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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大学,基本上就是职业技术学校

曾写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是个另类。他在大学体系里浸淫多年,却屡屡放话,直斥当前大学教育的弊端,比如那句很出名的‌‌“现在办大学,就像圈地养猪‌‌”。近日,他又推出新书《跟着张鸣上大学》,试图给大学生和即将上大学的人一点建设性的建议。

这本书的主题区别于张鸣以往的学术专著或历史随笔,但风格依然犀利。比如在微博上疯转的一段话:‌‌“到了大学,先学会读书,多面开花,逮到什么读什么,多进图书馆,少进课堂,老师实在要点名,也带了书到课堂去,他讲他的,你读你的就是。‌‌”在张鸣看来,当下的大学教育,老师也该反省。

而在我看来,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张鸣并没有一味批判当前大学的弊病,他在书中同样给出了很多方法论的东西。比如他提到,‌‌“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难道要等教育制度都改好了才开始成长吗?归根结底,人的根本素质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批判一个制度的人,应该具备更强的能力应付这种制度的弊端,而不是面对这样的制度完全无助、放弃努力。‌‌”所以,如果你或你周围有正在或即将念大学的人,不妨阅读此书,应该能带来思考。

很多时候,与其听老师胡说,不如看本小说

记者:您之前的著作多是跟历史文化随笔有关,这本书算是蛮特别的,促使您动笔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

张鸣:主要是由于职业的缘故,有话要说。此前也陆陆续续地说过一些,但批评的意味比较浓。后来,一个朋友儿子上大学,找我去给他儿子讲一讲怎么上大学,我讲了之后,他觉得特别好,一个劲儿撺掇我将它写出来,给大学生和即将上大学的人一点建设性的建议。于是,我就写了。

记者:这本书写了多久?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张鸣:一年左右。大多都是我从教多年的体会,想好了倒出来就是。因为其间还有其他写作的活儿,穿插在一起做的。

记者:您在书中开篇第一章就说要多读书。很多过来人都会跟大学生说,要多读书,但好像现实状况堪忧。您觉得大学生通过读书最终应该学会什么?

张鸣:不错。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其实就教会了人们怎么考试。至于读书,连门都没有摸到。看到好些在网上混的人,缺乏对文字的起码理解力,一问,他们居然也是大学毕业。其实,学会读书,就是争取过一种比较丰满的人生,不要想半文盲一样干瘪。当然,真的会读书的人,距离学会做事,也就不远了。

记者:‌‌“先学会读书,多面开花,逮到什么读什么,多进图书馆,少进课堂,老师实在要点名,也带了书到课堂去,他讲他的,你读你的就是。‌‌”——这句话在微博上被转了很多,作为大学老师,您这样说好像会让那些老师课堂很尴尬。

张鸣:如果一个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无法给学生一些什么,那就活该被学生这样对待。在很多时候,与其听老师胡说,不如看本小说。我们的教育,老师也该反省。

记者:这本书的宣传语上写,‌‌“《跟着张鸣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这句话会不会有功利讨好市场之嫌?还有,现在刚好也是毕业季,有一批大学生出校门,对于这批学生,您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好工作?

张鸣:真的有这样的广告词吗?不好。我要劝他们改掉。什么叫做好工作,见仁见智,说不好。但总得合适你才行。我个人认为,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才是好工作。

如果我选学校,首先考虑大学的图书馆状况

记者:您在书中尤其提到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说过的,学生在大学应该学4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最后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您推崇这种理念的原因是什么?现在的大学教育缺失了哪些?

张鸣:现在的大学,基本上就是职业技术学校。但很多专业,又没有起码的手艺,比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等等。即使有手艺的专业,其实教师们也不懂怎么做,不过照本宣科。所以,现在的大学,是一种失去根本的教育。学校已经忘记了,是要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而不是给他们一门技术。

记者:在选择学校和专业上,您是否对那些高考生有何建议?貌似很多学生并不清楚自己适合或者喜欢什么,往往专业和学校都是听家长的,结果去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张鸣:其实,现在考生选择大学和专业,都是家长听中学老师的,考生听家长的。有关的NGO应该举办一些相关的讲座,全面准确地介绍大学和专业状况。但我要提醒的是,如果是我来选择,我首先考虑的是这所大学的图书馆状况,其次看大学的师资,有没有几个真正做学问的老师。

记者:您提到大学教育要教学生像野狗,会自己生存,在这个过程中,用老师的言传身教,让学生具有责任心——但事实上,很多学校的大学老师跟学生关系并不密切。应该说是老师和学生都有问题?

张鸣:现在大学,师生之间就像陌客。老师教完走人,学生自己玩自己的。很多大学城,里面根本没有老师。我曾经说过,现在办大学,就像圈地养猪。

记者:您在这本书里很批判,说的是教学生如何度过大学时光,但其中看到更多对高校教育的批判。但您自己其实一直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好像您并不担心得罪人。

张鸣:现在人称我是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我原本是想做书斋学者的。但大学的现状,让我不能不说话,不说话,良心过不去。我的批评,最早就是冲着大学去的。走到今天,怕不怕的,已经无所谓了,反正就得说,不说,良心过不去。现在,我在大学很边缘,但学校要开除我,也有难度。

大学里只看见官,没有别的了

记者:大学教育的行政化话题并不新鲜,不过我好奇的是,大学教育跟市场的关系,有的人会觉得学问跟市场太密切太像学术明星不太好,您怎么看?

张鸣:别的教授跟市场关系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的确跟媒体关系密切,书在市场上也能卖。我觉得,一个教授如果跟行政权力过于密切,资源都从权力哪儿来,还不如走市场。走市场,至少得有点本事。当然,有些人走市场,根本没有学术。但我自以为我还是做学问的,我的专论和随笔,都是读了很多书才写出来的。一些所谓通俗史学的讲者,胡编,或者让别人胡编自己讲。我跟他们不是一类。

记者:从您念大学,到后来在大学执教多年,您觉得现在的大学氛围跟以前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张鸣: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比较自由。思想特别活跃。虽说整体知识水平不高,但人们在很真诚地讨论问题,学术上可以交锋。现在这个自由已经没有了,学术交锋,也已经不存在了。教授都在混课题,互相吹捧。行政化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可以说,大学里只看见官,没有别的了。

记者:现在回头看,您的大学生活对您最大的影响有哪些?有遗憾吗?

张鸣:我的大学生活很无趣,工科的教育,课业很重,成天忙于应付作业。我遗憾当初没法读文科,但也没办法,当年就是那么个情况。

记者:看您以前的访谈,好像您提到说,决定认真扮演好‌‌“公知‌‌”角色,当下环境下您对‌‌“公知‌‌”看法是怎样?以及您自己的‌‌“公知‌‌”身份呢?

张鸣:原来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公知‌‌”。但现在‌‌“公知‌‌”被骂成这样,我就是‌‌“公知‌‌”了。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坚持对公共事务发言,言之有据。这就可以了。别人怎样,跟我无关。

记者: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阅读类型和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呢?

张鸣:无非就是读书和写作,基本上是写历史。目前在写一个多卷本的近代史。

张鸣语录

‌‌“我喜欢契诃夫的名言: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这个世界上大狗很多,豺狼虎豹也很多,大家都可以叫,小狗也有权利叫。‌‌”

‌‌“‌‌‘教改’不能成为教育部手里的一个玩意儿,因为它不是教育部后面小院里的那点小破事儿,要让它变成一个全民的运动。‌‌”

‌‌“我能干什么呢?我不是记者,不是官员,又不是法官,我什么都干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喊一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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