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鋒、穆欣
一、1966年5月22日那个下午和晚上
生死往往系于一念。
尽管，英已经在日趋浓郁的政治阴影中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如果没有最后的一击，他还不会这么快地就选择了“自杀”。
蝼蚁尚且偷生，况人乎！一般而言“自杀”都是因为客观上活不下去了，因此才有了主观上的不想活。
为什么客观上“活不下去了”？
对于那个年代的“政治动物”而言，都是因为眼前有了一道坎儿甚至是几道坎儿迈不过去了。写检查过不去，交待问题过不去，批判自己过不去，检举别人也过不去。
检查与检举，都是千万不能做的。轻了，人家会说你是“蒙混过关”，或说是“假检查，真进攻”；重了呢，你不成了甫志高和王连举，最终仍然逃不脱“花生米”。
那是因为有些事情受不了。开大会挨批斗，让人指着鼻子骂，受尽污言秽语，谁能受得了？尤其是哪些平时做人就有些底线的人，谁又能忍受小人的凌辱！。
那是因为绝望。对自己绝望，对家人绝望，对前途绝望，对事业绝望，对社会绝望，对领袖绝望，对未来绝望。大凡生活中有一丝亮光，谁能抛得下父母妻儿，谁能抛得开尘世，谁能舍得与人世永诀？
当然也有的人想以自己之一死，唤醒他人或唤醒社会对某件事、某个人、某个主义、思想、道路的觉悟，这种人也即所谓的“仁人志士”了。
不过抱有这种目的而自杀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活着不也可以干同样的事吗！
英是七情六欲挺旺盛的中年人，他有妻，感情虽然不是很好，但他有两个女儿，而且还传说他也是有“寡人之疾”之人，对儿女的亲情与对女色的欲望就是一个壮年的男人留恋尘世的最重要的理由。何况他也并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的气质。
1966年5月5日，异乎寻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芝早就从去年11月份就专车外出，一路武汉、长沙、上海、杭州的。芝平生最嗜玩这种小把戏。布置好了你们去开会，让你们一帮子人去开会，自己则独自一人去游山玩水，表面上是放手让你们抓工作，其实是冷眼一侧考验你们每个人的立场、观点与态度，出了问题好回来收拾你们。
别人的心情如何呢？可能只能用“忐忑”二字来形容。如今“忐忑”成了一首潇洒而狂野的歌了，其实那个时代的“忐忑”哪有这样的内涵意义的。一方面太上不在，较好议政办事，说话也稍无顾忌；另一方面，太上虽不在，可太上的狗无处不在，太上回来横挑鼻子竖挑眼，怎么办？
没办法。不开也得开，于是就“忐忑”了。
刘主持了这次会。会议进行到第10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角，其实是敲响了史无前例的“丧钟”。这“丧钟”为“三家村”而敲；为“彭罗陆杨”而敲；也是为英敲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为刘而敲的，而且那个敲钟人还是刘自己。
刘也是没法子，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由不得自己了。对于芝的矛头所向，刘不可能一无所知，刘不可能那样傻，要不芝怎么会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呢！刘是“装楞充傻图侥幸”，除了“紧跟”外，他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会议通过“通知”的同时，将“彭罗陆杨”定为反党集团；并做出了处理以上四人及英的部署，分别成立了专案委员会。邓小平是这个总专案委员会的主任（有的资料说是周恩来），彭真专案组长是康生（有说是周恩来兼），陆定一专案组长是陈伯达，杨尚昆的专案组长是汪东兴（有说是康生），罗瑞卿大将的专案组另由中央军委组成，上将杨成武为负责人。英的专案组长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组员是王力和戚本禹。除安是刘的人外，王和戚都是眼下在毛面前窜红之人。英的专案组一俟成立，周恩来即指定英的工作和资料全部移交给禹。邓的专案委员会主任职务一直担任到1966年8月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受到批判后，此工作移交给了康。
表面看来，英专案的具体行动与部署应在刘、邓的指挥下进行的，但因英是芝的秘书，大主意全都得听身在杭州的芝。兴负责中南海的警卫工作，他的工作又直接受周的领导。所以，涉及英专案的具体，哪些是刘的指示？哪些是邓的指示？哪些是周的指示？哪些是芝的直接指示？哪些是兴直接搞的？哪些又是小青儿通过戚本禹搞的鬼呢？至今也搞不清。
据戚本禹的回忆：
“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两三天，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的各种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本文笔者注：可能涉及英的一个哥哥的问题，他的哥哥在香港），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笔者认为禹的这则回忆比较可靠。按禹的这一说法，刘邓基本上没有参与英的专案。但在此之前，刘已在芝的面前对英说了落井下石的坏话了，至于邓说过什么没有？至今也没有披露。
英曾经常参加中央的这一类会议，但那已经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回忆。眼下，他靠边站了。英当然知道中央有这样一个会议正在召开，却没有想到这个会也是针对自己的，更没有想到他已经荣幸地成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五人，他的专案组已经成立了。
1966年的5月22日（有资料说是21日，笔者不予采信。当然有一定的理由，但在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是个星期天，又有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午饭后，英与他的秘书逄先知溜达到瀛台去散步。“瀛台”曾是慈禧囚禁光绪的地方。英在瀛台散步当然会想到光绪，也想到自己，都是两个倒霉的人，心情好不起来。
很长一段时期来，英已经习惯于一边在海子里散散步一边谈谈事情。逄是他比较信得过的年轻秘书，跟他也已十多年了。说是谈谈事情，说不定就会冒出一些犯忌的“黑话”来，英发现自己越来越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
有人说英是大嘴巴。从他在庐山会议上常常给朋友们通风报信的行径，还有后来披露出来的他对芝的各种“议论”看，英也确有“大嘴巴”的性格特点。但英不是搬弄是非的大嘴巴，更从没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他只是“物不平则鸣”，他是有道义担当的“大嘴巴”。
野外散步不用担心隔墙有耳。五月是一个多么好的季节，春阳温暖，春风和熙，春花艳丽，春草碧丝，有限地释放了他一点点的郁闷的心绪。
英散步后回到他那“永福堂”寓所兼办公室时已是下午3点半了。推门而入，家中赫然坐着三只“鬼”，妻则静坐一侧。斜阳射进了深深的屋子，屋里笼罩了一层死一般的寂静，英的心头立刻涌上一层不祥的阴影。
以文、力、禹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半小时前突然来到此间。
这是个奇怪的组合：
文，中组部部长。谁都知道他是白区的人，华北局的人，刘的心腹之人。刘派山头的第一号大将彭真已被打倒，文差不多就是第二号，他的覆灭指日可待，可此时还“是儿逼似”的。
力，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60年开始已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势头正炙，几天后将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最初成员之一，是“王八七讲话”的始作甬者，“武汉事件”的制造者之一，“王关戚”小爬虫系列中排名第一的“小爬虫”。
禹，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一名处级干部，曾是英手下一名不安分的下属。此人写的文章受到芝的大力赏识，是小青儿的嫡派亲信，中央文革小组的最初成员，“王关戚”小爬虫系列中的小三子，却曾是一个最受芝、青夫妻挡宠爱的小爬虫。芝在最初下令打倒王力、关锋时，刻意保留了“禹”以观后效，不久又改变了主意，下令一块掐死算了的。
禹这个人，我在1967年时有幸得识。那是在清华主楼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忘了是个什么会），禹端坐在主楼前的台上，我与一大群学生席地坐在主席台后面的水泥地上，看到身边的同学们不断有人给这位文革新贵写条子，我也写过一张条子跑上前去递给他：“请戚本禹同志转告伟大领袖毛主席：《清华井冈山第一野火烧不尽》战斗组全体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当时我看见禹放进了口袋里，还微笑地回过头来望了望。现在想起来，当然十分搞笑。这种条子有什么意义呢？禹麻子怎么可能将条子转给芝呢？说不定，转眼就扔进马桶里。可当年的红卫兵都玩这类屁用不值的游戏。
真是闻名不如见面，禹虽是以文出名的人，却不是一个书生的形象，而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山东汉子，脸很大的，且很扁的，有点像常演“大傻”的那个香港演员。
文人其实不一定是那种“白面书生”，北方的文人往往是粗壮的汉子。比如莫言，他和张艺谋的那张半身裸体照，哪有什么“白面书生”的影子？传说中的清朝第一才子纪晓兰，据说也是一个又高又壮又粗又黑的山东汉子，一夜能御五女。我从看到禹后，常常联想到《薛仁贵征东》中那个杀人如麻的高丽番将盖苏文。据说，当年我们清华的蒯司令最佩服的就是这个禹麻子，说他坐在沙发上的姿势真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此为闲话，一笔带过。
文招呼大家坐下，对英的妻子董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
大家坐停当后，文打开文件照本宣科：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文放下文件，又说：
“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
文讲完，禹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
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英又问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
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文的态度还算平和，只说英有错误要检查。
据王力后来的回忆，这次谈话并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也没有当场要英搬出中南海的话。
力与禹没有插言，英的妻董边和秘书逄先知更没说话。在这样一种严肃恐怖的政治场合下，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英对所谓“思想一贯右倾”罪名是有心理准备的，芝已不只一次地就此批评过他，可现在却又加上一条“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是中办主任，英是中办副主任，两人的工作联系当然比较多。
什么叫做“不正常”？又如何才是“正常”？“不正常”是什么罪名？英知道，中国特色的“莫须有”在自己的身上重演了。
英心乱如麻，却又心静如水。
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汪东兴派遣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禹交代她和知一起登记、清点文件。文与力分别乘车返回，稍后禹也回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通报情况。
文件清点到6点钟左右，王妙琼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就走了。
整个晚上，英都在继续清点文件，边在一旁帮着他。
晚上七点多钟，汪召开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英停职检查，由禹接替英的工作。汪在会上还讲了英的各种错误，以及所谓的他与英的斗争，还讲了芝对英的批评。禹并没有参加这个会议，英也没有参加这个会。关于这个会议的详情，笔者至今没有见到更详细的回忆资料。
边后来对于那个晚上的回忆全都是关于整理文件的。哪些文件要交？哪些文件怕交出去更惹麻烦？哪些文件又有点舍不得交？这里有很多的细节。
午夜11点过后，英与禹通了一次电话。英在电话的这头听着，不说一句话。边则在一旁侧耳倾听，却毕竟无法听清对方说了些什么？只见英愤愤地摔下电话，抬起头迎着边询问的目光。英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边见丈夫的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还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
英站着没动，这一晚，他没有吃东西。过了片刻，他像是在对着边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英将芝的婆娘和芝的另一大秘书陈列入了恶人之列，并没有将芝列入其内。其实他很清楚，没有芝的同意，谁也不能将他停职反省的。
英摔电话后说的这些话，当然对禹的形象是极不利的。他不仅被英骂了“算什么东西”，也被英归于“恶人”之列。
关于那个电话究竟是谁打的。英的家人的回忆说是戚打来的，甚至用了“电话铃声响起来”的细节。但禹在2002年的回忆中矢口否认这件事，他说电话是田家英主动打给他的：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后来田家英的亲属和某作家写文章，说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类似日本推理小说的叙述，作为无聊的街头闲谈，倒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交代文件，这属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凶恶，因而也不会有不肯签字等事情。”
禹的这一段回忆很详细，但是田家英的亲属与某作家（可能就是指王凡）却咬定电话是禹打给英的。各说各话，至今也未能统一。
禹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为了洗刷自己，他是有可能在细节上做假的，他的人品不可信，他的话也不能不加分析的肯定。
英的家属为了提升自己父亲的形象，也可能在细节上作出没有充分证据的说明，好话容易听得进，不利的话则往往背耳朵。所以他们的话也是不能全信的。
但就打电话这件事，以及禹的这段回忆中关于“英违规操作”的描写，笔者原来也相信禹，毕竟他是活着的当事人，说得又是那么的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不由人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似乎也没有再次造假的必要了。
只不过禹的这段回忆并不能改变英的形象，也不能改变禹的形象，只不过说明了当时英与禹的表面关系还是可以的，也不能否定在电话的这一头英摔了电话后对边说的那些骂禹的话就不存在。
但是，笔者新近又发现这位叫做王凡的党史研究者还有另一篇文章《围绕田家英之死的再追忆》，正是对禹的这一段回忆进行了颇为有力的驳斥。
王凡说：“笔者为此找相关人士就戚本禹的说法做了核实，几位相关人士都说不记得戚本禹当夜到过永福堂。田家英的夫人董边(生前的追溯)、田家英当时的秘书逄先知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到永福堂印象。”
如果王凡的说法得以成立，那么，所谓的田家英“违规操作”这件事也根本是子虚乌有。
王凡还说：“笔者将核实的结果当面告诉了戚本禹，但戚本禹仍坚持他自己的记忆。”
如果，所谓的“违规操作”这件说得活灵活现的事竟是禹伪造的话，那么戚本禹真是再一次现眼了，这个人的话还有什么可相信的！而他本人在王凡的追逼下，也只有坚持伪造而没有退路了。
在王凡与戚本禹之间，你相信哪一个呢？
笔者相信王凡。
禹这个人的人品是很不好的，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正义感的文人，没有对英“落井下石”就不错了，绝无可能念着旧恩情向英通风报信呢。否则他怎么会以“小爬虫”遗名于世呢！
当今这个社会，党史学界的分歧是很大的，有人要为林彪平反；有人要为陈伯达平反；甚至还有人要为高岗、饶漱石平反，但有没有人要为“王关戚”平反的？没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