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春放图》（局部）
曾经被誉为中国散文第一人的杨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台阁体”散文开始引起质疑和争论。杨朔的多篇散文创作于1961年，正值大饥荒年代，苦难的现实一点没有影响到他的赞美社会的激情。梁衡是最早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他在《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一文中，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随着时间推移，对杨朔散文的批评逐渐升级。庄周在《齐人物论》一文中说，“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中直截了当地说，杨朔的散文是一种新的八股时文。
资中筠说：杨朔散文命运的沉浮反映了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杨朔是很早参加革命的人，是用心血汗水鼎力支持革命歌颂革命的人，他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无视人民受苦挨饿的悲苦命运，诗意地歌颂大好形势，现在看来，确实让人反感。但是，只把杨朔一人提出来批判其昧了良心给黑暗现实唱赞歌，是非常不公正的。他还用诗意与隐蔽的方法曲折地唱，而刘白羽等一些有官衔的文人，则更加裸露地吹捧歌颂那个人民受苦受难的岁月，至今还享受着好名声，还有写《花市》的秦牧，他的歌颂比杨朔毫不逊色，可是他们的作品还在不断出版，而杨朔的作品，已经没有人问津，这是宣传的作用，也是一代人盲从与迷惘的证明！杨朔的悲剧具有多重意味，其死亡是重要的原因，假如他活着，仍作着高官（或者子女亲属仍然活跃），挨批的可能就不是他了！正因为此，加重了他悲剧的深沉与悲愤！
今天，我看了《饥饿年代的画家》（《炎黄春秋》2012年7期），我更加感到杨朔的冤枉与世人的愚妄。原来，今天被赞誉为“国画大师”的傅抱石、李可染、关山月、钱松岩、李琦、程十发、黄胄、亚明等人，都是在那个人民挨饿受苦的年代，挥动自己的画笔，给那个黑暗苦难的年代尽力涂脂抹粉的人。他们受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享受特殊待遇，到四处写生，用美丽的画幅掩盖悲惨的世情，他们在写生途中，看见那些饥民，甚至饿死的尸体，他们也无动于衷，照旧画红不止，唱红不休，今天被颂为经典的画作《江山如此多娇》（傅抱石、关山月）《黄河清》、《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傅抱石）《春放图》、《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荷花舞》（李可染）《转战南北》、《高山仰止》、《在南泥湾途中》（石鲁）《毛主席走遍全中国》、《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李琦）《赶集图》、《春兰图》、《丰乐园》（黄胄）《胆剑篇》（程十发）。上述这些作品都是国宝级的珍品了，都不乏田园牧歌的情调，如李可染的《春放图》中那个骑在牛背上的孩子天真烂漫地放着风筝，他脸型微胖，着装整洁，在平常年代是淡化阶级斗争的题材，而此时，用它掩饰农村被饥饿饿死的儿童，当然是极有意义的，李可染的画展办到国外，是不奇怪的。这些画家不但有行，而且有理论，李可染曾经是齐白石的弟子，他在总结创作经验时强调：传统的中国画是由视觉的所见完成，而通过革命教育的这些画家们，则“由所见推移到‘所知’，由‘所知’推移到‘所想’”，于是，他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去创作，革命需要什么就画什么，于是乎，他的画“升华”了。他的老师在日本人侵占北京时，曾经在门上贴上“白石已死，请勿求画”的条子，表示自己的民族气节，他假如活着，会如何评价这位弟子？我们不敢想象！
一代文人都为虚假而害民的“革命”而背叛了养育他们的苦难的人民，苦难的现实与高压的政治，使他们偷偷地把“为人民服务”换成“为‘革命’服务”，于是，不顾人民生死，只为自己免祸纳福而粉饰太平、掩盖苦难。由于“反右”的酷虐，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全面沦陷，以文联主席郭沫若为首的这些文人们，在全国死亡四千万人的情况下，高歌猛进，为“劳民、害民、虐民”的三面红旗大唱赞歌。在这种情况下，只把没有子女，已经死亡的杨朔拉出来批判，实在是极不公道的，尤其与他一起为黑暗呐喊的同僚，也参与对他的批判，那就太无耻之极了。凡是在那个年代违心唱赞歌的人，都应当检讨自己，并且深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文艺、文化各个领域都不能幸免！
我无意批判这些功力浓厚，道行深广的“大师”们，只是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的为权力而忘记人民的苦难的绘画与歌吟，不要把尾巴翘得太高而忘乎所以。在没有划为右派的作家中，有一个人值得尊敬，他是孙犁，他写于任何时候的任何作品，都不用修改，即能流传后世，他无愧于民族、祖国与人民！
2012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