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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曾说，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但他没想到，政治对他却相当有兴趣。
改革开放36年之后，他的书成了禁书，被强令下架。
此情此景，84岁的余英时也许似曾相识。
上世纪50年代初，在香港求学时，年轻的余英时投身舆论界，倡导自由民主。
蒋介石认为他在搞“第三势力”，在台湾查禁他的文章。
同样在50年代，大陆，关于陈寅恪晚年诗词及心境的讨论如火如荼，余英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的代表”，被大加批判。
余英时是直觉敏锐的历史学者，49年之后的种种荒谬，在65年前已苗头初露，幸亏他及时警觉，走快一步。
1949年，19岁的少年成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那时候还没有大规模的整肃运动，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并没有受到注意，但已经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的存在。”
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在深圳罗湖海关坐等了一个通宵，次日，一脚跨过罗湖桥。
香港，有他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父亲余协中，还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秩序。
他到新亚书院求学，师从钱穆。
1955年，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指导老师是史学泰斗杨联升。
“钱先生给我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指导。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熏陶，所以开玩笑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的普遍规矩。两位老师各教一个方面，恰好互补，综合与分析并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学有所成后，便开始任教。
今年9月18日，余英时获得台湾首届唐奖汉学奖。
颁奖礼上，前“中央研究院”院长丁邦新不无感慨：“余英时是唯一一位在三个美国一流大学都有任教过的中国人。”
这三所顶尖大学分别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由于对汉学的卓越研究，2006年，这位“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获得“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克鲁格奖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旨在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被誉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在当年，这可是华人世界最轰动的文化盛事。
《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文章，赞扬其学术成就。
然而，新华社对此只字未提。
其实，在“统战对象”中，余英时本来是榜上有名的。
余英时透露，使领馆曾通过各种渠道传话，欢迎他到大陆走走，也可以是私人的访问，政府甚至可以归回并修缮他在安徽的祖屋。
但他断然拒绝：“我绝不再回去。”
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讲得清楚——“我在哪，哪里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到某一块土地上才叫中国？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
余英时最后一次回到大陆是1978年。
短暂停留的日子，在一处简陋的厕所外边，他发现了一张被人丢弃的纸片，纸片上潦草地写着几行斥责暴政的文字。
余英时感慨：“即便是毛主义的高压，也剥夺不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
发现那张小纸条之后11年，盛夏，一群渴求自由的年轻人无声地失踪了。
其中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叫张先玲。
张先玲是谁？
余英时的表妹。
如今，余英时隐居在普林斯顿一片幽静的森林里。
小屋附近有一片竹林，他喜欢竹子，因为竹子是中国文人人格的象征。
在读史著书之余，余英时也关心时局，今年两岸三地的青年呐喊声，他均有回应。
余英时仍操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
北京曾动了心思，组织一个19人的安徽代表团赴美沟通，希望他回国走走，余英时的回答决绝尖锐——“我没有乡愁”。
多么干脆的拒绝，分明又透着悲哀的叹息。
一个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终生志业的老人，对于出生的故土，中国文化的发源地，竟然“没有乡愁”。
是呀，连最优秀的华人学者的著作都要下架，这样的故乡，叫人如何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