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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国有企业?

所谓国企,只不过是几百个家族所控制的几百个最赚钱的家族企业而已。

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遭撤职调查。宋林一时间成为中共反腐浪潮的中心点,也凸显大陆国有企业权贵横行、行业垄断、贪污腐败、剥削民众等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问题。由此引发了社会对国企的普遍愤怒,人们纷纷质疑国有企业是否还能彻底改革,国企与国人何干?

国企所有者虚置欺骗老百姓

中共窃取政权后,把私有财产变为国有财产;现在权贵们变戏法,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富可敌国。政府代表权贵们的利益,代表官商利益,瓜分国有资产,欺压剥削千百万国企职工,侵占全民财富。作家程凌虚对此评论说:“所谓国企,只不过是几百个家族所控制的几百个最赚钱的家族企业而已,跟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的确,国有资本谁负责不确定,国有企业破产没有人承担责任,人们通常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所有者虚置。中共宣称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而实际上普通国民不真正拥有这些产权,只有权贵们能染指这些产业。

中共元老带头通过国家控制实行家族控制,占有国有资产。八老将国家的一些关键资产托付给他们的子女。从八十年代起,王震之子王军成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二○一二年,彭博社披露,八老后代中二十六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仅其中三名子女,王军、贺平(邓小平女婿)、陈元(陈云之子)所领导或运营的国有公司,二○一一年总市值为一点六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值的五分之一强。

此外,很多新贵也掌控大型国企。吴官正家族掌握着光大集团,李长春的儿子李慧镝二○一二年被提拔为中国移动集团的副总经理,女儿李彤是中银国际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她借着中共“要做强做大文化产业”成为文化大国之机,仗着她父亲掌管意识形态之便,于二○○九年发起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募集资金规模达二百亿元。

刘云山长子刘乐飞历任首创证券公司执行董事、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CEO。二○○八年他出任新成立的国有信托基金、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管理四只基金,总规模达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累计投资五十多个项目,并促使多家企业成功上市圈钱。

巨额鲸吞国资造就权贵天堂

中共经济上对人民进行掠夺,明目张胆地全面瓜分国有财产,使贫富两极分化超出国际警戒线。

“两桶油”一直是周永康家族的势力范围、利益地盘。仅通过中石油系统利益输送,周家族便得利近一千亿元人民币。

曾庆红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浸淫石油系统,成为“石油帮”的另一老大。曾庆红家族长期掌控石油、能源、化工行业。其儿子曾伟是有名的石油大亨。二○○八年,《财经》杂志报道“鲁能七百亿元人民币流失案”,揭露曾伟鲸吞国企的可怕真相。曾伟以三十七点三亿元获得高达七百亿的鲁能集团百分之九十一点六的股份,这是太子党蛇吞象的典型案例。

江泽民家族垄断电子通讯业。一九九四年,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用数百万元“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上联”。江绵恒在短短几年时间建立起他的庞大电信王国,二○○一年上联和上联控股的公司已有十余家,如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网通号称国企,实际上是江绵恒的“私人企业”。后来网通的资产给折腾空了,为了解除危机,江泽民亲自下令中国电信必须一分为二,分为“北方电信”和“南方电信”。二○○二年的一个国务院规定把“北方电信”十个省固定资产白白送给网通。江绵恒不仅兼并铁道部的通信系统,而且在奥运会期间拿到全部的电视转播权,使网通迅速变成拥有几千亿资产的大公司。

李鹏家族拥有八成中国电力,特别是鲸吞三峡工程的建设基金和三峡集团巨大利润,触目惊心。李鹏长子李小鹏任总经理的华能集团最初投资中国长江电力一亿元人民币,到二○○九年华能所持股票已增加到二十亿元。有媒体估算,从一九九二年至今,全国人民交给三峡工程的钱超过五千亿元,而三峡沦为私人定制的牟利机器。

李鹏的女儿李小琳,长期担任中国电力集团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董事长。她恃仗其父权势,曾让三峡集团出资二十一亿人民币的公款,以高出实际价格百分之九十七的高价,收购她的情人的空壳公司,该公司已在二○一三年上市。

这些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巨额鲸吞国企资产说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权贵天堂。吉拉斯所著《新阶级》一书一九五七年在美国出版,该书在理论上系统全面论述了共产党统治国家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他曾任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他指出,“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吉拉斯的名言“社会主义是新阶级的天堂”,在中国大陆得到了完整体现。

民主改革国资分配民众

中共宣传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是落实国资收益全民共享承诺的重要举措。然而,不可遏止的国企腐败使全民资产被挥霍得体无完肤。国企改革已经迷失了方向,也难有好结果。

政企分开等重大改革措施实行起来很不容易。在现有国企监管体制下,国企高管既掌握经营实权又有行政级别或党内职务。目前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有五十三家为副部级。不少中央国企领导人都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央企高管仍然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但要真正实行政企分开,就得结束党管企业的体制。政企分开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国企改革口号,至今仍然没有落实。实际上只要中共拒绝民主宪政道路,不还政于民,政企分开就无法实现。

前苏联垮台后,俄国在九十年代初期把国有企业作价分给公民每人一万卢布。中国大陆的一些经济学家建议中共仿效俄国的上述做法。例如,金融专家谢国忠提出给十三亿人分国有企业股份,提出了要拿出十三万亿国有资产来给十三亿人每人分一万元的数量指标。但是,中共要独占国家一切资源,垄断所有国有资产。所以,中共高层不可能采用俄国的上述做法。正因为如此,中国大陆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虚置问题和权贵们侵吞国有企业资产问题还将会继续下去。

《争鸣》2014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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