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原件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以后，在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面前，经过深入的批判，对自己的罪行有过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是极不深刻。八年以来，自己虽然还记得自己的主要错误，但是对于自己当时的具体情节、具体主张却存在着一种怕痛回避的心情不敢正面直视，当年的一切揭发、批判、检查的材料，也在1958年打包封箱以后即再未打开来看过。岁月已久，对自己的错误的印象渐趋模糊，而觉得自己还有“好”地方的印象，却反而愈来愈强烈。正因为如此，委屈的心情压倒了一度曾是“比较服罪”的心情。在1961—1962年那样的政治气氛下，甚至发展到幻想可能给我甄别平反的程度。一直到这一次的再批判，才又翻箱倒柜，把那些材料拿出来重新读了一遍。事隔八年，不但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思想已经彻底搞臭，修正主义在全世界的危害已经充分暴露，而且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也已得到充分证明。在这个时候再回头来看自己的错误，自己当时的阶级立场和政治面目已十分明显，自己深深感到当年的我，可以成为今天的我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我当年的右派罪行
我在1956—1957年间，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恶性发展，已经到了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全盘怀疑，全盘否定的程度。我从设想一个“没有斯大林错误的社会主义”，“没有匈牙利事件的社会主义”出发，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至新闻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的攻击。我诬蔑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希望党“改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远于以党代政”，以“不领导代替领导”，“以少领导代替多领导”，要求“以社会力量从外部来制约党”，我希望实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权要归“全民所有”以此来实现“国家的消亡”；希望开放“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和“干部自由市场”。我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官制度、出气洞等等，还要求以专家路线来补充群众路线，实际上是要以政客政治来代替党的领导。
我的这种思想，不但存在脑子里，而且绝大部分曾在鸣放期间向国际部近十个同志在个别交谈中发表为言论，“启发”他们“想大问题”。我在鸣放期间还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国际部的墙报上，其中发表了不少上述观点，还号召人们深入地、广泛地怀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党的许多重大政策。我还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一篇虽然很短，然而从根本上怀疑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以及新闻报道为政治服务的文章。此外，我还给墙报推荐了《人民日报》（副刊）上一篇十分反动的否定党的政治思想的短文——《废弃庸人政治》。
我的言论对一些右派分子对党的攻击起了鼓舞的作用，也有一些同志因为我的言论而对党和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
我今天的自我结论
在揭发批判我的过程中，我向党交代了大量言行思想的材料。重看这些材料，可以一望而知自己是一个罪证确凿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可以毫不含糊地得出两点结论：
1. 这些条条决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探讨如何“改良”的意见，而是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当时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纲领。它的思想基础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否认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以“全民党”“全民国家”为立论的前提，以资产阶级法权的永恒不变为立论的前提。它否认人的阶级性，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恶，永远都有善有恶为立论的前提。它要求肯定而且固定个人的权利义务，实际上是肯定个人主义而与集体主义相对抗。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把这一套付诸实施，这个社会就会由停滞而倒退。如果这个社会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它就可以利用这些主张而得到复辟的机会；即使这个社会已经没有资产阶级，它的上层领导集团也可以利用这套主张而退化成为特权集团，最后形成新的资产阶级。
2. 我曾自以为自己提这些意见的“动机”是好的，然而从这些条条可以明确地看到，我自己当时的最高理想只是“抽象的民主自由”而根本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我当时提出这些主张的目的、动机，根本不是要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或者促进“国家的消亡”，也不是为我当时自己所说的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而是要使资产阶级法制，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国家千秋万世。
我曾自以为自己犯错误是“偶然失足”，我的思想只是在“探讨”“研究”而并非定论，然而我自己当时就曾经说自己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曾经“苦苦思索”。这正是我十分自负的一点。现在重看这些意见，也可以明确地看到，我已经完全肯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要不得，而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我的最高的理想。我所尚待探讨的，只是具体实行这种“民主”的具体方法、步骤与时间而已。
我曾自以为自己提出这些意见，并无个人打算，以此表明自己不是从个人出发，而拒绝对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批判。现在重看这些条条，也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到，我的个人主义确实是极端的，它已经发展到了企图在政治上对抗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程度。我当时是把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看成是革命时期“暂时的必要”，而认为革命已经完成，这种纪律无必要。不仅如此，我自己明确地知道，为一个社会设计政治上的蓝图是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心目中“最大的事业”，如果我的意见得到采纳，我必然会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与“群众”的拥护。我固然没有什么具体的“小打算”，然而最后要成为这种类型的一个“思想家”“理论家”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种个人打算，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都是登峰造极的个人打算。
当我重新看自己当年的材料的时候，我真是感到触目惊心，一切都十分明白，毫无怀疑的余地。自己是一个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党在反右斗争中把我划为右派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要的。这样做，对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清除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极大的好处，而不进行这场斗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毛主席语）。
我过去的不服罪思想
但是，在反右斗争以后很长的时间内，我并不能如此明确地看待我的罪行。我的服罪问题在1957年并没有彻底解决，一度有过比较严重的反复，在1961—1962年间甚至发展到怀疑反右斗争的正确性，而幻想党可能重新处理自己的问题。就我个人的思想认识上说，自以为自己有这样一些理由：
1. 不能充分认识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
（1）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三十年流血革命打出来的“铁打的江山”，不是几个右派分子叫两句就叫得垮的。我看不出新华社的领导（我以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有垮的可能。看不到政治上的修正主义必然会使“山河变色”。
（2）苏共二十大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自由化”，一直在发展，而我们当时尚未加以批判。在批判我的时候，同志们认为我的思想不能与像铁托、陶里亚蒂等人的思想相提并论，但是我自以为我并不比他们坏。
（3）对反右的意义，还过多地着眼于当时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如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拿定息，有人想倒算，章罗进攻，想搞匈牙利事件等），我自以为是“不幸”跟他们搞到了一块，在脑袋里过多地考虑5月1日的政策界限，十分强调时机上的“偶然性”，而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与长期性，以及这种斗争的国际意义与历史意义。
（4）1957年批判了右派分子的反动政治思想，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许多其他方面，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批判，自己觉得自己思想中有许多东西还不一定“臭”，我自己的反动政治思想的基础还远没有崩溃。
2. 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思想的反动实质。
这里，最根本的一条，是对自己犯错误的“动机”没有明确的认识。
在批判我的时候，同志们指出，我是自觉地煽风点火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点是我一直没有想通的，直到批判的最后，才在认识上似乎有所体会，但是极不巩固。一到批判一结束，我再三思想，总觉得自己并非像是一个“处心积虑”与党外右派“里应外合”来搞垮党的“阴谋家”，我觉得自我的思想尽管反动，可并没有向党隐瞒，我这个人并不“阴险”“恶毒”，我提那些意见并不是“蓄意”反党，并没有同党“较量”之心，反右还没有反到我，我就主动进行检查，以后也没有“抗拒”“抵赖”，并没有耍什么“手法”。现在看来，这些话，本来是同志们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上分析我的实际思想而使用的恰当的语言，可是，在我这样一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重的批评的人听来，这样一类的话实在是感到“难听”已极，心里也实在感到“委屈”之至。我以为这些话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批判，而是分析推理的结果，因此我不但不从政治上去领会这些批评的正确性，却反而认为我能受得住这一切是能够服从党的纪律与党的利益的表现，是自己还能“识大体”的证明。不但如此，我还反复回忆自己诸如“忧国忧党”，反对“鸣放”，主张“变而不乱”这样的一些思想和事例，觉得自己虽然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人却还是一个好人。
除了动机问题而外，我还有一些不服罪的理由，其实都是从动机问题派生出来的，事实上很难彼此分清，然而因为有其特点，可以归纳为四点。
1. 比的问题——觉得自己比章罗与新华社内邹震、曹德谦、戴煌之类的人好，没有他们那种夺取机关领导权之心。另外一方面又同一些好同志比，觉得苏共二十大以后，大家头脑发热，言论出轨的人很多，他们未划右派，但是他们过去是好同志，反右以后也是好同志。
2. 言与行的问题——自以为自己只有言而无行。未策划密室，点火于基层。
3. 偶然性的问题——觉得自己的过去还不错，反右的政策界限是从5月1日算起的，自己在5月中旬以后即无错误言行。如果不是被拉写两篇文章就不至于划为右派，而不划右派，自己的思想还是可以跟得上时代，还是可以继续当一个“好干部”。
4. 批判与处分过重的问题——觉得自己纵然有错误，但是批判太重，说的话太“难听”，使我无法“做人”，到柏各庄以后更觉得处分也太重，认为自己“罪不至此”。我所以会感到“反右扩大化”，“反右有副作用”，认为反右以后“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五风与此有关”，需要“纠偏”，可能“甄别平反”，有很大一部分与此有关。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开始我的改造生活的，因此对改造生活的艰苦性（主要是指思想上的继续批判）、长期性是没有足够的准备的。我以为党也像我一样，认为我是一个“偶然”犯了错误的好人，“改造”只是一番“考验”，不久以后就会改变我的地位。因此自己在改造过程中遭受了一些挫折以后，就增加了委屈情绪和不服罪的思想，到1961—1962年间，因为党对某些政策作了一些调整，这种思想就一直发展到不但幻想个人平反，甚至诬蔑党在反右斗争上，以及在以后犯了“左”的错误的程度。
对我的不服罪思想的自我批判
事隔八年，在党的教育下，回头来看我的不服罪思想，连我自己也觉得荒唐可笑。今天来批判我的不服罪思想，问题已十分清楚。这是因为：
1. 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
八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和以毛主席为旗手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每天都在向我显示反右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这场斗争的意义不但表现在中国，而且表现在全世界；不但表现为在中国煞住了一股反动的逆流，而且表现为给全人类指出了明天的方向。不但暴露了赫鲁晓夫使苏维埃社会倒退的罪行，而且批判了斯大林时代苏维埃社会发展停滞的错误，大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不但在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而且把世界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今天的中国与苏联是截然分明的对比。在经过反右以后马列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中国，已经在各方面超过了当年的苏联，而为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一块样板，成为全人类的希望。我当时所热衷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同我的设想完全相反，然而是唯一正确，而且以优越得不可比拟的方式在实际解决中。而在修正主义的苏联，“自由化”所带来的并不是人的“平等自由”，而是特权集团——新资产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复辟，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重新发生，生产发展的下降，精神状态的堕落。当初以打着“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旗帜出现的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公开暴露出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本相。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已经充分暴露，而且还将继续暴露。拿这种客观形式来同自己当初的思想对比，可以明确地看清自己的思想的危害性。
2. 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启示下，再加上八年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不断深入，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犯错误的必然性，看到自己所以会犯那样的错误，是因为自己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立场上，自己本来并无共产主义的觉悟，自己参加革命之初所追求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候还不肯放弃原来的政治立场，就不可能不犯那样的错误。自己的言行是宣扬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自己的动机也完全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两者完全吻合，毫无矛盾之处。我所以在批判之后，会觉得自己动机“不坏”，自己还是一个“好人”，正好说明自己的立场根深蒂固。我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当然看不到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有什么错误。当然会感到同志们对自己的批判太“难听”，而不会认识到这正是无产阶级对混在自己队伍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恰当批判。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我认为我自己动机“不坏”的一些理由，都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诡辩。我自以为我的动机是“忧国忧党”，我自以为我想的是“变而不乱”，企图以此证明自己无“造反”之心。然而事实上我所谓“变而不乱”根本不是要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而是要使社会主义逐步地顺利地变为修正主义。我所谓“忧国忧党”正是惟恐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根本不是忧党的领导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强大。我确曾反对鸣放，我曾一再声明“不与×××同放”，但是我之所以反对鸣放，正是害怕我之所谓“乱”，我实际上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和不相信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我之所以不肯鸣放，实际上是因为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许多根本观点上与敌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身在党内，受党信任，因此而有这种害怕“鱼龙混杂”的感情。如果我的思想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或者只有很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就根本不可能有这样自以为是“忠臣”的思想了，因为我自己必然知道，无论怎么放也不会同右派分子放到一块去。
动机问题明确以后，其他的一切“理由”就都更站不住脚了。
以比的问题而论，同章罗之类比。历史已经证明，党内的右派分子比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更具危害性。这一点我自己也不难看到。同其他的好同志比，那么，我平心自问，我当时的交往的同志中，没有一个有我那么多、那么深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在反右以前这正是我在内心自以为得意的地方。如果我的意见被认为正确，我决不会自认为他们与我差不多，而一定自以为比他们都“高明”，只是在反右以后，我才觉得自己同他们“差不多”，这是一种很不严肃，很不认真的态度。
以所谓自己“有言无行”的问题而论，那么（1）言与行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且特别在政治问题上，言就是行；（2）我的谈话、写文章，要求别人“考虑大问题”不能说不是“行”。实际上如果我的“行”真要发展到“上大街”的程度就已经不是右派分子而是反革命分子了。而且我固然自己没有上大街的心，但是如果我老是那样“言”下去，必然会有人用我的“言”而“行”起来，推原祸首，我的罪责是不能逃避的，而且这种危险性是不能低估的。事实上国际部右派分子曹德谦，就确实已到了要开大会、喊口号的程度，他的“勇气”，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这样的“领导人”谈话以后而增加起来的。
以所谓自己犯错误有偶然性而论，这不过是动机论的延长，事实上（1）作为一个长期不肯认真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我的错误有极深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与思想基础，要同社会主义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2）我个人二次犯错误的经验证明，甚至在党给了我猛然的震动，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以后，我的立场还没有根本扭转。我并没有实践自己当初“一定改正”的诺言，而是继续犯实质上与1957年性质相同的错误，这一点正好证明了我犯错误的必然性。
就批判与处分“过重”而言，这都是因为立场没有转变，看不到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与危险性而产生的。转过立场来看，同志们对我的批判不过是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了我的真面目，说不上“过重”。至于处分，那么在新华社的右派中，我的错误是属于最严重之列，而处分却远不是最重的。党实际上已经考虑到我过去跟党走过一段路，也表现出悔改的愿望而从宽处理的。我的感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不服罪”思想的产物，而党对我的处分则是完全正确的、恰当的。
总而言之，我的右派罪行是我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的表现，我的不服罪思想也是我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的表现。我现在觉悟到，我自己原来是一个根本没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虽然也学到了一点马列主义的词汇，但是只是一些皮毛，我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我是带着这种世界观参加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来的。我所能理解，所能接受的，只是党的最低纲领。这种世界观在民主革命时期同党的矛盾还可以不致发展到同党抵抗的程度，但是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革命发展到要求同资本主义的以至各种私有制的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不可能不激化。当然我周围的大多数同志也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同社会主义革命也会有或多或少的矛盾，但是他们一般是接受了党的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因此他们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一般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却要比他们顽固得多，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诚如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充满着”，而不是“残存着”。我的实际社会理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我的实际人生理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到民主革命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1957年企图按照这种资产阶级的标准设计出一套办法来在政治上改造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这种政治立场同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完全是针锋相对的。我受了批判，也表示“服罪”了，然而连我的“服罪”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按照封建阶级的道德标准，按照资产阶级进行内部政治斗争的准则来“服罪”的。我把党对我的批判以及我的服罪都看成只是“政治上的必要”，而看不到自己的阶级本性。因此看到了自己的“错误”还忘不了自己的“好处”，想“通”了这一面，仍然想不通那一面。我的不服罪思想的继续存在以至严重反复都证明了我的政治立场并无根本改变，我的世界观并未真正改造。
我的态度与决心
我现在重新认识自己在1957年的罪行，是党不断对我进行教育的结果，我自己是十分不自觉的。八年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我不是没有体会，但是因为心里横亘着一团“委屈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这些体会都只是浮在表面上。我本来没有认真利用这种大好形势，彻底重温我1958年的教训来自觉地进行根本改造，因而在1961—1962年间，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还重犯了实质上是反党的错误，今年七月间，党向我指出了这次错误以后，我仍然以怀疑恐惧的心情（这是委屈情绪的反面）出发，以为党如果不是给我处分，也只是把我再批判一次斗臭完事。但是几个月来，党的做法却并不要处分我的新错误而是要解决我的根子。组织上甚至对我说，这次既不“压服”，也不“劝服”，完全要依靠我自觉革命。这一系列的过程给了我很大的感动。终于打开了打包封箱八年之久的旧材料，重读了毛主席亲自写的许多反右文件，我深深感到经过这样一段岁月再回头来看自己当年的错误，实在已没有任何不服罪的理由可以站得住脚。有许多话，我自以为是八年以来无处可以申诉的，但是真正到我可以谈出来的时候，就感到实在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过去以为对我的批判并不“实事求是”，现在却感到用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揭露我的资产阶级面目，正是最大的实事求是，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暴露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党对我的批判与处分确实是“挽救”而不是“打击”，自己一再负党已没有任何委屈情绪可言。相反，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已经有目共睹，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人类的灯塔，全世界都在仰望中国，全国都在学习王杰的时候，我这样一个受过党二十多年教育的人，还没解决反右斗争的服罪问题，正是“人纵不言，我独不愧于心乎”，“不服罪”对我是一个历史事实，我曾经觉得自己的不服罪是有些理由的，但是现在我自己向我自己摆摆事实讲道理，就发现这些理由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团顽固不化的个人主义。从中国革命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利益来说，反右斗争完全是正确的。对我的批判处理完全是恰当的。二十年前，我曾为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里的一段话所感动。他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难道因为在八年前犯了错误就连“一切要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根本信仰都丢掉了吗？如果不是，我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牺牲，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呢？更何况事实上，我今天除了错误而外并没有什么利益可以抛弃呢？更何况抛弃错误也正是我个人的最大利益呢？我现在可以向党保证永远弃绝自己的不服罪思想，弃绝自己的委屈情绪，老老实实地工作，老老实实地改造。
（1965年11月24日，12月22日写完）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