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东莞。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这个著名的世界工厂。过去几年，我和朋友想为西部山区的初中毕业生提供进入社会的过渡培训，那里每年都有大量不能继续升学的孩子跟随着打工的人流南下，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在来到东莞之前，对于他们可能的遭遇与处境，我只能靠着媒体上只言片语的报道浮想联翩。普工，是大多数打工者艰辛之路的起点，也是这个劳动密集型城市腾飞的基石。在这个金融风暴肆虐的春天，我想走进东莞的最前沿，亲眼看一看这里究竟在发生什么。
第一日
由东莞南站开往长安车站的公共汽车像只笨拙的乌龟，一路不疾不徐、走走停停。车窗外，厚街、虎门依次掠过，终点依然在下一站。
四处可见闲置厂房招租的广告。前几天凤凰中文台的节目里还说，这场金融风暴给东莞的包租公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工厂生意的清淡让本地的劳务行情也受到牵连。不过，奔赴这里的民工依然源源不断。路过厚街车站的时候，我看到路边坐着一堆刚下车的年轻人，他们随身带着从千里之外挑来的被褥和面盆。尽管不知道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但谁都知道他们会到哪儿去。
出发前，我特意到天河岗顶的小商品市场逛了一圈，用不到一百块钱重新“包装”了自己。二十元的牛仔裤厚实到密不透风……T恤的面料是某种化纤成分，出汗的时候有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在日后的几天里从未消散过。因为来不及换隐形眼镜，当我来到长安镇上最大的劳务中心之一——汇安人力市场的普工安置点时，那位年轻的“职业顾问”很怀疑面前貌似斯文的四眼男是否扛得住第一线的劳动强度，所谓普工，就是工厂流水线上最低级的工人，是民工相对容易找到却也最不甘心做的一个工种，应聘的多是20岁上下，缺乏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她建议我试试其他的工作，我很无奈地表示，除了身份证，我的所有其他证件都被盗了，没有任何一家正规企业会聘用来历不明的人员做稍微重要的岗位。
事实确实如此，人力市场里摆了两列劳务信息公告栏，这上面稍有些技术含量的工种都要求有形形色色的证书或熟练经验，后面这一项更别想在面试时蒙混过关。最高效的求职方法就是请“职业顾问”参谋一番。她的桌上摆了一叠“知名企业”招聘普工的宣传单张，上面无一例外地印有雄伟的厂房建筑和诱人的介绍文字。在一次性支付了260元介绍费后，她很体贴地推荐了一家叫“某泰”（此处隐去一字）的大公司给我。
顾问小姐说只要是汇安推荐的人，可以包进这个厂，市场外的黑掮客拉人时也是这么承诺的。有经验的求职者一般靠亲友介绍入厂，还有一些人为了不被中介盘剥，直接到各家工厂的门口等机会。我上网搜过汇安的口碑，因此没有多犹豫。
这家公司是港资新厂，在工人中，港资厂要比台资厂更受欢迎，因为后者的待遇不但差些，管理也要严苛得多。某泰的厂址就在夏岗村的振安科技园，这次要招收一批做印刷的普工，男的也行，没有经验也行，而且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就可以入职。待遇和福利也被顾问小姐描述得很令人放心。不过她也再次提醒我，普工毕竟是很辛苦的一线工种，告诫我第二天去工厂里面试时，要摘掉这副不和谐的眼镜。
在人力市场斜对面，我找了间出租屋安顿下来。出租屋在此地比比皆是，条件大多简陋，有些工人不愿住集体宿舍，会合租一种月租在200—300之间的单间。好一些的“豪华房”多属于小旅馆性质，配有电视、空调和蚊子，带独立卫生间，价格在每晚50—60元之间。我叮嘱老板第二天一定要按时叫醒我——好在除了早起有些困难，我的作息习惯还算符合新工作的节奏。
QQ上一个工人的签名是：“白天求生存，晚上谋发展”。这座城市如巨大舞台。每逢夜晚幕布便徐徐撩起。灯火照耀处，是梦想起点，也可能是欲望墓园。所谓希望，好似魅影一般，飘荡在长安镇夜空的角落。
第二日
出租屋老板提前一个小时叫醒了我。这时是上午九点，顾问小姐要我中午十二点半到汇安市场集合。
来到汇安时，旁边万洲百货的大喇叭里正在轮播两岸三地的过气歌曲。在张学友和周华健之间，我听到了郭兰英大妈铿锵有力的《南泥湾》：“……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市场里找工的人比昨天多，离集合还有一个钟头，我坐在求职大厅门前的台阶上。现在正是春夏之交的闷热季节，我感觉得到身上的水分在一点点流失。
拐进身后侧门，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名为“普工（劳务）专送须知”的告示。根据流程，在前台咨询、报名后，汇安会有一个送工培训——这大概指的就是昨天职业顾问给我的一番提醒，再然后是进厂面试，结果要么录用进厂，要么不成功退款。旁边的数据显示，这个市场已按此模式为各工厂成功输送了二十万劳力。
我却在这里碰到两个等退款的男子。其中一个告诉我，他去的厂子原本说加班工资按计时制，结果却是计件。第一天就加了七小时的班，按计件只相当于三小时。而且进去容易出来难，他花了一上午才从厂里开到辞工的出门条，在保安押送下出了厂。他看我是新人，劝我不如直接去厂门口找工，至少可以省下一笔介绍费。
大喇叭唱完第二遍《南泥湾》时，终于有工作人员把我叫到大厅一角的圆桌旁。他也是汇安的职员，手里拿了一张某泰厂的入职表格向我面授机宜。让我意外的是，他让我自己去某泰厂见工，而且不能向其他人说是汇安推荐的。这时，另一个要见工的伙计姗姗来迟，汇安的这位先生有些恼火，因为他不得不再复述一遍对我讲过的内容。另一位伙计叫小井，似乎是这里的常客，出来已有些年头，所以找厂的时候有点儿挑肥拣瘦。工作人员又交待了一些填表的注意事项，再三保证说已经和厂里的人谈妥，只要第二天体检过关，就肯定能被录用。那位伙计嘟囔着说不太想进印刷厂，觉得整天和油漆打交道不是什么好差使。负责讲解的先生嗤之以鼻，说和油漆打交道的是印刷课，这个课虽然苦一点，却是人人都想挤进去的部门，而且那里基本是技工和学徒，像我们这种背景想分到那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普工刚进去，最多只能干些体力活，打打杂而已。
我便和小井一起搭16路车去科技园。这一带大厂太多，许多厂门口都设了车站，所以公共汽车又是一路磨蹭，逢站必停。
车子把我们撂在科技园的门口，我们俩只好进了园区，边走边看，生怕错过某泰厂的踪影。小井是80后，2002年从陕西渭南老家出来打工，在另一家大厂工作了7年，因为生意不景气，前个月刚刚被工厂裁员。他请我嚼了一片槟榔，还请我抽了一根从老家带来的猴王烟。后来填表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年轻人在老家已经有了几个月大的小孩。小井的上家是个很有声望的电子厂，他在那里本来已做到了初级技术员，但现在行情清淡，失了业的他只能和我一样，到某泰面试普工。
某泰的厂房还算光鲜，两栋大楼傲然矗立。小井看到一辆COSCO的大货柜车开进厂门时，感叹这确实是一家有实力的大厂。货柜车有多大，在小井眼里俨然是衡量工厂有多景气的重要指标。就在我们慨叹时，另两位要见工的兄弟也走了过来。他们一个是重庆人，一个是四川人，在这里就是很近的老乡了。重庆小伙子姓邓，很有些见多识广的气焰，说起话来也算老练，自封作了川娃子的大哥。川娃子姓王，和小邓认识并不久，但也默认了这个老大的地位。
在行政部的人出来认领我们之前，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各家大厂的长短，最后开始抱怨某泰厂的铿吝。某泰给普工的底薪是750元，符合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费另计，但一入职要先扣除50元体检费和35元的暂住证费，每月吃住的成本还要再刨去300元，工厂给每个普工发放两套工衣，转正后一套可算免费，另一套须按50元的成本自行购买。由于当月工资是在下月底发放，所以对很多新进厂的民工而言，开始的这段日子将会很难熬。
比预定时间拖延了二十分钟以后，一位穿着套装的小姑娘出来领我们见工。后来我偷偷瞧了一眼她的工牌，上面印着“练小英”（此处隐两字）三个繁体字。
小练是行政部负责招聘基层员工的专员，她收过我们的身份证看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就带我们进了左边的大楼。小练递过几张入职登记表让我们填写，尽管我们事先已有所准备，但还是有几处填得让她不甚满意。根据汇安市场那位先生的叮嘱，我的学历只填了高中，工作经历也只是在老家开过小卖店，这个月才跑出来闯东莞。小练很严肃地要过我的第一代身份证，比对照片审视了好久。其他几位更是用上了涂改液。
小练把我们各自批了一通后就收拾表格去了前台，留下我们四人待在小玻璃屋里。小邓再次见多识广地提点我们，练小姐其实是在要我们反复修改的过程中考验我们的耐心。然后他趁外面没人注意，狠狠地往地上唾了一口痰。这个家伙其实年纪很小，只是想靠表现得世故些来增添话语权和安全感。后来他还悄悄告诉过我一些在外讨生活要注意的事项，我不但不讨厌他，相反还有些喜欢。见工完出门的时候，他劝说我们在园区里逛了一会儿，看看其他厂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在一家大厂门前，我们看到一张招聘若干男性普工的启示，下面贴着进入二次面试的人员名单。想起交给汇安的介绍费和在某泰厂的见工经历，我若有所思。
幸运的是，我不必再赶回镇上住宿，这里的生活区也有出租屋。我在楼下的小超市买了蚊香和闹钟，确保自己能睡得着、醒得来。
花絮（一）
见工那一晚，我在生活区里游荡。这里虽然不大却五脏俱全，有银行、康乐中心和运动场，最意外的是，这里竟然还有“李扬疯狂英语”的口语角。一群男女青工下班后捧着书本在草地上大声地喊英文句子，尽管口音浓重，却毫不畏怯。我突然意识到李扬能在国内大行其道，也许真正的原因是他给很多人带去了自信和某种希望。
有的人活在回忆里，有的人活在当下，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在形形色色的希望中。小井、小王、小邓、某泰厂的小练、汇安的某小姐与某先生，以及我自己。但很多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彼此原本是同类。
我们四个一起到某泰见工的伙计，眼下最大的心愿就是顺利进厂。小邓甚至已经开始规划进厂后的格局，他教育小井，进某泰后要管住自己的急性子，尽管我们其他人并没有发觉小井是个容易冲动的愣头青。他还告诫我们，兄弟几个一定要互助团结，进厂头两个月一定要忍字当头、让字当先，等转正以后再潇洒不迟。这些话倒也实在，于是众人纷纷点头称是。我的字典里有朋友、战友，如今又多了“工友”。
他们的言谈，多少含有演义的成分。小邓就自豪地缅怀了自己带着一票“正规”的110警员去某厂营救被拐同乡女工的往事。川话是中国最悦耳的方言之一，小邓嘴里的故事也格外吊我们的胃口。这些故事未必都有传说中的结局，比如去营救女工的这一次，警察们和小邓的老乡都被保安拦在了门外，看门的和涉嫌拐人的都是同一家厂的保安，这些保安来自同一个家乡。
关于保安的话题，小井也有自己的版本。他绘声绘色地为我们形容了某位魁梧的保安近两米的身高与虎背熊腰。在大家的心底，保安是比普工威风、光鲜得多的工种。走出某泰厂时，我们都要把应聘用的胸卡退还给门卫，小邓借机热情洋溢地夸奖了一番保安的神气，宾主尽欢。
花絮（二）
这间出租屋是用旧宿舍改造的，通向洗手间的门上还订着原来的编号：E209，大约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曾经同时住着十二名女工。门后密密麻麻地记着一些电话号码和人名。我查了其中一些手机号码的归属地，它们分布在四川的乐山、河南的驻马店和辽宁大连。
屋里除了床和风扇，再无其他。即便如此，小邓进来时还是赞叹不已，在他看来，以后用15元租这样一间房和心上人共度一夜春宵，无疑是件很值得向往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正是出租屋的主要功能之一。小井当年就是在出租屋里无心插柳，三个月后被女方家长逼着奉子成婚。
我打算搬进厂里的宿舍去住，这里的房间也将保留。因为无法预计是否能顺利地撤离厂区，所以准备把一些个人物品先存放在这里。
若是自断粮草，完全依靠做普工的收入，我根本无法负担这样的支出。沉重的生活压力一直是基层民工挥之不去的梦魇，若你听说过内地某些县市的发展完全是靠民工们汇回家乡的积蓄支撑，精打细算、津津计较是否还会被简单地冠名以“小农习气”？
从士多店买完东西出来，我看到一群工人正围坐在夜色里投入地看露天投影，那是一部带字幕的美国喜剧。我很难确定他们是否真的看懂了那些晦涩的美式包袱，可多数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这样的笑容出了生活区也许就会被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来，但在这块自留地上，他们不必看人脸色，尽可以脱了鞋摆龙门阵，用山寨手机大声地放自己喜欢的音乐。
第三日
这一天的早上要体检，所以我前晚特意去买了一个闹钟。然而这闹钟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这里的出租屋只有在下半夜才能清净一会儿。不到六点，周边的各种动静就会把你从睡梦里唤回现实。
我提前了半个钟头来到某泰厂的门口，一些上夜班的工人正好交了班出来，于是路面上走了很多穿工衣的年轻人。他们的工衣初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却有很多门道，厂里的人可以从你的衣着一眼分辨出你所在的部门与阶级。某泰厂的员工分十等，普工自然是最下面的那一层。
小王来得也很早，门卫似乎对体检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只好蹲在厂区对面看着最后一拨下夜班的工人散去，又一辆大车缓缓地开进门……。小井和小邓早已是工油子，他们摸准了按时到的后果就是苦等，直到很晚才吊儿郎当地过来。
小邓这家伙竟然穿着某电子厂的工衣，一来就表情生动地讲述了他昨晚差点被撵出宿舍的故事。他还寄住在这家电子厂在外面租的民房里。结果自然是他的豪气与人缘征服了其他人等，并获得老板娘的出面挽留——在找到新厂之前，这位优秀青年尽可以在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在练小姐出来之前，他又和我们重温了春节时到福建莆田相亲，最终与某富家女擦肩而过的往事。每到高潮，他必定要以悦耳的川音问候几声对方的爹娘。小邓从不让我们看他的身份证，直到小王告诉我他的真实年龄时，我才吃了一惊——他并没有我原以为的那样小，而是和我同龄！
练小姐终于踩着她的高跟鞋出现了。夏边医院的体检车大概还在某处晃悠，所以她先领我们进去做色盲测试。因为是印刷厂，所以每个员工都必须通过这种考察。我是最后一个，由于测试的小屋在另一间，我正听几个工友摆龙门阵，没能及时响应小练的召唤，因此再次被她训了一顿。小练没好气地盯着我：“难道还要我亲自过来请你吗？”
这个色盲图谱绝对会把很多没上过几天学的工人难倒，我甚至怀疑它同时具备考核文化水平的功能——那里面有好几个英文单词，还有几种在中国农村见不到的牲口。小练大概是为了惩罚我，让我从第一页开始认。我飞快地认完了整本图，她再没有说什么。这小丫头片子其实挺可爱，她每次给我们介绍工厂待遇的时候，总会用马三立说顺口溜的速度飞快地背诵一遍，然后语重心长地问目瞪口呆的我们：“你们都听清了吗？”
小练告诉了一个让大家很纠结的消息：我们将会被分到印刷课，也就是汇安的那位老兄口口声声强调我们绝对没有运气进去的那个车间。而且他关于周六不加班也有补贴的忽悠让我们再次遭到了练小姐的痛斥：“不上班怎么会有钱？怎么会有？啊？”她继续追问我们消息是从哪来的，却没有一个人吱声。小练离开后，小井立刻掏出小灵通与汇安交涉，其义愤填膺令我们惊心动魄，直到前台传来一声怒吼：“你们不能文明点吗！”
小邓一联想到要和油漆打交道，也有些萎靡。他刚才在厂门口看到有招搬运工的启事，就接过了小井的电话，问是否能把我们安排去做搬运，否则就不参加体检，汇安就得退钱。这似乎触到了电话那头的某根软肋，那位老兄先在电话里赞扬了小邓的老练与沉稳，然后就许诺会帮我们几个再沟通——他注定将抛弃我们，但是是在进厂之后。只要我们没有过体检，他的业绩就没有着落。这时小王却唱了反调，他觉得做搬运杂工虽然有偷懒的机会，但却没有任何发展空间，反倒是在最苦最累的印刷课，有可能学到一点技术。原本还在讨论是否要以集体走人相要挟的我们顿时陷入了沉默。小邓已经出来打工十二年，他必定不想永远这样耗下去，继续做各大厂之间的跳蚤王子。小井的痛处更现实，现在愿意招男普工的大厂已经不多了，老家的妻儿还在等着他寄奶粉钱。过了这个村，谁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个店。
于是，我们又心虚起来，这本来就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交锋。小井率先出来打了圆场，他赞扬了某泰厂的环境还是相当好的，比如现在的屋子就有冷气，其他一些小厂则根本没有这样的实力。小王则充分肯定了这里的生产噪音远远低于其他厂。小邓也松了口，既然谁都不知道印刷课是个什么样子，不妨先进去看看再说。
和我们一起等体检的还有一位电工老王。他是四川简阳人，几句川话，就和小王、小邓认上了乡亲。小邓更是豪爽地安排他晚上住到我那里，大不了分担我七块半的房租，让我哭笑不得。老王出来也有年头，他的亲弟弟原本也在东莞打工，老王凭自己的关系安排他进厂做了品管，却也因此让内向的亲弟弟遭受了一些流言蜚语。三年前的一天，这个年轻人突然失踪，只在寝室里留下一张纸条，大意是人生没有意思。……我们都不喜欢这种沉重的话题，好在小练再次出现，带我们去体检车抽血化验。
姗姗来迟的体检车果然业务繁忙，赶到某泰厂之前刚刚替另一个厂的上百名工人做了检测，那个厂发生了某种血液传染病。车上的护士早已见怪不怪，只是轻描淡写地和小练说了几句。
至此，见工环节已告结束。我让大伙儿先回去，下午三点半来厂看了结果，再电话通知大家。我和电工老王一起回了出租屋，我自然不会收他的七块半，他感激地邀请我喝一杯奶茶，我想了一下，还是婉言谢绝了。
花絮（三）
老王不在的时候，我悄悄开了另一间房，然后对他说我老乡那里正好有张空床，所以晚上他可以一个人住在这里。他虽有些将信将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并且请我吃他从老家带来的花生。下午三点半，我和老王一起去某泰厂看体检结果，他的女式自行车后座实在太低，骑到厂门口时，我一直蜷着的双腿几乎都要断了。
我在前台问到了皆大欢喜的结果，出来告诉老王。他不放心，又亲自去问了一遍，结果被前台的两个文员训斥了一番。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要约我们几个晚上一起喝啤酒。我说等明天进厂再庆祝不迟，何况我还要先把这个好消息通知其他三人。结果一直到晚上六点，小邓的电话始终打不通，只好作罢。
进厂前要买好些生活用品，生活区里的超市一应俱全：颜色鲜艳的塑料桶、面盆、凉席和被褥……我犹豫了一下，添了一包七块五毛钱的红塔山，总共花了一百块出头。我突然想起小王的一段抱怨：某泰厂礼拜天是休息日，按照劳动法，星期天加班会有翻双倍的工资，差不多一天就能挣一百，某泰厂礼拜天放假，心眼真是大大地坏。我的那些研究劳工权益保障的朋友，不知他们又会怎么看。
这片园区里经常可以看到提着这些东西的青年。要么进厂，要么出厂。我们都看过春运时民工乘车的画面，他们似乎恨不得把一切都带上，现在我才知道，其实这些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明早，我们也要带着这些家当进入某泰，下午一点半，就将编入印刷课面对未卜的前程。
第四日（上）
小邓神情懊恼地回到了我们中间，他对昨天一不小心花掉两百块后悔莫及。小井则意气风发地满载而归，他在两块钱一注的斗地主游戏中，竟然赢了两百五。一家欢喜一家愁，剩下几人看热闹。
虽然进了厂，工衣却要一周后才能发到手，我们和进厂前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顶浅蓝色的鸭舌帽、一个标着所属部门的袖箍，还有一张新鲜出炉的厂证——我们终于有了工号，我的是“KD8535”。看到其他已经有工衣穿的男女，我们为自己像杂牌军而深感羞愧。我和小王的厂证是一种颜色，小邓和小井则是另一种，不过职位同是生产部印刷课的“切纸员工”。见了组长后，我们才知道不同的颜色代表白班和夜班的区别：我和小王这个月上白班，其他两人夜班，每月轮换。
负责我们入厂培训的是另一位行政部的文员，她比小练年纪大些，穿着一双保养得很细心的高跟鞋。她首先带领我们学习厂规，总计二十九条，并没有多大新意。第二十七条很冷静地约定：“员工生活或工作中有疑难，可以书面或口头向直属部门主管及行政部门反映，不能回复及无解决方法时才可向公司领导反映，寻求解决。绝不允许因此而闹情绪怠工或旷工，以致罢工闹事。”
罢工闹事在某泰厂是从无先例的，小王的上家也只是不幸地出现过基层主管集体打官司维权的风波，后果亦不了了之。对我们更有实际约束力的制度并没有包括在厂规中，比如被警告三次就会被解雇，至于事由可大可小，大到破坏生产，小到穿拖鞋……，即使没有到被解雇的份上，伴随每次警告的两百块罚款也拳拳到肉。我们还分别签署了一张自愿在法定的36小时之外继续加班的同意书，以及一份在厂外及工作时间外一切行为后果自负的声明。
高跟鞋小姐又把我们移交给宿管专员，她负责给我们分配宿舍。江湖兄弟众多的赌神小井不愿成天被关在厂里，所以填了外宿申请。电工老王比我们级别高，住在B栋三楼的六人间。剩下我和小王、小邓分在B栋五楼的十人间。宿管员说得不错，我们的宿舍只要开门窗，就十分通风，以至于蚊子也很喜欢来这里乘凉。为了方便巡视，宿舍平时不锁门，所以她又特意叮嘱我们：必须养成穿短裤睡觉的好习惯。良好的自律意识不过是某泰道德观的最基本内容，在公司布告栏的显著位置，有对这一道德观的更深入诠释：五伦八常是根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不可忘。
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深入地学习、实践了最高纲领。我刚在自己床上躺下，就发现抬头两尺处赫然涂着四个大字：挣钱，钱啊！
第四日（下）
下午一点半，我们四人准时来到了印刷课切纸组，也就是袖箍上标的“B1”车间。组长分配了我和小王的工作，让上晚班的两个工油子先回去休息。我们的任务还算简单，就是给切纸机长打下手，负责上料下料，闲时去A楼收货。带我们的机长姓钟，来自河南。
我和小王要做的就是把近一人高的纸料拉到机位旁，机长按工程单上的规格把纸料裁成每摞约二十厘米高、不同大小的纸砖。我们再把这些纸砖搬下工作台，码放整齐，封好薄膜，再用手动油压叉车拖到指定位置。其他机位都是一个机长配一个普工，我们是新手，小钟也是新机长，所以暂时三人一组。
码纸不单是体力活，非得堆放得齐整，否则不单难看，还容易造成损耗，就等着吃投诉吧。这活儿讲究力道与技巧，搬的时候要先用一只手向下拗，再用另一只手迅速地抬起纸腰，一着不慎容易变形不说，搞不好还会失手塌掉。放纸时更要恰到好处，否则不但会拖纸，还可能压到或割伤手指。尽管厂里提供劳保手套，但戴这东西容易失去手感，所以多数人都徒手上阵。我手拙，半天下来，手上就被锋利的纸边拉出了十来道小口子，臂肘也在不经意间被蹭去一块皮。因为我的拖累，我们这组的纸料总是码得犬牙交错，小钟不得不经常停下手里的活帮着修整。小王看出了我的沮丧，时不时地会安慰几句，小钟作为机长虽然有些失面子，但也从未骂过我半句。对新手，这里的多数人都给予了最大的理解与包容。
这些纸砖轻则五十斤，重些的大约在一百五十斤上下，一堆两列，每列九到十摞。每台POLAR155切纸机一个下午大概要做十个单，算下来就要徒手搬近十吨的纸砖——这还没到赶货的时候。小王却觉得这已经很轻松了，他在虎门那家厂做工时，每天的任务就是把十六斤到四十斤不等的压缩机“放”到流水线上指定位置，每小时“放”四百个，两小时一班。
小王很想学两手技术，对切纸机产生了浓厚兴趣，却又始终有些畏惧。某泰厂的管理已算十分规范，这些切纸机上都贴有清晰的操作流程，显著地标示此处有切纸钢刀和油压千斤顶，提醒操作员预防“切断”和“压伤”手。车间里很忌讳谈这些，这里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严重事故发生了，今年第一季度只有一例工伤，工伤率大约是0.05%，相比高峰时的一年十九起，已改善很多。尽管如此，看到锋利的刀片飞快地落下，把一沓厚厚的纸砖整齐麻利地削去边，小王还是会悄悄地打个寒颤。
下午下班到晚上加班之间，有一小时可以吃饭、休息。组长知道新员工没有饭卡，就好心地把自己的饭卡给了我们。他姓李，湖南人，算得上是某泰厂的第一批员工。老李的脾气好，也因此积下了不错的人缘和口碑。我没有看过他和任何一个下属粗声大气地说过话。管货梯的中年女工在厂里阅人无数，在她口中，人人皆屌毛，但也承认这“李屌毛”着实是个好人。
老李的饭卡解决了我们的生存危机。某泰厂中午和晚上的伙食都有三种套餐可以选，科长以上的干部则有自己的小灶。文员虽然也和工人一起吃，但会独自占据一个角落，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每个工人的饭卡里都预存了从工资里划出的220元伙食费，吃少了也不退钱。领到餐盘，我和小王就忙着填饱自己的肚子，相对无言。
晚上，老李又安排我们去A1帮忙收货，加了一个半小时班。从下午算起我们总共挣到了二十多元，刨去买蚊帐和吃住的成本，今天非但没有结语，反而倒贴了好几块钱。
花絮（四）
夜里，我们跟着阿宏去收货组帮忙。阿宏是89年生人，也来自四川，长得极像青年作家郭敬明，以至于我私底下总叫他小四。
小四进厂早我们两个月，这次是第一次离家打工。他的亲哥哥就在汇安市场做事，所以没有花钱就进了某泰厂。小四的装扮入时，普通话也说得比其他工人好。他最大的期盼就是花几年时间学会一两门印刷手艺，然后大展拳脚。看到小四，你会募然惊醒，90后已经悄然成为外来工的新生力量。
我的叉车用不好，老是偏方向。小四在这里多混了两个月，操作自如不说，还能踩着这玩意儿漂移。说起操作手动油压叉车，是每个工人都必须掌握的技能。因为日常搬运根本少不了它。没有载货的时候，工人们就会拿它耍各种花样。最常见的就是踩着叉车滑行，甚至来一场飙车。这样的疯狂赛车只要不被保安和主管看到，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乐趣，足以让我们暂时地浮出水面，自由地换口气。
第五日
某泰的业务范围在本地印厂中算是相当全面，其中贺卡和包装彩盒又占了很大比重，多数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来见工那天，我们就被厂门口迎风飘扬的各国国旗震住了。大家都不晓得红底白十字是哪国旗帜，毕竟瑞士离长安镇实在太遥远了。不过小日本的膏药旗却都认得，星条旗和米字旗也是眼熟的。某泰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也受到了波及，但订单和资金链没有断，这里的工人倒也没有感受到太多寒意。
我和小王这天一大早就醒了。宿管员为了方便管理，总是把新来的往已经有住人的房间塞，直到填满为止。上夜班的兄弟和上白班的自然也就多了打照面的机会，只是这样的照面并不总是愉快。因为总有人正在休息，一旦有谁手脚重些，难免会搅了另一位的清梦。所以，你根本不用为迟到而操心，只需担忧能否睡着。我们睡眼惺忪地晃到食堂啃掉几个馒头，回到了B1车间。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井，上了一晚夜班之后，他决定离开这里。我和小井的人生短暂地交织在一起，又匆匆分道扬镳而去。后来，我们通过几条短信，互道珍重。小邓每天还能和我们打个照面，“四人帮”一起摆龙门阵的日子就此告一段落。组长很替我们着想，下午天热，就留我们在B1干活，早晚则安排去A1收货。在那里，我的搭档是另一位普工阿杰。
阿杰也是陕西渭南人，在某泰厂已经干了两年，算得上这里的老资格。他和QC的女工们总是在拌嘴。这天从啤机那边发过来的货特别多，收货组赶的是分装速度，QC要保证质量，需要足够时间验单。梳着一头飘柔长发的阿莲因此不怎么待见我们。
说到啤机（英文叫作“die-cutting machine”），做印厂的人都管它叫“bie”（憋）机。我们这天从啤机收来的货有很多是要发到过油机那边去的，阿杰有些羡慕地对我说，过油的要发财了。
这些要过油的货都是各种贺卡和遥控车模的包装纸，分别属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客户，工人们不认得也不关心这些纸板上到底印的是啥。有张贺卡上印的是奥黛丽·赫本的肖像，阿莲很有些不屑地对阿杰说，老外怎么尽挑这些不好看的女人呢。尽管阿莲时常把怨气撒到我们身上，甚至向主管投诉我们的“不配合”，但再激烈的战争也有停火的间隙。这时阿莲会掏出心爱的山寨手机来，阿杰则热烈地称赞她下载的MP3相当的好听。
流水线上的男女关系多少有些暧昧，很多时候，你很难分辨谁和谁是真正的恋人，谁和谁又只是老相识。这本是入影成双的年纪，却要把大多数时光都耗在车间和生产流程里，这些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情感多少可以互相取暖。
收货组紧连着印刷车间，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某种奇怪的芬芳——这是某种苯的味道。在这里，一张又一张卡纸被印上庆祝各种节日的文字和图案，带着“Made in China”的印记，辗转发往世界各地的商场和超市。在这个行当里，东莞几乎就是China的代名词。
我和阿杰把这些半成品一批又一批地码放整齐，等待着阿莲验单放行，直到下班。这天切纸组要赶货，中午只有半小时可以休息。在饭堂狼吞虎咽地扫完一盘饭菜之后，我和小王跑回B1，趁着还没开工赶紧打个盹。车间里除了QC和主管的工位，找不到半张桌椅，这些纸垛就充当了临时的床板。倦意袭来，天花板上隆隆地滚动着机械的轰鸣，让人觉得有些迷幻。
下午跟着小钟赶单子，足足搬了四个钟头的料，全身上下都好似捆满了铅块。快五点的时候，我的左食指被拉了一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后来只觉得掌上有些湿润，以为是冒汗，低头一看才发现早已渗了一片血。厂里的医务室设在宿舍楼一层，此时没有人在，只好匆匆回到B1。小王送货回来看到伤指，急着要去找小钟，让我颇感汗颜——他实在是一个热心的朋友，总是替我操心胜过自己。
我决定去厂外的药店买张邦迪。这时离下班还有十来分钟，门卫向我要放行条，我除了厂证一无所有。这个保安大概听过列宁和卫兵的故事，相当地坚持原则，我只得悻悻而归。回车间的路上，我发现宿管员终于回来了——大概是经常抓我们把柄的缘故，她在工友中的口碑非但不好，简直有些恶劣。但我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
这时伤口已经不再淌血，红的黑的凝作一团。她皱皱眉，转身从柜子里拿了一瓶双氧水替我消毒。这东西洗伤口的时候会冒泡，她似乎不知道这只是在释放氧气，以为我伤到筋骨，又细心地抹了好多正骨水，包扎完，干脆把剩下的两张创可贴都给了我。这个宿管员的年纪约摸在二十五上下，也许只是为了保持某种威严才成天板着脸，替我清洗伤指的时候，并不像平时那样冷若冰霜。回到车间，我看到工作台上有三张邦迪，小王告诉我，这是机长小钟跑到其他车间讨来的。
花絮（五）
小王原来在虎门镇的一家压缩机厂打工，做了五年。至今他仍念念不忘那里的好处——因为空调厂是他们最主要的客户，所以工人宿舍里也慷慨地安上了空调。那儿的宿舍还有电视，不像某泰厂，只有在饭堂里才能朦朦胧胧看上一眼。电工老王在某泰的日常工作，就是负责修理这些高龄的彩电。
凭心而论，某泰的康乐设施已算很不错了。影吧自然最受欢迎，下了班后，掐着时间冲个凉，再到这里来抢个位置看一部录像，就是莫大的享受。在宿舍底楼，还有一间网吧，不上班时，员工可以凭厂证上最多两小时的网，聊聊QQ，或是视频一把。这里只有四十台慢腾腾的旧电脑，虽说僧多粥少，却也聊胜于无。至于厂外的网吧，离得远不说，每个钟头最少要收两到三块，顶得上一小时的工钱——即便是在B3做粘信封这样的轻松活，你至少也要连续糊上三百个。
网吧边上还有一个水槽，免费供应直饮水。工油子小邓上工第一天就拎了个水杯，他比我们都有经验——连续做几个钟头的重体力活，没有水喝是十分难熬的。直饮水确是一项贴心的福利，也让几米开外那台自动饮料售货机无人问津。
节俭更多是后天习惯而非本能，自然也就会有出轨的时候。被压缩机厂裁员后，小王一下子领到了近三千块钱。有了这笔巨款，五年来从未旅游过的他下定决心去深圳看一眼。没想到才潇洒了十来天，身家便急遽缩水一半，吓得他赶紧跑回了东莞。
第六日
我的伤指开始肿胀，我感到恐惧，抑制不住地想逃离这里。这点伤根本不算什么，可即使没受伤，我也对终日从事这样高强度的体力活感到了绝望。我疯狂地怀念起往日时光的美好，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
我决定和小王道别，我看得出他眼神里的落寞。他和我一样，在这个厂里还来不及认识更多朋友。他不善于和别人打交道，有时就像一艘搁浅的船那样沉默。我的突然离去让他茫然而无所适从。我揣上证件和手机，像溃兵一样逃离了某泰。(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