象人间世，免致庄生问短长。”
我的外婆李德高在一九六六年“红八月”被北京红卫兵遣返回安徽舒城老家，是地主分子受管制，六十多岁的人，要做义工，不能叫你好活着，开春罚她给生产队看秧田，别让麻雀吃了稻种，稻子成熟时，罚她看鸡，不让鸡进稻田里祸害。为了赶麻雀，嗓子都喊哑了，直到太阳落山才敢回家。
一九七二年，在我从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关押二十八个半月释放不久，外婆因感冒没得到治疗转成肺气肿辞世也。享年七十岁。
《黄花岗》2007 年第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