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文革国庆游行。
读后（1）
《文革春秋》之第一节“文革春秋”是讲“史学”与文革的关系。我对其解读如下：
一、史学是学术之“道”，从来都是中华传统政治与文化的“道统”承载。
二、“以史为鉴”、“殷鉴不远”这两个成语本身就说明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史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从来都是与当代政治有关联的。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是有可能做到独立于政治之外，但“史学”做不到这一点，它不可能如“数学”那么清高，它必然与政治有联系，史学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来找史学。
三、中华“史学”一向有自己的优良传统，铁笔如史，史如铁笔的说法说明历史首先必须是真实的历史，尽管如此，史学被政治所利用、歪曲也是代代有之，所以才有秽史、伪史、病史、庸史。
四、文革中的“史学领域”是重灾区。文革首先拿史学开刀，文革也由史学作铺垫，文革也由史学发韧。前者的例子就是戚本禹的《评李秀成的“自白书”》，后者的例子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随着文革的进程，文革中每一场大戏的演出，几乎都不乏历史的幽灵登场；文革中每一次重要关头，也都偏好借春秋史事，来发动现实的政治斗争。将刘少奇未盖棺而论定的就是戚本禹的评“清宫秘史”，题目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林彪鞭尸扬灰的则是“批林批孔”运动；敲打周恩来的则是“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评《水浒》”。
如此大量的、频繁的借春秋史事，作为政治斗争重要武器，这既是文革的一大发明也是文革的重要特色。
古为今用的春秋手法、迂回包抄的秘密策划，是文革向政敌发难，制造社会语境、构建政敌罪名的不二手段，没有一次不是这样做的。
五、歪曲历史成为文革常态
既然在文革中史学已经全面沦为政治工具，文革发动者为了得心应手的运用史学作为利器达到政治目的，那么真实的史实就已经不够用了，必然要打着“为革命研究历史”的名义对历史进行肆无忌惮歪曲。
这种歪曲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造假历史；
第二、借古托制。假天象伪称天意；托古人以扮神圣。
歪曲历史为政治服务，这是专制文化的传统与特点。
六、历史的正道
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贾谊说：“攻守之势异也”。
当造反者转换为执政者，观念和行为需要实现根本的转变。
这种观念的转变体现在：
第一、政治透明公开；
第二、运作规范有序，即程序正义。不能为了一个自以是“革命的目的”不择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序正义”比“目标正义”还要更重要，只有这样方可谋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毛泽东马上得天下，但他丝毫也没有转变观念，仍然以“马上治天下”。“兵则诡也”，毛泽东搞政治仍然是与打仗一样，以“诡计”对待政敌，以诡计欺骗动员民众，所以他取得一个一个伟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最终，他就将天下治成了一个“天下汹汹”，势如洪汤。
七、文革是权谋政治，批判权谋政治的现实意义
周文说：“谋划今日之政治体制改革，对权谋政治必然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不可不察；对文革时代政治文明的败坏及遗毒，不容忽视；对文革领袖的权谋乱国，更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批判。
清除文革政治毒瘤，是政治体制改革难以绕行和逾越的一道坎。”
第一段的全部叙述落实于此。
读后（2）
一、《文革春秋》第二部分“通达往文革之路”是分析文革起因的，一开始作为题标引入注目的引用了普金的一段话：
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旗帜鲜明的将文革定义为“反人权”的性质。
二、关于“文革起因”的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是空白。
周文指出“关于文革之起因，迄今尚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唯一权威的说法，是1981年就历史问题所作决议的表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灾难。此说作为当时的权宜之计，以避免纷争稳定局势，或未尝不可。但时至今日，倘仍以此概括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无论如何再也经不起理论的推敲和历史事实的检验。”
这一段话的意义在于：迄今为止，对于文革起因的研究是空白，所以必须补课，必须重头来起，也大有搞头。
三、周文对于“文革起因”的观点
周文指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皆源于事件主体内部的深刻矛盾。既非外部力量所可左右，更不是少数人的阴谋得以酿成。”
“任何政治事件的发生，都要通过政治人物的行为得以实现，政治领袖不过是政治集团及其思想和制度的LOGO。把政治灾难归咎于政治人物的错误或破坏，无异于同语反复。说文革是领导犯错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和断言戈尔巴乔夫头搞垮了苏联一样，是将个人作用置于客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规律之上，可以奉上一顶”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论的帽子。”
四、笔者的观点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周文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不全面。也可以说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没有说。
笔者认为将文革发生的原因主要归咎于毛泽东；其次是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再其次是内部及外部的诸多其它方面的原因。
笔者的这一观点与周文的观点并没有明显的矛盾与冲突，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我们从前曾一再强调指出毛泽东几次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邓小平也讲过没有毛泽东，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也没有新中国。这种说法突出了中共建制过程中毛泽东的个人作用，但这也是历史的真实。
当然，有人要问“中国革命”的成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笔者认为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另当别论。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是历史的真实，同样“没有毛泽东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也是历史的真实。
当时的世界上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信仰马主义的，都是崇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都是搞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只有中国搞了文化大革命？因为中国有毛泽东。大救星是他，大灾星也是他。
有人甚至认为没有林彪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有道理的。设想一下，如果1966年仍然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敢不敢发动文化大革命？答案也是否定的。所以说没有林彪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也是成立的。
但是谁在1959年罢免了彭，任命了林，仍然是毛泽东。所以归根结底仍然是毛泽东。
有人说没有这个专政独裁的体制，毛泽东也发动不了毛泽东，这也是有道理的。但毛泽东不是邓小平，不是胡耀邦，不是江泽民，毛是一世，是太祖，江山是他打下来的，道路是他选择的，体制是他决定的，连个人迷信也是他一步一步的造成的，林彪不过是看透了他的心思，投其所好。
建国之初，是他决定了“别了，司徒雷登”，抛弃了美国人扔过来的橄榄枝，选择了“一边倒”。
所以说，之所以能发动文革，体制的原因虽然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但体制是毛选择的，是毛决定的，将文革起因归结于体制，仍然是归结于毛泽东。
至于，为什么会有毛泽东？或者说毛泽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毛泽东，而不是那样的毛泽东？那就得问秦始皇与马克思了。
将文革的直接起因归结于毛泽东，将远因归结于秦始皇，外因归结于马列斯，这样的说法比较全面些。
读后（3）
——谁把江青教坏了？
狭义的文革以北大开始（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转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以清华结束（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三万工宣队开进清华）。
文革元年始月初，随着聂等的大字报被广播，北大校党委顷刻崩溃，那时叫做“烂了”，但毗邻的清华校党委还没有被宣布“烂”。清华校党委究竟有没有“烂”？会不会也被宣布“烂”？蒋南翔的遭遇会不会与陆平一个样？在六月上旬的那些日子里，清华师生们全都在热切的思考中。
已经有几个学生认为北大党委烂掉了，清华党委也绝不会是什么好鸟，所以开始了他们的质疑。这时候，蒋南翔营造多年的强大的“永不漏气的发动机”切切实实起了作用，一级一级的党团组织在组织的组织下起来捍卫校党委，在一个短时间内怀疑校党委的声音始终是微弱的。
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师生认为北大是北大，清华是清华，北大是西安，清华是延安。毛主席关于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教导，起了活学活用的效果，涛学长署名的大字报也是有代表性的一例。
就笔者当时的认识也并没有发现蒋南翔的清华校党委有明显违背毛泽东思想之处，更不可能是什么“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笔者当时想，北大烂了是个别现象，清华再一烂，北大清华全烂了，全国高校还有好的吗？如果全国高校的都烂了，那么毛泽东思想还普照吗？所以北大烂了就让它烂，清华不能烂，即使清华的党委真的有严重问题，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威信也不能让它烂，也要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所以刚从四清前线赶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笔者在思想上是保蒋派，行动上是观望派，不表态，走走看看再想想。
谁知道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高干子弟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的高干子弟全都是一个调，全校师生这才认识到这是中央的声音了。清华校党委真的被宣布是“烂”了，这是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决定，没有人不相信，不紧跟。
只是笔者不明白，何以这些高干子弟有这样的“火眼金睛”？
当时就找到了一种答案：毕竟这些高干子女生活在老革命的身边，他们的觉悟就是比我们高。
这是笔者当年的第一次自欺欺人。
这后来就来了工作组。江青经常跑北大，王光美蹲点在清华。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党员老马在路上搂着我的肩膀说：胡，我们多幸福，毛主席夫人在北大，刘主席夫人在清华，亲自领导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我不住的点头称是。心想有这两位马列主义水平最高的领袖的夫人领导我们，真是不会错了。“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我们亲自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在照相簿上的这条题词就是这时候写的。
谁知道这仍然是自欺欺人，已经是第二次了。
后来，又是一个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王光美的工作组居然犯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灰溜溜的走了。怎么解释这件事呢？那时，刘少奇还没有倒，我们也相信他扭扭捏捏说的话“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心想刘主席毕竟不如毛主席，王光美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犯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错误江青就不会犯了。毕竟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天天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不仅仅有夜夜的皇恩雨露滋润，还有“天生一个仙人洞”的题照，朝朝夕夕有伟大领袖的耳提面命。所以江青是绝不会犯错误了。虽然老革命们也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但是他们怎么能与江青比呢！肌肤之亲、朝夕相处、耳提面命，江青学习毛泽东思想占尽优势，所以她一定比任何人都学得好，用她来当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真是用对了人了。
谁知道这仍然是自欺欺人，这是第三次了。
随着文革的进展，我们逐渐认清了江青其实仍然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好出风头，妒贤嫉能、心如蛇蝎的女人。
老人家一死，江青成了反革命，还差不多是头号反革命。
自欺欺人已经三次了，事不过三，我们再也不会有第四次的自欺欺人了。
只是不明白江青怎么成了反革命？你毛泽东天天与江青搅一起，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好，究竟搞的啥子名堂么？究竟江青原先就是一个坏女人呢？还是你将她教坏了带坏了的呢？还是你们原本就是一起坏？
《文革春秋》说：况“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江青，此后一直未离中枢和领袖。是什么样的政治熏陶和长期教诲，居然令其沦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土壤，让她青云直上身居高位，进而作恶多端为所欲为？岂不令人深思！
读后（4）
——我们最后的责任是什么？
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但我们却仍然属于这个时代。
我们自作多情的要为这个时代尽一点最后的责任。但许多人都在问：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反省自己，反思文革，有的说要“拷问良知”，有的说要“流着眼泪剥洋葱”。对此我既深以为然又深不以为然。我以为我们最后的责任是用我们前半辈子亲身参与而获得的体验与良知，对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作出正确而准确的解读。
在我与朋友的交往中，发现与我持相同立场的人并不多。多数人仍然局限于真相、反省、忏悔、道歉的思维。这样的思维我当然不会反对，我只是认为应该将此提升一步，即解读。通过正确而准确的解读，引导出教训来。历史的最大教训莫过了忘掉历史。
然而，我却意外的在《文革春秋》中找到同一种声音。
为了昭示后人不忘历史苦难，钱理群先生呼吁《拒绝遗忘》，俄罗斯的莉季娅著书《捍卫记忆》。但要让饕餮民脂者记住大饥荒，让钟情红歌者不忘文革苦难，不啻是指望可以唤醒装睡者，让死人埋葬自己的尸体。历史无关记忆，历史不会被遗忘只会被遗弃，面对历史需要的不是记忆力，而是诚实、良知和勇气。揭示文革历史真相、记取文革历史教训，首要的并非史料的钩沉和学术的辨正，而是观念的改变和思想的反省，其前提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政治的革新。而政治革新的成效，正可以从如何对待文革历史得到验证。当天安门广场上终于有了一座文革纪念馆；当国家终于沉痛集会悼念文革死难者；当文革信史可以出版、文革纪念碑得以矗立；只有那时，我们才没有辜负先烈林昭的嘱托：“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而中国的历史，才可以说终于又翻开新的光明的一页。
两头真的历史老人渐渐远去了，渐渐的只剩下一头真，再过十几年，一头真也没有了，真不知情何与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