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的儿子今年考上了台湾的大学。因为是在我的推荐和指引之下报考上的，开学前夕，他给我电话问候，我表示可等他儿子赴台之后，让当地的媒体朋友关照一下，顺便也让媒体朋友采访报道他儿子在台湾就读的情况。朋友一听就急了：“万万不可！台办领导说了，不管大陆媒体还是台湾媒体，坚决不能接受采访！”
原来，自从被台湾的大学录取之后，朋友的儿子就受到了大陆有关部门的“关照”，市台办（全称为“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市国安等有关部门，已多次给他儿子上“安全保密教育”课，实施了强化洗脑教育，详细说明了哪些事不能做、哪些话不能说、哪些地方不能去、哪些人不能见、哪些课不能上、哪些活动不能参加，只差规定不能和哪些女同学谈恋爱了。
我不禁扼腕长叹。我对他说，如果你儿子严格按照台办和国安的“教导”去做，那么你儿子去台湾读大学就变得毫无意义，去台湾读大学，本就不应该指望他去那里学什么专业知识，而是应该让他去见识这个与大陆完全不同的中华社会文化、参与当地社会交往、了解体制的日常运转、聆听各种多元声音、体验各种社会活动、认识形形色色的人等，最应该学习的是课堂之外的知识，如果这不能做那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参加，与躲在大陆任何一个高校的书斋里不问世事有何不同？又何必花比大陆多得多的钱去台湾读书？
胡锦涛任职后期，特别是十八大习近平上任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和军事活动，乃至于政府所能管控到的个人私生活的若干方面，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越来越多的中共“国家安全”和“维稳”措施渗入，把每个平民都当作敌人的文革思维鬼影，越来越如影随形。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重新统领一切，一个警察国家、一个特务国家、一个令人恐惧的秘密监控国家早已蔚然成形，而我们多数并不自知。
两岸关系近年来已趋于好转，目前达到60多年来最好，一个学生去读个书而已，尚且需如此“教育”，其他人、其他事可想而知。今年六四、七一前后，内地很多政府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都在大会小会上接到告戒，“近期不要去香港”，“不要去香港参加聚会”，以至于今年以来内地游客赴香港游人次明显下降。当然，到了“反占中”游行前后几天，赴港人次又急骤上升。在香港、台湾等问题上，有关部门对来往的大陆内地人员表面上监控宽松，但内部神经高度紧张，并不为外界所知。
一次，一个朋友去香港与朋友吃饭，席间认识了几位新朋友，互相交换了名片。回来后，与新朋友互有电子邮件来往。不料隔了一段时间，就有国安人员找来，要求其交待是如何认识这几位朋友的、和朋友在饭桌上谈了些什么、还有什么人在场、如何联系。毫无疑问，这位朋友的电子邮箱被监控了。
谁能相信这是如今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的现实？谁能相信这是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中共政权干的事？在冠冕堂皇的外交场合，中共就像一个穿着高贵、举止优雅的名媛或绅士，而转过头来，拉上门帘，它干的却全都是见不得人的流氓龌龊小人勾当。
在对外“保卫国家安全”上如此，在对内“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国内安全”上，更是如此。为维护中共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中共动用警力抓了无以计数的异议人士，许志永、丁家喜、浦志强、郭飞雄等等，无一不是中共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取得的“成果”。“七个不讲”、“九号文件”，无一不是中共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重新以意识形态统领一切的直接证据。
中共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日前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也是中共决心在新时期高擎意识形态大旗的一次赤裸裸宣示。
8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更是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共产党员订阅使用“共产党员”微信和易信，全国8000万共产党员，“从此紧密地与党中央联系在一起”。
李光耀在总结新加坡的成功之道时，曾忆及建国初期不断淡化意识形态，是造就后来新加坡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中共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也是如此。每当中共意识形态被淡化，经济就发展得快，而意识形态被提升到重要位置，经济发展就被阻滞。邓小平1992年南巡，很大一个原因就是1991年前后，江泽民在全国广泛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把干部派到农村搞“社教”，整个社会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邓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邓南巡之后，江泽民停止了大搞“社教”，停滞的经济随即又迎来了大发展。
眼下这一轮意识形态地位飙升，不知将迎来多少更严重的后果。不过可以预料，经济发展放缓或停滞，将是大概率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