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的关于雾霾调查的视频在各社交媒体刷屏。众多转发者似乎都认为这些所谓“真相”算是为治理雾霾走出了第一步。柴静打出的标签是一个肿瘤小患者的母亲，因而无形中也为其增加了道义上的可信度。但是她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网友把她提供的方案归纳了一下，无非是两种：第一，不要自己制造污染；第二，看到别人污染就把信息提供给政府。也就是说，一是靠自律，二是靠举报。这两点的可笑之处在哪里呢？
首先，自律有用么？环境问题恰恰是政治学、经济学中最常使用的靠自律无法解决问题的例子。甚至关于政府存在意义的最重要的理论，恰好被命名为“共同池塘问题”，也就是说如何避免一个众人共享的池塘的污染和过度捕捞的问题。这个命名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自然环境恰好是一个最典型的由众多人共同拥有、使用的资产（public goods）。这种资产的最大特点就是“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也就是说，一个为此种资产做出贡献的人，无法排除其他人享用它。我花了100万来治理环境，但我能享受到的只是其中几亿分之一的好处，其他好处都被众多搭便车者（free rider）享用了。同理，我如果为了牟利破坏环境，我所蒙受的损失也就是被破坏部分的几亿分之一，其他的损失都由别的生活在同一环境下的人所承担了。
这种情况下道德有用么？绝对没有。就算我再怎么爱护环境，我没法控制别的人一起爱护环境。由此，政治学和经济学学者们才得出了政府必须存在的结论。政府的本质是这些拥有共同池塘的人所雇佣的有暴力能力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为了让大部分委托人满意，必须惩罚少部分破坏环境的委托人，或者用强制性税收负责环境的治理。当这个委托人无法问责时会发生什么？他自己会成为环境的消费者，甚至因其资源控制能力，而成为破坏环境的最主要凶手。所以，政府是否存在，以及政府是否可问责，是环境保护最重要（没有之一）的解释变量。
第二，信息的提供问题。论证政府必要性的另一大理论恰恰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个人往往无法对奸商问责，恰恰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因而需要依靠政府这个有强大信息收集能力的强制性组织。现在柴静叫大家花自己的资源和精力去收集信息，然后提供给政府，请问，那还要政府来干什么？拿我个人来说，我虽然也读过点书，本科也是学自然科学的。但是你让我去判断一个企业排放有没有超标？我可没那个本事！且不说我不知道用什么仪器去测，就算知道我买得起么？就算买得起，我敢不敢偷偷摸摸地走到工厂边上去测量？不怕被打断腿？
举报污染，正如每年络绎不绝举报冤案的上访一样，注定是石沉大海的。
你只要想想这个政府每年从污染企业里获取多少税收，而这些税收里有多少进入个人的保险箱或者床垫，成为成吨现金的一部分，你就该明白污染企业的猖獗绝对不是一个信息问题。
有人说，你这样太过苛求了。就算柴静开出的药方不对，至少她的采访帮公众了解了污染的来源和严重程度。问题是，这些东西了解了用处何在？如果你给一群承受了冤案的人耐心地分析了案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让他们去上访，这是在帮他们还是在害他们？如果你给一群癌症病人分析了半天癌症的来源，最后的结论是让他们去吃中药，你这是在让他们活还是让他们死？
举报污染企业正如冤民上访、癌症患者吃中药一样，最终的结果就是无尽地等待一个根本不可能有结果的“虚假希望”，从而浪费了原本可以用来有所作为的时间。柴静的支持者爱说的一句话是：“既然没有别的办法，试试这个也无妨。”那你是否应该跟纳粹占领区的人说，既然抵抗没有用，不如试试给希特勒写信，看他愿不愿意撤军？事实上，当时欧洲抵抗组织在军事上的作用确实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他们毕竟为盟军提供了道义资源和军事干预的信心。独裁统治下的国民也是一样。虽然政治反对本身未必有用，但是保留一个不合作的内心世界，避免去和独裁者做任何诸如“举报”这样的友好互动，明确表明对他们已丧失一切耐心，才不会错过任何政治变革的机会，才有可能让你的孩子早日摆脱各种环境所致癌症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