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年有股喜谈“实际”的政治风气，尤其政治上的右翼本土主义，最爱攻击传统民主派和社运人士“离地”，说他们空谈玄想，脱离实际。相反地，他们则提出“本土自决”、“勇武抗争”、“独立建国”等诸多理念，并且以“反蝗”等一连串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务实。究竟这些口号和行动是否真的那么实际，在政治局势上又起到了什么效果？这是我一直很好奇的问题。之前，我把它们当成一种政治议程的重设，简略谈过它对中港两地政局互动的影响。现在且把目光转到香港境内，看看这类身份政治冒起的实际作用。
几年前我曾在本报说过一则大陆“维稳经济”的故事，由于那个案例太过有趣，现在不妨重温一遍：话说内地某市有位思想活跃的青年，常在网上抨击政府，言论尖辣。久而久之，引起了当地维稳部门的注意。这座城市在地方上算是大城，但像他这样的人却相当少有，所以他几乎成了当地维稳工作在意识型态领域上的唯一对象，被人“重点”招呼。由于不堪其扰，这个年青人便越走偏锋，不只言文攻伐，还开始干些上访串联之类的维权行动。总之他和国保人员你来我往，彼此斗得不亦乐乎，喝茶简直成了每周必有的例常事务。后来，这个青年终于无法忍受下去，决定搬到北京开展新生活。岂料长年盯着他的国保这时却找上门来，劝他三思，而且表示“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原来他对当地的维稳系统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要是他一走，他们就没有了工作目标，人员配置和经费资源都会出大问题。换句话说，这个系统需要他的存在，犹如消防局需要火灾。
有时候，一个地方可能真的很安全，从不起火，于是消防员就只好用放火的歪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谢晖最近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引起关注的帖子，其中三点正好佐证了这种维稳经济的存在：
一、“基层官员或工作人员动员人们上访，以获取高额利益。获取方法是以截访名义，在京大开、乱开各类发票，把平时不好报销的经费报销掉，大量维稳费用就这样进了私人腰包。有十多人的基层政权组织一年耗费维稳经费居然达1000万”。
二、“不少地方基层政府和北京地方公安结成关系，要么在年初把大把维稳经费（往往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一次性打入北京有关派出所；要么北京有关派出所提供一位上访者，地方付其两到三万元。因此北京公安内部有人不时通知熟悉的‘上访者’到京来上访，维稳经费养黑了北京公安”。
三、“摆在明处的上访，相当一部份是基层政府、北京公安与‘访民’沆瀣一气，专套纳税人的钱财而为。那些大张旗鼓的上访者背后，经常蕴藏着黑色利益链。”
其实，就算不涉阴谋贪腐，这种逻辑也能出现在任何官僚系统。他们总是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扩充自己的人手，好比一头不断膨胀的巨兽，不停为自己寻求膨胀的理由。
据说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是中央对港政策的重要智囊，他近年时常提倡施密特式的政治理念，强调“政治就是要区分敌友”。这套理念背后或有深厚哲学基础，值得探究；可它的粗俗演绎却可能会催生出一种维稳经济的逻辑，为执政者大开政治斗争的方便之门，把什么事都推到大是大非的原则上头。
右翼本土主义与“港独”就是这么一种必要的敌人。
梁振英在“施政报告”里头抨击港大学生刊物《学苑》，当时有很多人批评他小题大作，又或者从院校自主、学术自由的角度回击。在我看来，这正是他和他的团队厉害的地方，把一个没什么人晓得的小事上升成头号政治议题。要知道小题必须大作，因为任何分裂行动和“颜色革命”也都是从苗芽长成大树的，“港独”这种问题当然不可掉以轻心。
接下来，其他一切事件也都可以顺便贴上“港独”和“颜色革命”的标签。于是特区政府就成了全国对抗“境外敌对势力”与“分裂势力”的最前线，它遇到的一切阻碍都是敌人太过险恶的证据，它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是最艰苦的斗争。梁振英政府在政策执行上头或许不如曾荫权班子有效，但他在政治上的立场却绝对比曾班子正确。他推动国民教育、收拾港台和其他媒体，抗衡“占中”，请问有哪一样对不起中央政府？就算遇到挫折，遭到非议，那也是为了“正义”而受难。如此忠诚，如此尽心，中央政府当然要力挺他撑下去。
由于“港独”的存在，现在就算面对任何评论也都不必担心了。例如新闻统筹专员冯炜光日前回应林和立的文章，干脆就问“请问林和立，你支持港独吗？”，似乎批评政府就是支持港独。又由于“港独”的存在，之后要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也就名正言顺了。
没错，右翼本土主义与“港独”是真确的存在，它也是政治上“有用”的敌人。但是无限扩大这种逻辑，祸及无辜，把什么问题都推到政治斗争上头，这对香港的实际治理和整个国家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