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忝列六四“七黑手”通缉名单，与陈一咨先生同榜，却在国内未曾谋面；仅打过的一次交道，是拍《河殇》要谈经济改革，我们怕说外行话，求援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派人参加解说词撰写。老陈派来张钢，跟我合作写第四集《新纪元》，害得张钢后来也被通缉，渡海逃到台湾。
陈一咨的“迂回策略”
流亡到巴黎，而后普林斯顿，就常常跟老陈喝酒，听他侃山。他虽然每每犹如作报告，中气十足，总要第一第二，但废话极少、料猛货实。陈一咨对文化清谈（“文化热”）不屑一顾，最得意他的迂回策略，说起来就眉飞色舞。有一次他跟我讲，中国这么大，积重难返，共产党紧抓权力不放，你要想改变这个怪物，比较聪明的法子，就是进入这个体制，去影响它的高层决策，效果最大，代价最小。那个年代，中国有几人会这么思考？
陈一咨的本钱，是洞悉这个前现代中国的癌症，也是这个党的死穴：农村破败、农民活得猪狗不如。文革中他流落中原，在河南驻马店的新蔡县落户，那地方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附近大别山区的光山、罗山等县，饿死了三分之二，纯粹是大跃进、高征购的惨烈结果，跟“自然灾害”毫无关系。我在河南当记者时也听到“信阳饿死一百万”的种种传说，但十几年来一直是个秘密，即使文革后官方也把它捂得很紧，我四处采访期间，总顺带打听“六○年饿死人”的细节，从无所获。直到八十年代晚期，我撰写关于庐山会议的《乌托邦祭》，那时对于五九年至六○年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数字。直至九零年在普林斯顿遇到陈一咨，他告诉我大饥荒的一笔账：
河南——七百八十万；
安徽——八百万；
四川——九百万；
全国——四千万以上。
大概要过差不多十八年，才有杨继绳的《墓碑》问世，公布的数字是三千六百万。我估计陈一咨的数字更接近真相，可能是一个官方版本，只是秘而不宣。
陈一咨在新蔡也亲眼目睹基层社队干部的贪婪、凶残。他长期独自做田野调查，分析论证毛泽东从河南吹捧总结出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比西周井田制还要落后的奴隶劳动制度，唯有废除它，农民才能得解救。然而陈一咨酝酿于乡野的解民倒悬之策，唯有等待庙堂之高的决策层感兴趣，才有可能实施。
借用中共执政合法性危机达致理想
毛泽东把中国折腾到“崩溃边缘”，侥幸活下来的邓小平又要建立他自己的权威，这时陈一咨的机会来了。中共决策层寻求的所谓“改革”方案，不过是补救执政合法性的一种权宜之计，也是邓小平渴望的权力来源，若非最捷径最灵验的献策，他们不会感兴趣。于是陈一咨就告诉他们一个秘密：你们把土地还给农民自己去耕种，农村就救活了，中国才有了发展的最低起点。
然而，陈一咨也是讲了一个“最低起点”的改革，却将中共的死穴化为转机，一举解决基础性的一个困境，有四两拨千斤之效，也是“邓改革”唯一成功的一环，并为“六四”后中国的经济起飞作了奠基。八十年代的一场改革，可以说是中共借用陈一咨等策士的“包产到户”政策，挽救了江山；也可以说，是陈一咨借用了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达到他的理想。
虽然农民阶层曾为共产党打天下出丁壮供粮饷，但是毛泽东的现代化路径，是靠剥夺农民做资本的原始积累，因而夺取政权，转脸就穷凶极恶地剥夺、压榨这个阶层，不惜再从他们嘴里夺粮，以支付“工业化”的费用。这是大跃进的实质。由此从当代史的角度来看陈一咨的思路，乃是成功说服这个政权对农民作了一次有限偿还。这已是极限。所以陈一咨的“决策参与”不久便陷入停滞状态，他的迂回策略也不再有效。一九八五年春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便意味着这场短命的改革已经终结。虽然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后续的权力角逐、左右争辩，但一俟中共不再担忧江山倾覆，它便无法忍受哪怕最微小的制度性改革。
解放中国农民，必须土地私有化和拆掉县以下的政权，返还到乡土中国。陈一咨所看到的社队两级基层政权，恰是中共经由土改而造成的一种新的“底层机构”，乃突破两千年皇权不达县以下之旷古未有，既是这个政权的末梢神经，也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作孽多端。
中共对农民进行第二轮剥夺
我在八十年代也到过新蔡县，调查社队干部扣押救灾粮中饱私囊，发表报告文学《洪荒启示录》。事实上，这个“底层机构”一直在横行乡里。仅就河南省而言，尽管一九六○年高征购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败露后，北京逮捕了那里上万名基层干部，但这并不妨碍一九七五年八月份，在豫南暴雨导致两座大水库垮坝、夺命二十三万人后，他们照样浮夸、贪污救灾款，把农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饭。甚至废除人民公社的九十年代，河南地方各级政府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各级政府都办血站，终于酿成艾滋病的血液传播灾难，而后他们又大造舆论，谎称艾滋病的传染渠道是性病，将责任推给受害者。轮番的人祸爆发，都是制度性根源，人们莫可奈何。
如今我们看到，中共又在对农民和农村进行第二轮剥夺。陈一咨时代曾解决了一个“土地使用权”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权贵集团再搞一次血腥的“圈地运动”，各级政府都以“土地财政”作为收入来源，这就是当前暴力征地、拆迁的实质。民间形容，掠夺农民土地的狂潮，正导致一场“第四次国内战争”，而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共赖以刺激经济的所谓“城镇化运动”。
三十年前，陈一咨的迂回策略是有空间的。毛泽东的“乌托邦”热昏病，在最坏的制度底下发挥到极致，乃至刘少奇都要警告他“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这甚至可以诠释为后来邓小平改革的滥觞。然而今天，中国权贵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劫持了整个经济命脉，二百个家族控制二百个行业，他们正在掏空中国，拿走利润，留下垃圾。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设若此时再出现一个陈一咨，他还有机会成功吗？
陈一咨的两项政治遗产
陈一咨传奇，涉及到一个体制内改革路径的话题。陈一咨堪称八十年代“政治参与”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留下两项遗产，极富价值。陈子明归纳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问题，很精湛地总结了老陈的第一项遗产。在现代政治发育程度很低的中国，体制内路径具有双重风险：遭体制拒绝和遭民间道德质疑，因而尤其需要智慧和勇气。
八十年代的几位先锋人物如陈一咨、陈子明、王军涛，皆对体制内路径作试水温的尝试，不仅对中国的政治开放，颇有拓荒之功；也将“和平转型”、“最小代价”等理念，付诸实际操作，对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是有建树的；它也是关于社会转型的保守温和倾向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九十年代的政治异议领袖刘晓波，虽然拒绝再进入体制，但持守“扩大政治灰色地带”、“非暴力抗争”等信念；继而张祖华领军发起的“零八宪章”、许志永领军的“新公民运动”等，实际上都继承了前面体制内路径的遗产。老陈的第二项首创，是以“民间智库”提供调查研究、政策和方案的形式，汇聚民间智慧和民意，影响最高决策。
整个民族的悲剧
然而，中共的“权力丧失恐惧症”和封建世袭性，注定了这个体制的刚性和颟顸，令体制内改革路径的发挥空间极其有限；尤其，在八九年以大屠杀处理政治危机的“双输”结局，更使这种路径几近归零。统治集团越是顽固地拒绝改革，势必刺激民间反体制运动越趋向革命，社会的温和与渐进的理念、氛围，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抛弃，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基本政治手段均告失效，社会只剩下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暴力对决、人头落地一个路径——这不仅在人类历史上反复重演过，也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真实过程：满清皇权拒绝改革，导致辛亥革命，社会彻底解体；继而为了整合又引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党模式，终至中国跌进数千年未曾有过的一种暴政而不得脱身。很多人说，今日中国又处于辛亥革命前夜。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关于温和、渐进、迂回的理念，背后需要强大的文明依托和文化自信，否则就极为脆弱；而它们进入政治层面的操作，尤其需要体制具备执政的自信和极高的民意度。这些条件，在近现代中国已不复存在。自晚清以来，中国文明的衰落，使得每一种政体都是自卑的、短视的、功利的，因而保守、渐进、温和的倾向，除了脆弱还能怎样？但惟其脆弱才可贵；它们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存活机率极低，那便不仅是陈一咨们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争鸣》2014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