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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怎么考语文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当时,中文系代理主任朱自清先生赴英访学未归,系务由刘文典教授代理。刘文典请陈寅恪先生代拟试题,陈寅恪虽已决定赴北戴河休养,但也没有推辞,别出心裁地以“对对子”为题,还针对大学新生、转学生、研究生等不同年级层次的学生,出了不同的题目。

出给一年级新生的“孙行者”一题为后人津津乐道。其实,从考生作答的情况看,这道题还算容易的。一年级的另一道对子题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似乎就要更难一些。二三年级转学生的题目是“人比黄花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而最难的要数给研究生出的三言对“墨西哥”。这场考试,除了对子之外,陈寅恪还出了一道作文题,本科生的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研究生的更像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语在世界语言中,属何语系?其特点何在,其演变之历程如何?试举数例以说明之”。就这样,对对子(占10分)、作文(占60分),再加上标点文言文(占30分),组成了当年清华大学入学语文考卷的全部内容。

稍加留意就能看出,三类题型虽然不同,但却有其内在联系,如果说对对子是为了让考生从感性上品味中国语言的独特韵味的话,那么研究生的作文题,实际上是要求考生说出他们关于中国语言特性的理性思考。

大部分考生拿到考卷之后就傻眼了。有些人以“淮南子”对“墨西哥”,以“情如碧海深”、“诗如白雪清”对“人比黄花瘦”,以“匆忙入校从容出”对“少小离家老大回”,还算差强人意。还有人以“子去也”、“我来了”甚至“猪八戒”、“沙和尚”对“孙行者”的,就令人忍俊不禁了。出题者陈寅恪对考生的答案也不太满意。在他心目中,“孙行者”应对“祖冲之”或“王引之”。当然,考生周祖谟所对“胡适之”也极为精巧,得到了陈先生的赞许。

不过,比考官更不满意的是考生。答不上来骂题目太难,本就是一般考生之普遍心态。况且这次考的是名校,出题的又是名教授。一时间,陈寅恪的考题成了舆论热点,引来诸多质疑,理性一点的诘问:题目如此标新立异,罔顾中学课程教学内容,不知考官评判标准何在?激烈的就直接给扣上了“食古不化”、“开倒车”的大帽子。这些质疑令陈寅恪感到不快。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愤愤地说,“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

其实,陈寅恪算得上是老资格的考官。25岁时就曾担任留德学生阅卷人。到清华大学任教后,连年阅看国文试卷。积多年之经验,他认为,语文考题有改革之必要,理想的考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应该说,这种想法并非陈寅恪一个人的奇思妙想。冯友兰就曾说过,他在清华的时候,每年要看成千本新生入学考试的国文卷子。“其中真正好的很少,真正坏的也不多,大多数都是中流的;这些卷子往往千篇一律,很难说哪一本一定是七十分,哪一本一定是八十分。看得多了,就觉得头昏眼花,很难抉择。”可见,陈寅恪所作的改革尝试,即便从考试的操作技术层面看,也是颇有价值的。对对子虽然难度大,但毕竟只占10分,属于供高分考生展示才华的题目,不但可以拉开考生之层次,使真正有才学之士脱颖而出,还能大大降低老师阅卷之烦苦。

当然,陈寅恪出这些题目还有更深远的考虑,这就是对中学语文教育、国人母语素养乃至文化传承的担忧。虽然在今人看来,三十年代的中学生的中文欣赏与运用能力令人艳羡,但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眼中,经过几十年欧风美雨的浇灌,高中生的国文程度已远不如前。陈寅恪以“对对子”为考题,正是想以一种简明的方式测出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在他看来,对对子讲究的平仄应在高中阶段就具备,否则,大学里讲授文学史及词曲目录学的教授即便殚精竭力、高谈博引,也不过是徒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学校教学英文,亦须讲究其声调之高下,独国文则不然,此乃殖民地之表征也”,而“清华考试英文,有不能分别动词名词者,必不录取;而国文则可不论”更是极不正常的。

这种对民族文化血脉传承的深切忧思,使生性恬淡的陈寅恪面对质疑,不但不改初衷,反而激愤地表示,“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不过,第二年清华大学没再让陈寅恪继续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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