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和潘小梅一样，生活在北京的缝隙之中，每天走在一条拥挤的、漫长的道路上。只是潘小梅，意外地陷入“地铁的夹缝”，以一场意外的悲剧，逃离了“生活的夹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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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短暂的一生10天后，潘小梅的故事和照片出现在2014年11月17日北京的报纸上。
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可能从不看报纸，可能永远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一篇报道的主角。
《潘小梅的最后一班地铁》，刊发在新京报的人物版上。10天前的11月6日，她在北京地铁惠新西街南口站换乘地铁的时候，被夹在地铁车厢和屏蔽门之间，不幸身亡。她的意外死亡，当天引发巨大关注。但在悲剧发生10天后，如果不是这篇报道重新提起，可能很多人已经忘掉了她。
这篇报道，描绘了潘小梅灰色的人生：生在农村，小学5年级辍学，外出谋生，种过菜，当过服务员，最后做手机销售员；婚姻不幸，离异，有一个7岁孩子，在老家跟着老人生活；在主城区的公主坟打工，住在遥远的天通苑；每天靠地铁上下班，下班后在街头摆摊继续挣钱。
当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突然在报纸上，并被大篇幅的报道，基本上是因为这个人，发生了耸人听闻的悲剧。根据我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一个小人物突然被媒体聚焦，大多是以惨烈的方式，向世人讲述一个意外的，离奇的故事。
潘小梅的死亡就是一个意外、很离奇的故事。她被挤死在“夹缝”里，屏蔽门和地铁车厢之间的夹缝。她和很多人一样，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的“缝隙”里——远离家乡，为了更好的生活，漂在北京。
城市足够大，就会有很多的缝隙。北京的缝隙吸纳了很多人，缝隙与高楼大厦一样，也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缝隙里，阳光很少能够照射到，但里面生活着的人们，照样追逐梦想。
潘小梅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缝隙中人。她租住在400元的不足6平方米的房子里，她惦念着孩子，却只能把孩子留在老家；她拼命挣钱，希望“挣够”回到老家。她的计划是，明年就回家乡，在老家的县城找个月入两三千元的工作，带着孩子在县城上学。
但说实话，如果不发生意外，我怀疑她明年能否按照计划回家。尽管生存艰难，但她已经嵌入了这个城市，嵌入了这个城市的缝隙。
城市的缝隙，相对于贫瘠的农村，是更有吸引力的。潘小梅在北京卖手机，做得好的话，可以月入7000元，她还能趁着晚上的时间摆摊挣钱。突然回到老家的县城，一个月挣两三千，她会不适应的——在北京艰苦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在老家2年甚至3年的收入。事实上，她曾经回乡生活过一段时间，但“觉得挣钱少，又回到北京”。
从经济学上讲，告别这个城市，就相当于浪费生命——这是很多人，虽然谋生艰难，但不愿告别大城市的原因。这也是很多人，虽然财务自由了，仍然穿行在这个雾霾之城的原因。
城市的缝隙虽然艰难，但从金钱上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有人说，人生就是修行；但其实，人生只是生意。
挤惯了城市的地铁，不可能觉得空旷的农村或县城舒服。对于潘小梅这样一个生于偏僻农村、小学文化的女子，能够在北京打拼出7000元的月薪，她基本上已经竭尽自己所能，过上了“最好的生活”，这个城市已经让她相当“成功”了。
因此，她迟迟没有“回家”，她留恋这个城市，尽管这里地铁拥挤，尽管下班的路漫长。她留恋这种夹缝中的生活，以至于她愿意付出与孩子长期离别的代价。她愿意，每天走在拥挤的、漫长的道路上。
走在拥挤的、漫长的道路上，不只是潘小梅的生活方式，这是相当多人的生活方式。
并非你收入更高一些，并非你学历更高一些，并非你在写字楼里工作，你就逃离了“缝隙”和“夹缝”。你的幸运，是明天可以继续走在一条拥挤的、漫长的道路上。
只是潘小梅，意外地陷入“地铁的夹缝”，以一个意外的悲剧，逃离了“生活的夹缝”：她再不用下班后争分夺秒地回到租住地摆摊挣钱，她再不用夜晚街边摆摊时担心城管突袭，她再不用纠结于是放弃北京还是放弃孩子……
新京报：潘小梅的最后一班地铁
近日，33岁的手机销售员潘小梅被卡在北京地铁5号线列车门与屏蔽门之间身亡。潘小梅是一名单亲母亲，老家在河北平泉茅兰沟。她曾攒钱给父母盖房，为抚养儿子坚持漂在北京，租住400元的隔断间，下班摆地摊。去年，她还曾频频跟家人、朋友提到“回家”。
11月14日，承德市平泉县，潘小梅父母的家，潘小梅父亲靠在墙上，身后挂着数年前他和潘小梅在北京的合影照片。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
在地铁五号线被卡在列车门与屏蔽门之间后身亡；单身母亲攒钱给父母盖房，下班后摆地摊
站在惠新西街南口换乘站楼梯的最高点，很快能察觉，车站是个“十字形”结构，乘客们在十字中央上下楼梯，步履匆匆，穿梭于地铁5号线和10号线之间。
930.47万，北京地铁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11月6日这天14条线路的客运总量。这个数字突破了近期纪录，比前一天多出了37万。
11月6日19时许，33岁的潘小梅，在归家途中挤入惠新西街南口的5号线地铁，被卡在列车门与屏蔽门之间。列车开动，她被挤压掉落轨道内身亡。
这是一条普通的回家路。如果没有这次意外，潘小梅会回到天通苑家中，出门摆地摊。也许过不了多久，她会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带着北京的记忆，回到河北老家，抚养儿子长大。
新京报记者朱柳笛实习生王蕴懿李想河北承德、北京报道
公主坟的手机销售员
11月6日，对潘小梅来说，原本是值得庆祝的一天。
这一天，她卖出了6部手机。一部能提成50元。
潘小梅工整地把6部手机的序列号写在一个黑色本子里，这是她的习惯。对比前几天4台的销售量，还算不错。
下班前一刻，潘小梅通常会站在柜台前，举起手机自拍一下，将自己的工作场景发给老板，证明她没有早退。
隔壁柜台的同事林风（化名）开玩笑：“你这样有啥意思，还不如不干了，老板都不相信你。”潘小梅笑笑，不说话。
辞工并不容易。她跟父亲说过，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半年前，她进入这家手机卖场工作，每月底薪3000元+提成，最高能到7000元。
她小学5年级就辍学了，1997年跟着父亲离开河北平泉老家，辗转天津、北京，种过菜、干过服务员。因为开朗伶俐、口才也不错，最终做起了手机销售员。
前后算起来，这行她干了至少10年，公主坟的这家已经是她第三个东家了。比起此前在中央电视塔、五棵松的工作，这家店老板对她印象不错，“老板说我人缘儿好，业绩也相当不错。”她把这评价告诉了父亲潘国清。
6日晚上6点左右，天色渐暗，潘小梅脱下背后印有“中国移动4GLTE”的白色带帽套头卫衣，朝不远处的公主坟地铁站走去。
茅兰沟的女儿
大约40分钟，她能到达换乘站——惠新西街南口站。
如果不出意外，再坐20多分钟的5号线，她能抵达位于天通苑的家。
所谓家，不过是分租房中的一个隔间，每月房租400元。
天通苑这个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集中区，是潘小梅能找到的理想居住地——有地铁、能群租。
几年前，潘国清曾去女儿的住处看过：不足6平米，一张床几乎挤占了所有空间，角落里堆着电饭锅和电磁炉。
“还不及这房里炕头这么大。”11月14日，坐在河北平泉茅兰沟乡的平房里，潘国清比划着。
茅兰沟地处偏僻，从这里要翻越几座土黄色的“梁子”（山丘），才能到达25公里外的平泉县城。
房子是潘小梅10年前凑钱给家里盖的，那时她每月攒着工资把钱寄回来，自己的生活费不够，就向朋友借。
潘小梅一年最多回老家两三次，潘国清的卧室里，挂着一张和女儿在天安门的合照：那是多年前的夏天，她穿着蓝色裙子，搭配灰蓝色的马甲，黑色靴子延伸到小腿，靴子上有细碎、小小的亮片。左边胳膊挎着父亲，笑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从小就爱美，上小学时，兜里要是有个十块八块，就会攥着钱到小镇的照相馆里拍照。”
女儿长大了，自己也成了母亲，说起在外打工的不容易，潘小梅的妈妈总是掉泪：“小梅每天连菜都舍不得买，吃饭总是对付。”
这两年，潘小梅工资涨了，居住环境却没改善。“她要抚养7岁的儿子”，潘国清说。
天通苑的单身母亲
大约一年半前，因为感情不和，潘小梅和丈夫离婚了。
过了半年，她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还说要独自抚养孩子。父母几次劝她，为了孩子与前夫复婚吧，她每次都倔强地回绝，“要复婚还不如要我死。”
在好友王小伟看来，这位单身母亲已经适应了北漂生活，她至少没抱怨过（生活）。
王小伟记得，去年，潘小梅在朋友圈里上传了一张儿子的生日照：房子有些简陋，沙发很破旧，小饭桌上摆着四盘菜和一个蛋糕。潘小梅和儿子以及姐姐潘小华围坐，笑得开心。
但王小伟看得心酸，“我觉得她在北京过得并不开心”。
潘小梅把抱怨留在了QQ空间里。
“真的不想出去奋斗了，我累了，可是为什么这都做不到，一个人在外面，住着一间小屋怕了，特别冬天冷的，心都凉了。”去年10月，她写道。
心凉了。儿子并不在身边。他留在老家，由姥姥、姥爷照料。潘小梅则寄回每月的吃穿用度。
7岁的儿子成了潘小梅唯一的动力，她在QQ空间里鼓励自己，“孩子看见我走眼泪就下来了，我心真难受啊，为了孩子我也得努力，好好干。”
努力，好好干。QQ空间，一位朋友称赞潘小梅，“她是个很要强的女人。”
11月6日，在前往惠新西街南口换乘站时，潘小梅想必脚步匆匆。父亲潘国清说，她下班总是着急赶回天通苑。晚饭过后，女儿会在附近的天桥上摆上两小时的地摊，卖一些淘宝上批发的袜子、发卡之类的小物件儿。
地摊摆得并不顺利，潘小梅曾对父亲描述过几次被城管追赶的情形，“包袱一卷，撒开腿就跑。还笑着跟我说幸亏没追上。”潘国清回忆。
事发前一晚，她往平泉老家拨了最后一个电话。靠在炕头的儿子一把抓过电话，清脆地叫了妈妈。
“你要听话，要好好学习。”潘小梅嘱咐儿子。
惠新西街的乘客
11月6日晚，再熟悉不过的回家的路。在惠新西街南口站台等车的潘小梅，成了地铁里的百万分之一——这一天，北京地铁5号线的客运量是98.96万。
差不多这个时候，在中关村一家网络公司上班的刘俊也踏上归家的旅程，同样要到惠新西街南口换乘5号线。
刘俊记得，同往常相比，当时换乘站涌入的乘客量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他就站在113号门的南侧，屏蔽门前的队伍已经排了起来，约有三四米长。
当开往天通苑北方向的列车驶来，人群开始向站门“压缩”，继而朝车厢里涌，轮到刘俊时，车厢已被挤得满满当当，他放弃了挤进去的想法，站在前门处，准备等候下一辆列车。
与此同时，身着绿色衣服的潘小梅，也被裹挟在人群中，努力试图从113号门挤进车厢。
这是18时57分左右，车门关闭的一瞬，忙乱和尖叫的声音开始在站台上响起，突然有乘客开始猛烈拍打刘俊旁边的屏蔽门，啪啪作响。
在刘俊的回忆里，仅仅是几秒钟，列车继续向前行使，但反常的是有六七次“哐、哐”的猛烈撞击声，人群瞬间从屏蔽门周围弹开，“像是有人用手臂用力拍打着屏蔽门。”刘俊回忆。他也才反应过来，有人被挤在了屏蔽门和车门之间。
一切都来不及了。
与此同时，列车突然在黑暗的隧道里停了下来，挤在列车前部车厢的安娜（化名），看见有人急匆匆向自己的方向挤来，直奔列车长的位置。“有人掉下去了。”这人喊道。
被挤在屏蔽门和车门之间，而后掉进地铁轨道里的人是潘小梅。
潘国清和妻子从河北平泉县赶到北京，已是11月7日凌晨两点。
有地铁的工作人员向他描述，潘小梅被救出送往医院时，脑袋右边已经被挤得凹陷，左边的胸腔也塌陷了。
在中日友好医院，潘小梅停止了呼吸。
回家
潘国清拿到了女儿的钱包，灰黄格的花纹，像天桥地摊上兜售的大牌仿品，里面夹着130多块钱。
女儿生前的最后一年，潘小梅曾频频跟家人、朋友提到“回家”。
这个念头不是第一次产生。她之前曾回老家待过一段时间，但因为觉得挣钱少，又回到北京。
最近这个念头强烈了，十一假期结束后，潘小梅和同事调休，回了趟平泉老家，帮家里剥了5亩地的玉米棒子。
这期间，她对父亲说，再干段时间，明年就离开北京，在县城找个每月两三千元的工作，租个房子，带着儿子在平泉上小学。
假期还未结束，卖场电话来催，潘小梅只能匆匆返京。北漂这么多年，她很少请假。
潘国清带着小梅的骨灰回家了。
她被葬在老家玉米地中一小块平地里，没有墓碑。
潘国清说，7岁的孙子参加了母亲的葬礼。他似乎还不太明白死亡的含义。
他以为，母亲只是像以前一样，不过是暂时的离开。隔段时间，她会像往常一样，回到他的身边。
潘小梅发生事故的两天后，地铁惠新西街南口站台，损坏的113号门已经被修复，并于11月8日头班车投入运行。高峰期，汹涌的人流还在继续。这道屏蔽门附近，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