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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做个正常人

就在夏霖被带走的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为一位朋友庆生。那晚的雪白小蛋糕意外地好吃,质地柔软,但又不至于松垮;有些甜味,但又不算过份,正合我们的口味。寿星告诉我们,这是正被软禁的一位友人特地托人订制的。难怪,她的品味一向很好。

是吹蜡烛许愿的时候了,寿星轻声说出他的心愿:“希望一切还在里头的朋友平安,也希望所有在外头的朋友无事……”。我们沉默,心里也暗自真诚地祈求。烛光已灭,大家一边分着蛋糕,我一边说:

“刚才听到XX的愿望,一回想,才发现过去十多年来在大陆认识的朋友,几乎竟有一半蒙难。不是坐过牢,就是正在坐牢;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接近失业的边缘;不是流亡,就是处在一种不能回国或者不敢回国的尴尬状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大家变得激进了吗?不,其实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事情,说的话也还是沿着同样的路子,和几年前根本没有什么分别。重看我从前在专栏里写的东西,要是以今天的口径估算,大概都出版不了。浦志强他们干的事情,一年前还能上杂志封面,维权运动在几年前也还是官方媒体正面报道的题材,现在呢?在这种情况底下,温和与激进的分别根本没有意义,那条线的定义从来不是客观的,因此也从来都不是我们把握得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是安全的。”

莫非一语成谶,不到几天,夏霖就被带走了。我说“带走”,是因为我们很难断定一个人这样子莫名其妙地消失算不算是被捕。走的时候没有正式拘条,他们的家庭往往过了许久也得不到通知;律师可以去找他吗?就连律师也都被“带走”了,你还找律师?这就像我那些回不了国的朋友,从来没有正式放逐的命令,只是透过各种管道传来威胁的信息,让你不敢重踏国门。所以这一切都是含糊的,不算被捕,不算流亡,只是静悄悄地消失。

咎由自取,有人如是指责。例如维权律师,我曾见过官方媒体评论,指他们到处寻找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无限放大局部的问题,根本不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漠视了主流的发展方向。但是,当听说一个洗浴女子被人强奸,因为自衞而杀了人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要弄清楚事实,还是觉得这是个暴露中国社会黑暗面的好机会呢?当一个盲人受到非法软禁,你去帮他,这是出于仗义,还是想要放大局部的问题。有谁能告诉我,在单纯的同情心与朴素的正义感,以及“刻意破坏大多人的利益与主流发展方向”之间,是否有一道清楚而稳定的标准?

所以这是一个嗅觉的问题。既然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好人好事”与“寻衅滋事”的差异,既然你永远都不能判定一件事情该谈还是不该谈,那你就只好持续地灵敏,在最平凡最日常的状态下保持警觉,于无异处闻出可怕的气味,然后闪躲。又或者干脆关掉自己天生的部份机能,冷漠、世故、不愤怒、不伤心,于是就能免去一切消失的危险。

就像服下令人快乐的药丸(不由得又想起陈冠中在《盛世》中的预言),让自己充满“正能量”。对身边的不平无感,因此头一回成了受到鼓励的人间美德。当然,这不是叫你彻底忘却正义感。只不过这个正义感不能由你自主,它是需要“引导”的。比方说你见到一位患有肺尘病的工人久病乏治,在中央电视台的号召底下,你和大伙捐款协助,这就是好的正义。要是你带头追究当初聘用这些工人的部门不负责任,那就是居心不良地搞事了。同理,地方上有贪官作威作福,你自己跑去上访投诉,这是不对的。等到上头访查出了结果,打贪成功,此时你再烧鞭炮庆祝,做被大快的人心中的一份子,这就正确了。所以正义感和同情心不是一种天然的感情,更不可能人皆有之;相反地,它应该是一种配合时势的情绪表演,讲究的是对局面的掌握,以及情况演变的精密计算。

要是做不到这点,你或许可以像高耀洁医生,因为不受“引导”的正义与爱心,赢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选的“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甚至成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然后呢?然后她在几年后去国出走。

咎由自取,我想我这些朋友的麻烦确实是自找的。因为大街外头就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你看那里有很多人都活得很快乐,很“正能量”,从来不必担心“带走”和“消失”。那种正常,就像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锢的心灵》里所说的:

“人们常常把生活的秩序理解为自然秩序。在上班途中,人们看到的房子,似乎更像是从土壤里钻出的岩石,而不是人类用双手和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人们认为,他们在办公室或工厂所做的工作对世界的和谐运转至关重要。……他曾认为国家的部长或银行经理都是重要人物,并且羨慕他们;与此同时,他认为拥有大笔钱财是和平与安全的保障。他不相信,有一天在他所熟悉的,猫咪睡觉、孩子玩耍的街道上会出现一个带着套马索的骑士,而这位骑士会抓住路边的行人,将他们拖到屠宰场后立刻杀死或吊死。他习惯以最谨慎、能避开人们注意力的隐秘方式来满足生理需求,而不管是否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习惯”。

然而,正常人并非真的不相信异常的存在。他知道,甚至亲眼见过,路上确实有人被骑士抓走。只是正常世界的居民自有消解意外的心理技巧,他有着健康的世界观。米沃什遂接着说:“以前,如果傍晚有人在街上被尸体绊倒,那位公民会立刻跑去打电话,之后很快就会有一群人围拢过来,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或评论一番。现在他知道,必须迅速躲开躺在乌黑泥泞里的尸体,不要提任何没有必要的问题。开枪的人总会有自己的道理,而地下审判从来不会听取被告的申诉”。

我的朋友,我真觉得我们就像香港南丫岛出生的海龟(请原谅我这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偶而会成为媒体上的奇观,让人亢奋一阵;大部份时候却潜行在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之中。在繁忙的海域中被船桨撞死,被渔民的拖网缠绕窒息,在刚从沙堆冒出头来的时候被海鸥叼走,于是数目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以被人察觉,默生默死。依然溯游回航,依然在满月的时候产卵,依然在破壳之后艰辛紧张地爬向大海,没有理由,至少没有说服得了任何人的理由;只不过是照着自然本能罢了,低头前进,无有退路。这种状况,本来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形容。可我向来悲观微小,不愿使用这么壮阔的说法,更何况我们注定消亡,灭绝在这个迹近隐形的另一重现实。以后,剩下的就是正常世界,与更快乐、更明智的大多数正常人。(海龟二之二)

(注:在写这篇杂碎的时候,忽然收到《今天》创刊编辑徐晓大姐被带走的消息。她是我所遇过的最好的编辑,多年来蒙她细心关照,上个月还曾劝我要当心时局自加保重。一个好几年不公开发言,总是默默助人的温和好人,怎么就背上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一时心焦如焚,语无伦次,还祈读者海涵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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