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新加坡曾经是对非常相似的英国殖民据点。可大战之后，新加坡先是加入马来西亚，随后独立；而香港则没有跟上当年解殖的浪潮，继续留在帝国的版图之内，直到九七。今天再看这两座城市，特别是其居民的身份认同，我们一定会觉得奇怪，他们怎么会发展出如此不同的面貌。几十年前，新加坡还有像陈嘉庚先生这样的人物，不只耗尽心思地在老家筹建厦门大学，更为了中国的抗战倾家荡产。今天，新加坡人对中国还会怀抱这么大的热情吗？
二战结束之后，英殖政府在这两地面对的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怎么应付一大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华人。尤其华文学校，它们简直就是国共斗争的海外延伸。针对这个问题，台湾学者黄庭康写了一部非常精采的《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
根据他的分析，新加坡的做法基本上就和所有前殖民地类似，那就是渐渐塑造一个独立的新加坡认同。英殖政府一开始是强压华文学校，效果不彰，后来的新加坡政府便聪明地改采吸纳策略，一方面以“英化”（英文教育）抽空“华化”，另一面则逐步调整课程，使得修习华文的学生不会顺便爱上中国。新加坡的手段，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他们要考虑马来西亚的反应，怕他们接受不了大门外立着一个认同中国的华人国家；二是新加坡华人虽多，但到底还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实施英化教育可谓名正言顺。
香港就不同了，它不可能独立，短期内也还不知道它最终的命运。它连接大陆，几乎百分百地由华人构成，所以也难以彻底切割香港居民和中国的关系。更何况北京一直坚持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所以港英政府“既不能公然推动以香港为中心的意识，也无法激发人民对殖民地的强烈归属感和使命感”。但反过来，为了统治的稳定，“英国人需要透过‘去国族化’——也就是避免香港居民认同这两个中国政府——以巩固殖民政权”（‘两个中国政府’指的是台北和北京这两个敌对势力）。
换句话说，港英既不可能为港人设计一套以独立为目标的身份认同建设方案，也不能让这几百万华人认同中国。至于认同英国，那就更不必说了，依照英国殖民传统，它根本从来都不在选项之内。那它该怎么办呢？尤其是华文和中国史地的教育，这些科目向来是所有政府趁机推动国民教育的大好工具，以语文发现祖国文化的美好，以史地认识祖国江山以及它的辉煌道路，举世无一例外。你该如何去教一群华人学生中文，却又不让他们产生太过强烈的民族自豪？又该怎样教他们中国历史，但又不让他们感受到两岸政府都很强调的那种“百年国耻”？更麻烦的是你甚至还不能公然教导孩子，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尽管你不想他们太把自己当成中国人。
于是一套非常特殊的港式教育就出炉了，黄庭康特别提到1952年成立的“中文学科委员会”，认为它的任务是“修改——而不是移除——官方课程的中国文化元素”。这个手术的作用，就是不消除学生的中国认同，但却要使他们产生不一样的中国认同，一种迥异于两岸，可又不碍殖民统治的中国认同。这个委员会在它的报告里头指出：“香港学校的国语、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课程在过去都是紧紧追随中国教育的大方向，培养出‘自大与顽固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了扫除民族主义的偏差，委员会建议切断中港两地课程的连系，又提议把香港中文学科教育的重点转为培养学生的母语表达及了解与欣赏中国思想、文学与传统的能力。”
有趣的是，它不只不打算使学生失去中国认同，甚至还想让学生做“更好的中国人”。黄庭康特别引述了以下两段“中文学科委员会”报告书里的文字：
“华人学生在精通他们的语言、文学与历史后应该进一步以此为基础进行东西方思想和语言的比较研究。唯有如此，新一代的香港人才能够更像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同时具备自由、平衡和国际的视野”。
“清朝之前，中国的弱点是自大。然而满清统治结束以来，中国则承受一种自卑的复杂情绪，倾向模仿他人而忘了自身的长处与优点。因此，我们向新一代华人讲授中国历史的目的是要他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优点；重建自信与自尊，以去除自卑的复杂情绪……”。
骤眼看去，这两段话一点问题也没有，尤其第二段，简直完全符合当前中国政府所倡言的“文化自信”。但放回历史脉络，便能知道它在政治上的微妙涵义了。首先，它完全不碰“国耻”这个观念，而“国耻”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最核心的情绪元素，无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以它为号召和柱石。避谈国耻，不只是为了回避港英殖民由来的尴尬，更是为了让学子免疫于民族主义的魔力。另外，当时的中国虽然离文革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清算国史和“旧社会”遗产的路向已定，此时强调“中国文化的优点，重建自信与自尊”，无异于在政治宣传上打对台。
“中文学科委员会”的思路在某程度上其实离前港督金文泰不远，都是想以华制华，透过中国文化的教育来应付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果然，它就和金文泰一样，主张在学校课程里头逐年提高文言文的比例。在金文泰的年代，这是为了对抗主张白话文的五四运动，因为这个文字改革运动的另一面就是民族主义运动。现在，它是要“跟强调白话文以及采用简体字的中国大陆”区隔出来。果然，在随后的中文中学会考方案之中，五四被呈现为一项文学改革运动。
总而言之，港英政府的中国文化教育策略，就是想“把课程主题去感情化（desentimentalized），把‘中国’——一个国民党及共产党都希望年轻人热爱并效忠的祖国——转变成一个外在的纯知识性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