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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节奏

今天9月1日,我为了躲避早高峰,特意五点多就起了床。

前年回国入职后,我大部分时间骑车上下班。今年3月1日借调到位于市中心的上级机构,不得不坐起了公共交通。

每天,为了保证8:30能够到达工作岗位,我必须保证6:45之前到车站。我等的是特11双层车,如果7点之前坐上车,楼上都会有位置。然后我会在车上度过1个小时。

如果7点之后才坐上车,我在车上的时间便要增加到1小时20分钟左右。

站着。

等特11路也有技巧,我的经验是,如果6:50分的时候,来了一辆人很多的车,是不正常的,后面必然紧跟一辆特别空的车。于是,我每次等到的第一辆车,都要观察一下人数,如果人多,就等下一辆。十有八九,三分钟之内都会来一辆很空的车。

为了有大座儿,需要有智慧。

如果坐地铁,我可以7:30再出门,相当于多睡45分钟。但这多出来的45分钟,换不来足够的力量对抗5号线的人流。我曾尝试在早高峰时挤过一次5号线,一下车就立下了毒誓:

再干这种事儿,我就是傻逼!

工作是愉快的,愉快的早餐,上班,愉快的午餐,上班,愉快的下午咖啡,上班。5点过不久,出门回家。

5点多的特11是沙丁鱼罐头,不能坐。为了快速回家,我的选择是坐两站公交,109或是101,然后坐地铁5号线,到家时间基本在6点左右。

一放暑假,这个规律就失灵了。

7月15日开始,早上花费在公车上的时间明显缩短,如果恰好6:45出门即能坐上车,快的话7:30就能到单位,正好赶上餐厅的第一根油条。于是我尝试每天晚起一点,最晚上车时间曾经拖到了7:10,竟然还能有座,而且准时到达工作岗位。

原因很简单,孩子们放假了。送孩子的轿车没了,公交车上的学生们不见了,陪孩子上学、帮着背书包、拿早点、端豆浆、絮絮叨叨让人白爪挠心的家长们不见了。

每天早上的坐车经历变得愉悦起来,除了移动电视里面冯巩弱智一般的公益广告,一切都那么美好。

但下午回家却乱了阵脚。由于工作地点离故宫北门很近,无论是101还是109,到了我这一站,基本都已满员。要上车,得挤。

挤车非我所爱。

像我这个岁数的北京孩子,大都对江湖时代的北京公交记忆犹新。那个时候,等车不用排队,抢座奉行的是‌‌“适者生存、能者多劳‌‌”的原则。那时的司机也很厉害,刹车、油门儿技术炉火纯青。

我那时在302农展馆总站上车,远远看见一辆空车开过来,缓缓停下,众人便一拥而上,将门口围的水泄不通。售票员并不着急开门,等着大家做好‌‌“预备,挤‌‌”的姿势,给司机递个眼色,后者潇洒的一脚油门。

噌——发动机一声嘶鸣,汽车犹如脱缰野马窜了出去,停在50米开外的地方。后面留下了冲刺的众人,画出一道美丽的直线。零星能够听见叫骂声。

适者生存。

现在北京司机已经步入文明时代,前辈们传下的江湖绝技已经所剩无几。我曾在洛阳待过些时日,发现那里的司机还保留有当年帝都遗风。如果乘客空间分配不均,北京司机只知道瞎喊:往后走走!洛阳司机则用脚说话,猛踩一脚油门儿,再一脚急刹车,车内空间分配立刻公平。

话扯远了,回到下午5点的北京,无论是101还是109,我都无法在刚从故宫出来的游客群众脱颖而出。只得用走的。

但地铁是必须坐的。7月15日之后,地铁的人数虽然没有公车显著增加,却也拥挤许多,味道也丰富了许多。

7月15之前,在地铁里我会掏出本杂志,看上一路。但7月15后,杂志无法获得足够的舒展空间,本来45度的倾斜度,不得不调整为60度,人最多的时候,几乎是90度贴面。

于是我干脆放弃了杂志,改听评书。

有一次正听到黄忠单挑夏侯渊,旁边一个妇女在大声训斥教训儿子。

‌‌“蜀军红旗招展,鼓角争鸣!‌‌”

‌‌“你再闹!再闹我打死你!‌‌”

‌‌“夏侯渊定睛一看,一员老将如一团火一样驾马飞奔而来。大叫‌‌‘不好’!‌‌”

‌‌“我就要闹!哇,就要闹!‌‌”

‌‌“黄忠手起刀落……‌‌”

‌‌“你找打!‌‌”

‌‌“噗‌‌”

‌‌“啪‌‌”

……

我记得,孙尚香跳河的时候,一对年轻人正在拥抱;陆逊火烧连营之后,有人放起了大悲咒;诸葛亮每擒一次孟获,‌‌“豆豆说交通‌‌”里头那个打黑车的都会重伤一次。

7月15日到8月31日,是京城一年中的独特记忆,很多人带着对北京的记忆回到家乡。9月1日,这里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节奏,特11上又开始有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嬉笑,家长碎碎叨叨的叮嘱;地铁里的中学生们谈论著老师、游戏和少男少女之间的八卦。

我也能找到空间,重新拿出杂志。

只有‌‌“豆豆说交通‌‌”里头那个二货,还在执迷不悟地打着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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