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书记是我母亲。
今年68岁。
朱书记目不识丁，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父亲在世时母亲的签名书信一律是他负责，父亲走后这个责任便落在了我身上。
连字都不会写的母亲当然不会是什么干部。“朱书记”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朱输记”。
母亲纵横赌场大半辈子，什么都会，长牌，扑克，麻将，桥牌，无师自通。
但就我知道的而言，她从来没赢过。
但她也从来没停止过赌博。
“小朱！三缺一啊！”
“好！来了！”
每次饭还没吃完，邻居便开始隔着老远开始组局。母亲急匆匆地扒两口饭，把碗冲桌子上一扔，冲我和父亲憨憨地一笑，便急匆匆出去。
“今天打什么？去哪里？”
“老陈家，麻将！”
父亲铁青着脸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败家精！”然后起身去睡午觉。剩下我默默地收拾餐馀。
但父亲从来没阻止过朱书记。父亲自己本身也是赌徒，亡命之徒。父亲赌的，比起母亲来格局要高太多。
我出生在七十年代，是同龄人里过得最幸福又最提心吊胆的孩子。那时候所有人都在生产大队每天上工拿公分换粮票的时代，每家每户每日过得捉襟见肘——我家除外。
我从不用担心家里没有粮票布票邮票用。父亲是当时的投机倒把分子。每天晚上他都会趁着夜色骑车出去，挨家挨户的收他们白天在田间偷偷留下的粮食，然后再骑到几百里外的县城亲戚那边，找他们换成粮票。
小时候每次在等级家庭成分那栏填上“贫下中农”时总会心虚，生怕被举报把我父亲捉去批斗。
后来公社解散政策松动，父亲便名正言顺地肆意挥洒他的经商头脑，从县城发展到省城，后来干脆发展带上海，在“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时候，一下子在那边买了十几套房子。几年后房价暴涨，赶上了泡沫经济时期，房价在几天时间里就翻了几翻。
终于感觉志得意满的父亲此时觉得自己的牌面已经明朗了，于是便带着我和母亲回到老家，提前开始了晚年生活。
父亲每天晚上都会问尽兴而归的母亲今天输了多少。
“今天不多，二十才。”母亲憨憨地一笑，然后自觉地围上围裙去厨房做晚餐。
“这个家早晚要被你败光！”
“哪会啊！这才多少点钱。”
父亲狠狠地骂道你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哈哈哈哈哈朱老板生气了啊！”厨房里回荡着母亲爽朗的大嗓门。
可是不就母亲就见到棺材了——我父亲的。
我父亲被查出是脑癌，送到上海医院坚持了不到一个月便走了。
家乡的习俗，死人要摆七天场子。这七天里亲戚们会赶过来悼信，母亲趴在父亲的棺材上嚎着嗓子哭了一天，把组场子时练出来的高音喇叭嗓子都哭哑了。第三天开始，又和前来陪夜的亲戚们通宵站上了。
“小朱，快点三缺一，就等你了！”
“好！来了！哪里！”
这一次连我也看不下去了。
“妈你能不能别出去赌了！”
“哎呦喂，翅膀还没硬呢，都开始管起娘来咯！”
“小朱！快点！”
“哦！好！来了啊！”
“妈！”
“小朱！三缺一！”
“妈能不能不赌了！”我像当年的父亲一样，把筷子往桌上狠狠一拍，怒目圆睁。筷子拍在桌子上又蹦起来，砸进菜汤里。
朱书记显然被我吓了一跳。但还是憨笑着“好好好，我不堵不堵，就去看看”，然后屁颠屁颠地出了门。
我爸走后的第五年，我恋爱了。
和一个叫刘涛的穷小子。他是我们在上海房子的租客。上海的房子已经被卖得只剩下一栋了。
我是在去催缴房租时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给我们汇房租款了。母亲忙着赌博，不想管这事，但收不到房租，便意味着她没钱去赌了。于是我挤上褪了色的黄皮小客车，在充斥着柴油和灰尘的密闭空间里摇摇晃晃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
房子在逼仄的小弄堂最里面二楼，推开窗可以触到一楼的老阿姨在门口生煤球炉的烟，楼下叮叮咚咚自行车车铃声伴着“娘一娘娘一娘”“哎呦！小册络！当心碟！”跌跌撞撞地砸进屋子里。
我站在门口，深呼两口气，然后砰砰砰地敲响了木门。
“我是房东，来催租。”
然后刘涛开了门。消瘦，苍白，棱骨分明，白色衬衣，水蓝色牛仔裤。阳光从他异常高耸的鼻梁骨上削过，在眼下拓上一块阴翳。他比我高很多，扶着门盯着我看了一会，侧过半个身子让我进了屋。
彼时东方明珠还未竣工，满身泥尘窘迫地站在浦东这块并不繁华的大地上，像倒插在干枯河床上的树根，对面是一字排开的外滩一到二十八号，相形见绌，捉襟见肘。
就像此时我和刘涛。
当晚我没有回家。
第二天也没有。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朱书记拍来的电报，问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催我赶紧回家。
一个月后，我烫着飞机头，花襟白衬衫，喇叭裤，红皮鞋，腰间别着小巧的BB机，回家去整理东西。
我刚到家就开始收拾行李。
“到哪里去！怎么搞成这幅腔调！”
“你去打你的牌吧！别管我。”
“什么打你的牌，不管你！我不管你谁管你！”
“你管我？你从小到大管过我吗？哪天不是出去赌啊！比人上班还准时！风雨无阻！”
“我赌怎么了！你爸都没管着我！我赌的钱都是他给我的！又不是你的！还轮不到你管呢！”
“我去哪里也轮不到你管！”
“翅膀硬了是吧！什么都不会你要去哪里啊！”
“对啊！你会！你什么都会！你就会赌好吗！把我爸气死了还能在他棺材前面还能通宵赌啊！”
母亲一下子被我顶噎住了。
愣了好久，母亲突然松开手，“好好好，你走走走！你走吧！我不管了！”然后又一把拎起我的箱子，往墙上砸去。惨白的石灰墙狠狠地挨了一巴掌，留下一片黑印。
那晚母亲一晚没睡，在父亲遗像前上了柱香，把午睡的躺椅摆直了坐在堂屋里，没关门，铮亮的月光扣在地上，把这本该休眠的世界铺陈地异常苍白，像下了场雪。
她有点肥胖的身躯像雕塑一样坐在雪里。
第二天天还是铁青色的时候我赶第一班班车离开了家。或者说，离开了朱书记的家。
刘涛是个东北来的南漂，跟家人闹翻了。只身一人来到上海。他有修长的手指，偶尔心情好时会拨弄起墙角的木吉他。刘涛喜欢穿白衬衫，有好几套，换下来的衣服挂在窗台上滴答滴答滴着水，沁进干涸的砖块里，像是在敲打编钟。他抽弄堂口的便利店买的三块八一包的大前门。烟丝缭绕在青砖缝隙里，我时常怀疑是不是楼下的阿姨又在生煤球炉溢上来了。
而我就和楼下的阿叔阿姨混熟，跟着他们了解到哪个菜场的菜便宜，哪个菜场的菜新鲜，跟隔壁弄堂里的烫发小妹结了小姊妹，隔几天就找她烫个头发，跟拐角的便利店店员攀亲戚，帮刘涛买烟时能便宜一角钱。
半个月后我的BB机跳出一串数字。0512XXXXXXX。看区号大概猜到是谁了。我没有扣回去。把这个小黑铁块扔在了一边。
此后每半个月BB机都会振动几下，但我从未回复过。
几个月后出去买烟时，回来刘涛不在家了。
“阿姨，侬看见阿拉刘涛了没？”
“没看见没看见！囊能啦，伊伐来屋里箱？”
“啊索侬（叔叔你）看见阿拉刘涛了没？”
“伊刚测期啊。”（他刚出去）
“到撒地方啊？”
“搁唔囊能晓得啦！”（这我怎么知道啊）
一天后刘涛还没回来。
两天后依然没回来。
一个礼拜后我知道，刘涛走了。
刘涛就这么走了。留下抽屉里的十七块八毛钱，还有阳台上湿漉漉的白衬衫，墙角积灰的木吉他。
一个月后我发现，他留给我的还有一个孩子。
“哎呦作孽啊！乡哦宁就似伐来赛！”
“做心烦来啦！”
“小青年囊能各个样子个啦！”
楼下阿姨铁青着脸陪我去了妇幼医院，一路骂骂咧咧，好像被糟蹋的是她自己一样。
“小支弄（小猪），侬打算囊能办？侬刚册来！阿姨帮侬想想办法！（你打算怎么办，你讲出来，阿姨帮你想想办法！）侬妈呐？侬爸爸呐？”
“伊拉跑特勒。（他们走掉/死掉了。）”
“哎呦，作孽啊！”
我最终在小姊妹的帮助下进了她们的发廊里学理发。
BB机每个半个月还是会振动几次，但从来都只有一个号码。
我把这黑不溜秋的小铁块锁进抽屉里，不再过问。
仔细想想朱书记现在每个月连房租都收不到了，家里父亲留下的积蓄不知道被她败得怎么样了。
日子就像窗口的滴水吧嗒吧嗒地过去了，楼下阿姨生煤球炉的烟依然每天准时渗透进我家里，影影绰绰，像刘涛回来过。但他终究没再出现。
而我的肚子越来越鼓，在理发店站久了就会腿酸，直到终于不能坚持下去了。小姊妹悄悄对我说：“啊姐啊，不是我说你，你真是傻啊，干嘛不把这孩子流掉！隔壁邻居有人说这孩子是没爹的野种呢！”
“谁啊！嚼舌根啊！”
“反正有人这么说！阿姐你注意点啊。”
楼下阿姨时时上来陪我聊天，频率越来越高。她儿媳妇跟她儿子前年就吵架分掉了，留下一对双胞胎，现在在上初中。
“小支弄啊，”阿姨摸着我越来越大的肚子，“隔壁邻居说什么你都别听进去啊，他们就会嚼舌根。”
“小支弄啊，啊啦小宁今年37岁，卖相老好搁！”
“小宁多点也没啥关系，阿姨年纪不大，帮你一起带啊！”
“小支弄啊······”有时候我突然希望楼下阿姨是朱书记，能静静地去棋牌室。
也不知道朱书记现在赌技有没有精进了。她什么都不会，父亲留下的积蓄早晚给她败光。
一个月后小刘夏出生了。
“哎呦！阿姐！你看他！眼睛多像你！”
“鼻子也像啊！”楼下阿姨接过去，笑得满脸褶逗着小刘夏。
“嘴巴······嘴巴像······”小姊妹没继续说下去，呵呵干笑了两声。
“像刘涛是吧。”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被乱七八糟的电线切割得惨白的天光。几只麻雀一会跳到这根电线上，一会又跳走，像候鸟一样，纤细的电线上下抖了几下，渐次恢复平静。
“孩子真好看！阿姐，孩子认我当干妈呗！”小姊妹接过，在我床边坐下。
“哈哈，是好看啊！来来来，让我这个当奶奶的再多抱抱！”
“阿姨侬撒时候成他奶奶了！”
“哈哈，都一样都一样。”楼下阿姨憨笑着，眉眼里突然和朱书记有几分相似。
小刘夏出生时没有爸爸，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外公，连朱书记，都不知道他的存在。由于证件不全，刘夏不能上报户口。
半年后因为理发店生意实在不景气，放假涨的又飞快，小姊妹回她老家了。
“啊姐！要不你把房子卖了，跟我回安徽再开个理发店吧！”
我看着穿着开裆裤慢慢爬向角落里那把木吉他的小刘夏，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因为我一直没表态，楼下阿姨渐渐地不再那么热情了，刘夏两岁的时候，阿姨把她那套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卖掉，跟着他儿子一起搬走了。
再没有生煤球炉的烟飘上来了，干燥的时光泛着枯黄。我把那家理发店盘了下来，买了款银白色的摩托罗拉手机，BB机早已过时，但我还是会给它充电——或许，会有第二个号码进来。
时光似溢出的潮水，轻易就覆及脚踝。刘夏5岁的时候，我必须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刘夏的户口，没有户口，他就上不了学。留下的户口必须至少要我的户口证明和房产证明，而这些，都在朱书记那边。
想起来，我和朱书记有六年多没见了。现在想想，当初或许是我自己太毛躁了，赌是母亲回家后唯一的嗜好，说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毕竟母亲除了每天下午比上班还准时的赴局外，其他该做的，她也都做了。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就起床为我和父亲做饭，然后洗衣服，赶集，做午饭，晚上回来做晚餐，洗碗。几十年如一日。
犹豫了一会，拨通了一串莫名熟悉的号码。
“喂？谁啊？”
“妈。”
“囡囡！额是囡囡！”
“是妈，是我。”
“啊呦！囡囡！”电话那头开始抽泣起来。
“妈，我······”
“妈，身体怎么样了？”
“好，妈身体很好，你呢？过得好吗？什么时候回来啊？”
“妈，我过两天就回来。”
“过两天啊！好！后天就回来是吧？”
“恩。另外，带你的外孙回来。”
“啊！好啊！好！好！哈哈哈好！那女婿呢？”
“妈······他······”
“没事，囡囡你不知道啊，妈现在打牌技术老好了，天天赢钱，他们几个现在都不敢跟我玩了哈哈哈，没事，你要是有难处尽管开口！你爸还留给我们那么多东西呢！没事！”电话那头，朱书记爽朗地笑着。
“妈······”
对于六年前的那次争吵和这六年间她单方面的联系，我们默契地谁也没提。
两天后我带着刘夏回了趟老家。
“妈妈，阿拉啊婆撒样子啊？（我外婆什么样子）”
“胖胖的，刚达达的（傻傻的）。”
“哦~阿婆做撒嘎？（外婆干什么的）”
“赌棍，老结棍咯，侬伐要特伊学习。（你不要向他学习）”
“哦！乡哦里有次所哇？”（乡下有厕所嘛）
“有咯有咯，让妈妈困特一歇（睡一会）。”
“哦。”小刘夏偏过头去，眉头微皱，从包里掏出游戏机“定定定定”地玩了起来。
母亲早早的来车站接我，赤白的阳光哗啦啦泄在地上。没有一丝风，母亲带着麦秸编制的斗笠，像求雨似的虔诚地看着每一辆大巴车下来的每一个人。
“妈！”
“囡囡！哎呦，回来了回来了！”车还没停稳，母亲就一个箭步冲了上来，从我手中抢过行李箱。
“这个是小夏夏！哎呦，”母亲一只手把箱子提到左手胳肢窝下费力地夹着，整个身体微佝偻，像棵长歪了的树根。汗水沿着脸阔边滑下来，一道道似干涸的河床上淌过的湿迹。她伸出右手，想摸下孩子的头。
刘夏低过头快速地溜到我身后，紧紧地攥着我的裙角。
“喊啊婆！”
“啊婆！”
“嗳！”母亲眼睛迷得只剩下两道缝，就像看着一把成竹在握的牌一样，“来来来！”说着从咖啡色布裤口袋里费力地掏出一卷钞票，递给刘夏。
“阿婆，吾伐要！”
“拿好了！这小宁一副派头腔调哈哈哈。”母亲开心地把箱子搁地上，双手攒着把钱硬是塞到孩子裤袋里。
“妈！”
“嗳！”
“我户口本放哪里了？还有上海那套房子的房产证？我要帮小宁去报户口。”
“都在呢都在呢~先回家！回家再说！”
朱书记的家没有太大变化，过了时的尖顶小洋楼，彩色马赛克在这些年的风雨里褪去了鲜色，墙角斑驳的罅隙漏出点点白光，两扇棕木大门两边的春联一高一低。
“进来进来！”
母亲推开门，像翻开一本封尘的书，穿堂似呼叫而过的地铁，轰隆隆沉闷闷，给这泛白的夏天上了层釉。
母亲刚放下行李边马不停蹄地收拾起来，从冰箱里拿出一袋袋零食，塞给孩子。
“哎呦妈你不要给他那么多，小孩子吃零食不好的！”
“少吃点没事的！”
“好了我们吃过饭了，你别忙了。”
“城里的菜哪有自己种的小菜新鲜！来夏夏，吃西瓜。”
“谢谢阿婆！”
“老根！今天怎么不打牌啊？”母亲忽然冲门外喊道。
“哎呦小朱啊！你怎么还在家啊？”被喊老根的男子显然有些吃惊。“哎呦囡囡回来啦！”
“恩！刚到家的！这我外孙哈哈！”
“根叔！”我领着留下来到门口，冲路上的老根笑笑。“宝宝快，叫根爷爷！”刘夏害羞地躲到我身后。
“怎么说！今天在谁家啊？”朱书记搓搓手，笑咪咪地迎出去。
“菊香家。怎么？你今天要打？”
“我不是天天打嘛！”朱书记白了老根叔一眼，乐颠颠地回头冲我憨憨地一笑：“囡囡钥匙在门口面墙上挂着，我出去玩会，马上就回来啊！你先带孩子睡会午觉吧！”
“哦！去吧。”我无奈地一笑。
“囡囡难得回来，你怎么出去打牌呢！”根叔一边嘀咕一遍跟上。
“哎跑快点！年纪越大越啰嗦了怎么！”朱书记蹒跚地走在前面，一遍数落一遍隔河招呼着其他牌友。
炫目地阳光铺在新做好的水泥路面上，路边的断桥石条依然横着在那边，杂草沿着石条一路蔓延开去，不知在何处的知了依然喋喋不休，断层的那六年时光似乎被断桥下的水流悄然覆过，涟漪般缓缓晕开。
还好，昨日如旧。
我和刘夏在家里呆了一个礼拜，每天朱书记就像母亲在世时一样，早早地起床给我们把衣服洗掉，然后喊我们起床吃饭，赶集，中午刚放下碗筷便出去凑局。
回去后一个礼拜，银行卡里莫名多出了钱来。给朱书记打了几个电话都没回。直到晚上，朱书记爽朗的声音终于才从听筒传来。
“喂？”
“喂妈？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啊？”
“哦，我刚打完牌回家啊哈哈！”
怪不得，倒是我忘了。
“······哦，妈我卡里的钱你打的啊？”
“恩！上次你回来妈看你那么辛苦，你一个人在城里带孩子，手里肯定很紧。妈现在天天赢钱，给你打点没啥的！”
“哦，你现在不是赌棍是赌圣了哦！”我笑着打趣。
“哈哈，恩啊！我昨天还赢了几百块呢！”
“到比我理发店里一天赚得还多呢！”我收拾着地上的碎发，“妈，你要是在家里呆无聊了就来上海吧，小孩说他想阿婆呢！”
“哦！这小鬼！哈哈哈，他人呐？”
“已经睡了，去幼儿园天天以一群小朋友疯玩，每天回来都像去打仗了一样邋里邋遢。”
“男小宁（男孩子）嘛！哪有你小时候听话！哈哈。”
“妈那你来吗？”
“我不来，来了谁陪我打牌啊！会没心想的！（无聊的）”电话那头朱书记一口回绝了我的提议。也是，她赌了一辈子，早就习惯了乡下闲散的生活。
“妈不说了啊，早点睡，别给我打钱了，你自己留着做本吧！”
“哦哦，我有我有！放心吧，自己在外面照顾好身体啊！有空多回来玩玩！”
“恩！”
朱书记满口答应答应着，可是此后每个月，我卡里都会多出一些钱。每次收到时都似乎看到朱书记在牌桌上带着老花镜黏慢慢捋牌的模样，周围烟雾缭绕着，一群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聚在一起，在明灭飘忽的房间里凝神屏气。我无奈地笑笑，也好，就当帮她存起来吧。
每年暑假我都带着刘夏回趟老家。朱书记还是每次早早地在车站等着，泛着稻香的斗笠哼着童谣在车站飘着青草香。
今年也不例外。车还没挺稳，刘夏就冲了下去。
“热死了！”
“阿婆带侬起切浪饮好哇？（外婆带你去吃冷饮）”
“伐要！阿婆侬放类嘿（外婆放着吧），吾来拎箱子！”已经上初中的刘夏俨然已经比朱书记高出了半个头，清瘦白净地站在朱书记旁边，两道蹙眉越来越像一个人。
“没关系，阿婆还没老呢！”朱书记哈哈地笑着，犟不过身边的外孙，两手往身后一搭，身子微微佝偻，几年前镶的银牙在白光下闪烁着炫目的光，和朱书记的笑声一起肆无忌惮着。
回去的车上，刘夏突然冷不丁来了句“妈妈，阿婆老了。”
“恩，谁都会老的嘛！”
“妈！阿婆好像真的老了！她来接我们的时候手一开始都没拎得动行李箱！”
“你阿婆手是用来抓拍抓麻将的，又不是用来领箱子的。”
“哦。”
朱书记老了吗？当然老了。朱书记毕竟已经快七十岁了。这次回去的时候她已经苍老的很明显了，或许是长期前倾着打牌的缘故，朱书记的腰板一年比一年佝偻，脸上的皮肤被岁月荡漾起层层叠叠的涟漪。或许明年，我应该把她接来上海一起住，一家人住一块好歹有个照应。
可是那天晚上打电话回去，朱书记没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电话吵醒了。
“喂？”
“喂？小朱是吧！吾是你妈妈的朋友，你快点回来，你妈现在在中心医院。”
“我妈在医院？阿姨你慢点说？到底什么情况？我妈怎么会在医院啊！我上个礼拜才刚回去看过她啊！”
“我也不知道！你妈昨天上班的时候突然说胸口闷，做着做着就突然晕了。”
“我妈上班？上什么班？”
“橡胶厂上班啊？她不是都做了十几年了吗？”
我的脑袋忽然嗡地炸开了。
我快速的收拾一下，写了张字条给刘夏就立马赶去车站。
朱书记已经在橡胶厂上了十几年的班了？为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应该知道的，我早该知道的。
朱书记家里电话白天从来没人接，朱书记每个月都会给我打钱，大家都已经不喊朱书记打牌了每次回家都是她自己出去凑局，朱书记不愿意来上海陪我们，朱书记苍老的太快太快！
朱书记大半辈子赌技都没有丁点提高，她怎么可能每次都赢那么多钱给我！
这些我早该知道了！
下车后我拦了辆的匆忙赶到医院，朱书记已经快不行了。蓝白相间的病服套在她身上过去宽松，露出来的皮肤松泛着铁青，像干涸的树根，触之冰凉。知了在窗外烦躁的叫着，整个世界像是坏了的电视兹兹作响。
“妈！我回来了！妈！”
朱书记费力把眼睛开出一条缝，很快又被泪水覆上。
“囡囡······”
“囡囡······”
“妈，我在。”我攒这她的手，
“囡囡，妈没事······”
“囡囡，存折在你爸的那只五斗橱里，密码是他生日······”
“里面，还有钱，你爸的······和我的······”
“是我······赢······”
“妈，我知道，是你赢来的。”
“恩。”朱书记满意得呼出了一口气。
最后一口气。
朱书记是我的母亲。
赌了一辈子。享年6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