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我在公诉科帮忙，有一次科里一个同事叫我陪他去看守所提审，因为法律规定讯问犯人必须两人以上，自己主办的案子要提审的时候叫个同事跟着一起是常有的事，于是我随口问了一句什么罪名，答曰“重婚”，那会我还没结婚呢，一听这罪还真有了些兴趣，因为我脑子里立马反应的是“哟荷，还真有人傻不啦叽娶两个老婆啊”，于是也没再多问就跟着去了。
到了看守所之后，因为不是我的案子，同事在狱警那办一些提审的法律手续，我就直接去了审讯室，边玩手机边等。大概过了几分钟，推门进来一个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的妇女，低着头，唯唯诺诺的样子，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但因为我也没有看过案卷，只知道是个重婚罪，要提审的是个男的还是女的都不清楚，所以也不确定她是走错了还是怎么的，于是我收起手机问她：
“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跑了，他们把我抓回来的。”
我要提审的不是一个重婚么，这女的肯定是走错门了。因为我们的审讯室是像宾馆房间一样一字排开的，只不过这排房间前后都有走廊，前后都有门，然后每个房子中间用一道铁栅栏隔开了，这会同时提审的有四、五个组，她走错门的可能性还蛮大的。
正当我在疑惑之际，同事办好手续进来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女犯人，问了一下她的名字，确认无误后，马上开始问话做起笔录来，看来我多虑了。
于是我更加好奇，边翻着她的案卷边听着他们的对答，渐渐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女犯人是我们这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的人，因为家里穷，自己也没有读过什么书，17 岁的时候父母就安排媒人给她介绍了邻村的一个男的结婚了，婚后生了一儿一女，21 岁的时候领了结婚证。那男的比他大了10 岁，也没啥经济能力，喜欢“买码”（我们那的地下六合彩），经常酗酒，喝醉了就发脾气，甚至动手打人。于是这女的在她23 岁的时候一气之下就跑了，先是去了广东，在广州、东莞都呆过，后来认识了省内另外一个县里的一个男的，对他人还不错，就跟他去了他们老家过日子，生了一个小孩。
同事只想把这个案子办好，都是问她一些法律问题。
“你跟XX（后面那男的）领证了没有？”
“没有。”
“为啥不领呢？”
“因为我把身份证给扔了。”
“为什么仍了？”
“我怕我老公找到我老家去，发现我是结了婚的，就不要我了。”
在她心里面，后面那个男的才叫老公，前面那个都是直呼其名XXX。
“那他不怀疑吗？”
“我跟他说我是超生的黑户，上不了户口，父母都死了”
“那你为什么不先离婚呢？”我忍不住问出了这个问题。
“XXX 不肯，离不了。”她无奈的回答。
“你可以上法院起诉要求判决离婚啊？”我反问她道。
“什么？”她一脸疑惑的看着我。
我知道再问下去没有意义了，以她的认知水平，应该是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去法院打官司要求判决离婚的。同事接着问法律上的问题：
“那办酒了吗？”
“办了。”
有了这个回答，这个案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重婚罪的认定标准里面，第二次婚姻只要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就可以了。
“知道重婚犯法吗？”
她咬着嘴唇，低头不语，内心肯定是知道嫁两个男人是不对的。
“问你话呢，知道重婚犯法吗？”
“但是XXX 不肯离。”
后来的对话我没有再参与，大概的案情是是这个女的因为想她原来的儿女，于是偷偷回来看一看，结果被原来老公发现了，那男的抓住她要求她留下来，她不依，并且告诉了他在别处有老公孩子的事实，那男的眼看没辙就怒而报警，公安一看这明显重婚，于是去她后来的老公那进行了调查取证，立马就拘了。
提审结束之后，按照办案要求，我们会让她在笔录上写上“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并且签名，但这对她来说都太难了，小学文化的她好多字都不会写，勉强写出几个字“看过，一样”，然后签了名打了指纹，签名是那种一看就是小学生的字体。
这个案子让我感慨原来书本与实践有那么大的距离。在我们的刑法课堂上，讲到为什么会对重婚进行处罚，都会说重婚行为破坏了我国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重婚的人背弃了合法婚姻或者破坏他人合法婚姻，是婚姻关系的施害者，所以要接受处罚。但这实际上是隐藏了一个基本假设，它假定了所有的夫妻在结婚的时候都是自愿的、恩爱的，假定了所有人在协议离婚不成的情况下，都知道并且有能力去法院起诉要求判决离婚。然而我国却是一个地域差距如上之大的国家，在很多偏僻的农村，妇女的地位是如此的低，他们还不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就稀里糊涂的结了婚，等到发现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她们的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又决定了他们根本无力去改变任何东西，哪怕她明知道这样不对，她也只能沿着这条错误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在我看来，这个女犯不但不是一个施害者，相反的，她更像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
但是我们的法律却还要惩罚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