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跟几个国外学者谈起中国政治，据他们说，他们在调查各国国民对政府的支持度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对政府的支持度甚高，仅次于越南，居第二位，所有被调查对象，对政府有90％以上的支持率。
平日所闻所见，老百姓说起政府，或者政府官员，无不怨声载道，牢骚断肠，以我们政府官员效率之低，态度之恶劣，腐败程度之深，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之多，居然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对政府来说是意外之喜，但是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却是莫名糊涂。不过仔细一想，这种调查，本是西方的玩意，原封不动搬到中国，得出这样的结果，也不奇怪。
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官”是一种集憎恶和依赖为一体的东西，有时，嘲之，骂之，毁之，无所不用其极，有本叫《俗谚》的书里收集了沾“官”字的俗谚133条，中性和褒义的仅6条，其余的都带有贬义。有时，却又崇拜的了不得，当然，这时候的“官”后面要加一个“清”字——清官。现实中的清官比较稀缺，老百姓只好在戏曲里制造，什么包青天，狄青天，彭青天，施青天，一个接一个地出台，青天们的故事也越编越多，包拯铡了这个铡那个。1997年冬天我到胶东农村调查，发现在某村乡土艺人自编的京剧本子里，包拯铡的人比通行的本子多得多，几乎所有宋朝所谓的奸臣，潘家的，王家的，庞家的，从老的到小的一并铡了个干净。
痛恨不好的官，但又只能希冀出来清官把这些作恶的官惩治，恨的多深，依赖就多重，这当然是一种无奈，宗法社会里，政治和伦理框架下的无奈。青天大老爷贪也罢，清也罢，都是“父母官”，老百姓都是“子民”。不过，有的时候，也不尽然。谁都知道国人喜欢，或者说崇拜福、禄、寿三星，其中寿星倒也罢了，不过是个脑袋特大的老头，可是福、禄二位尊神，则都官样子打扮，而且禄星还特地标明是“天官”，即吏部天官，老百姓心目中管人事的官中之官。福、禄、寿三星崇拜，属于典型的俗文化产物，是老百姓自己制造，自己喜爱的吉祥物。他们在希冀自家福星或者禄星高照的时候，其实是在希望自家子孙有一天也能成为官老爷，成什么样的，是清官还是贪官我们不清楚，但估计不会是像海瑞那样穷到当裤子的官，否则，家中大小和亲戚朋友指望什么呢？
时光已经进入现代，可是国人的心态变化却不大。小时候在农场，总能看见有人背后对领导说三道四，可同是这人，连夫妻吵架，也要互相揪扯着找领导，被领导一顿臭骂之后，瘟头瘟脑地回家，下次再吵，还是找领导。虽然一边是革命干部，一边是革命群众，干部管起群众来，依旧像老子训儿子，骂乃至打都是家常便饭，甚至吊起来打也是有的。运动一来，斗争干部，依样画葫芦，打、骂，吊打加戴高帽子游街。群众做了干部，十有八九，依旧做老子，躬行从前自己痛恨的一切，享受被痛恨和依赖的幸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开放程度的逐渐增加，人们的观念似乎进步了许多，干部对政绩、尤其是跟现代化有关的政绩热心了很多，对老百姓家里鸡毛蒜皮，夫妻吵架，姑嫂勃谿之类，也没了管的心情。但父母官——子民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老百姓有事还是找政府，找官员，对清官，还是一如既往地渴望。上访者相望于道，各级政府围追堵截。北京的上访村，已经成了首都的一景，有的人，上访了一辈子，依旧痴心不改，活到老，访到老。老百姓没有自己管自己事的习惯，没有自治能力，也没有组织，组织就是政府。政府和官员也没有心情让老百姓自己管自己，总是担心民众自治之后会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凡是什么领域改革出了问题，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接手过来，全不顾自己已经不堪负荷的肩膀能不能承受。教育出了收费问题——加强行政控制，高校出了招生问题——加强行政控制，医生出了红包问题——加强行政控制，医院出了天价病案——加强行政控制。最后控制不了，就再放开，恶性循环，怨声载道。
一群不懂得过公共生活的民众，是永远也不能为自己作主的人，也是永远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人，同是这样一群人，已经寻找了几千年的父母官，找了几千年的清官，都没有找到，以后也无法找到，碰到的，不是个别现象，就是做伪的赝品。事实上，只有能够自主的民众，才会有为他们服务的好官，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