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纪念一个最该纪念的岁月

我所在的黑龙江农场系统,曾经发来过很多有名的大右派,比如丁玲、吴祖光都来过。

据妈妈讲,当时我们家住在铁道兵农垦局所在地虎林的时候,周围就有好多右派,妈妈还问他们中的一个版画家,要了一幅版画,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文革时才被抄家抄走。可惜那时候我还小,分不清楚这些左和右的事儿。等到懂点事了,家已经搬到了一个不大的畜牧场。

不知道为什么,场里一个像样的大右派也没有。场里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转业来的军官们,虽然多少跟反右有那么点关系,但至少名义上都不是右派,他们是在部队1958年补充进行的反右斗争中,或多或少,或隐或现,或者干脆不为什么,仅仅因为他们出身不好,戴着小知识分子的帽子,于是就被发配到北大荒来。据说当时的政策是,自愿去开荒的就不戴帽子,不识相的就戴上帽子,开除军籍。

我一生中最熟悉的右派,只有一位。算起来,他是我的老师。虽然我在心里,从来没有把他看成老师,而且他只是“中右”,属于那种只在档案中记上一笔、限制使用、但不给实际处分的那种。这种人,当时据说比正式的右派多几倍。

跟这个右派发生关系,是1965年的事。那年的暑假里,我莫明其妙地被通知:你跳级了,从三年级的上半学期,直接升到四年级,读那个年级的下半学期。

换了班级,课程的压力当然有,但并不大,因为当时我已经会看书了,班主任老师从一个喜欢我的女老师换成一个冷冰冰的男老师,却令我很是不快,以至于原来那点跳级的自豪,也被冲到爪哇国去了。希望老师喜欢自己,大概是大多数小学生,尤其是那些还比较上进的小学生共同的愿望,我也不例外。

开始,我以为新班级的老师不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般(因为跳级的缘故),于是我就拼命赶了一下,成绩很快上去了,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老师看见我,依然冷冷的,连一丁点笑模样都没有。

后来才知道,我遭到冷遇,是因为他对学校允许我这种成分不好的人跳级,感到不满。别的班级的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可他却教算术。教的怎么样?平心而论,很认真,也很卖力,碰上讲了几遍学生还不懂得的时候,他的汗都下来了。班主任老师成年累月戴着一顶赵本山式的帽子,大暑天也不肯摘下来,所以汗相当多。后来,文革期间,每天早请示,有促狭的学生非说他不摘帽子对毛主席不恭敬,他不得不摘下帽子,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个瘌痢头,那些非要让他摘帽子的学生,看来早就知道。

我这位右派老师,教课很认真,但教的确实不怎么样,无论是他的嘴里,还是黑板上的板书,永远是干巴巴的,连一点水份都没有。一学期下来,除了少数几个比较聪明的学生之外,我相信班上的大多数人,根本什么都没听明白。我一生都对数学、甚至数字不感兴趣,估计跟小时候这种枯燥的算术课经历不无关系。

时间长了,发现他不仅不喜欢我,连班上另外一个学习尖子,他也不喜欢。当然,我们这两位佼佼者,家庭成分都不好。老师喜欢女生,尤其喜欢某几个根正苗红,而且模样周正的女孩。那时候,农场学校跟农村公社的学校差不多,很不规范,学生年龄差距很大,虽然才小学四年级,有的学生已经相当大了,不少男生女生都发育得相当成熟,比我们这些小毛孩,高出一大截。后来回想起来,人家的性特征都出来了。

于是某些发育成熟的男生,传老师跟女生这样那样,有鼻子有眼,但我的感觉,这种事是没有的,老师仅仅是像许许多多男老师一样,多少有点寡人之疾,但绝对没有往深入发展。奇怪的是,他的寡人之疾,居然自觉不自觉地跟党的阶级路线保持一致。

当时,我最喜欢上的课是图画课,一来涂鸦是儿童的天性,二来图画老师是女的,而且很漂亮,三来我在课上总是得到表扬。当时,我喜欢不按规矩地乱画,此前在农垦总局小学的时候,总是挨批评,但这位女老师,却总是表扬我,每次作业我都是全班最高分。上图画课当时算我的节日,总是暗地里盼着它到来,如果赶上那天图画课被劳动课冲了(这种情况当时很多),我会因此而闷闷不乐许多天。

记得图画老师长得很白,漂亮,却透着高傲,虽然我知道她喜欢我,但是却不敢亲近她,虽然她就住在我们家的房子后面。每次上课,尤其是她走到身后的时候,都能感觉到一种沁人的香气,但绝不敢抬头看哪怕一眼。每次回家,走到她家门口,总不自觉地要望一眼,其实什么都看不到,因为老师下班比我们晚多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一点,文革来了。

批“三家村”,少先队干部的臂章取消,课也不上了。男孩子都挺高兴,包括我在内,成天疯玩,弹弓子打坏了几副。班上另一位学习尖子,练成了神弹手,他爸爸是医生,可以弄到听诊器的胶管做弹弓,特准,让我们很羡慕。

不过,大一点的学生好像没我们这么悠闲,他们在忙着斗老师,那些成分不好的老师。那时候全国都一样,都在破四旧,斗老师,斗成分不好的人,只是在边疆地区,革命东风一向吹到这里就成了强弩之末,大家狠劲不足,跟城里的老红卫兵没法子比。

不过,我们这个小地方的红卫兵们,一些仅仅小学六年级和初中戴帽的红卫兵,却有一个大人当事实上的首领,这个人,就是我的班主任,他成分好,据说是标准的贫农出身,他的中右问题,估计是领导疏于看档案(在我们那里,这种事常有),居然没有人知道。

跟许多地方一样,运动开始的时候,学校领导总是趋向把运动往成分不好,有“前科”的人那里引,免得火烧到自己。于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就开始领着学生批斗自己的同事。到批得差不多的时候,学校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自动放弃领导权,于是我们老师大权在握,成为学校的实际负责人,登上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

在他还在攀登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倒了霉。本来,我们学校有两个老师成分最差,据说是地主兼资本家,但是那个男老师是教体育的,个子高,篮球打得好,跟学校一班儿最调皮捣蛋的学生,也就是当时造反红卫兵的骨干们都是哥儿们,因此,他居然没事儿。

我们那位图画老师就惨了,由于她平时就很高傲,不大理人,长的又漂亮(那时的斗人的人,都喜欢折腾漂亮的女被斗者,大概是LBIDO作怪),斗争一起来,马上就成为主要目标,大家一拥而上,斗个没完。可怜她当时已经怀有七八个月的身孕,天天拖着大肚子,被折腾来折腾去。

有一次,几个年纪大的学生居然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了一串破鞋,再加一个大铁桶,赶着她游街,一边走,一边往铁桶里加石头。铁桶上的铁丝,深深地勒入她白皙的脖子里。我们班主任,明明看见了,却管也不管。

当天夜里,图画老师就抹脖子自杀了。当我们赶到时,她还没死,嘴里发出来一声低微的呻吟,一张脸惨白惨白的。至今,只要提起这件事,这张惨白的脸,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们班主任也赶到了,他没有张罗救人,却在现场开起了批判会,在口号声响起的时候,我悄悄地离开了那里。

图画老师死了之后,我的晦气也到了。班主任越来越难以忍受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学生,总是找茬训人,开批斗会,成分好的同学没事就找茬跟我们打架。如果我们挨打,他不管,如果我们反击,他就说是阶级报复。

有一次,我实在被惹急了,脱口而出,顶了他几句。这下坏了,从此班级有事没事开我的批判会,斗得我七荤八素,找不着北,经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有时连吃饭都张不开嘴。

当时,我最怕的是忆苦思甜,因为到这个时候,接下来就是我这个狗崽子的批判会,一听到“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的忆苦歌,心里就一哆嗦。但是,我们的班主任,却最喜欢开忆苦会。那个年月,孩子的命运,跟父母密切相关,到了我的父母双双被抓进牛棚时,我成了农场最黑的黑五类。

一天,我去牛棚给父母送东西,看押的人抓住我,拉到一个空屋子里,非要我谈谈对父母罪行的认识,这大概是他们的一种游戏。每当进行这种游戏时,在每个被关押者家属那里,大概都能听到咒骂自己父母和家人的声音,他们乐此不疲。但是,那天我却什么都没说,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只等着他们揍我,大概从没碰到过这样的钉子,他们一时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没动手,放我走了。第二天,邻居家孩子告诉我,学校出了告示,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告示上署着班主任的大名。

以后的日子,出现了戏剧性。我在家里,饥寒交迫地过了一年,但是在这一年中,我的班主任的档案被人翻出来了,革命小将们发现,原来这么革命的一个人,居然是右派分子。于是,红得发紫的班主任,被揪了出来,学校被交到了几个刚从部队复员的小兵手里。而这些小兵中,有一个很快成了家,就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大概是看我可怜,于是让我再去上学。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

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再也没有跟我这个昔日的班主任有过交集,虽然陆续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是心里一直怀着怨恨,总是希望他不好。但是,他其实一直挺好,被揪出来,也挨过斗,很快就解放了。文革结束,抓三种人的时候,稍微有点麻烦,也很快就过去,没有受到什么处分,然后一直在学校当个副手,直到退休。

倒是我,一路坎坷,先是因为写了反文革的信被全师批判,然后考大学政审不合格,次年才勉强上了一个很差的农业学院。这么多年过去了,伤痕早就结了疤,我也知道,当年导致我命运悲剧的并不是我的班主任,他只是适逢其时,顺手推了一下而已。他不推,也自会有人推。

平心而论,他也不是个坏老师,至少他教课还是认真的,没占过女学生的便宜,除了少数几个学习特好的学生之外,其他同学一直跟他关系很好。据我所知,这些人直到娶妻(嫁人)生子还跟他有来往。他做事也很认真,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学校经常要派学生去种地,多数时候都是他带队,而且他亲自动手干,干得比谁都多。下种的时候,用手抓粪,往穴里搁。

他对成分好的学生真的是爱,爱到毫无原则,但是对成分不好的学生也真的厌恶,厌恶到了没理性的程度。他其实更像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贫农积极分子,不像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右派。

说实在的,我对于他为什么会被划成中右(据说那是在他山东老家的时候遭的事)一无所知,但是从后面的事情推上去,估计十有八九是焦大之过。即便是被无辜地塞了一嘴马粪,焦大依然不可能恨主子,不恨主子,只好迁怒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如我们那位图画老师,甚至恨乌及屋,累及我这个毛孩子。在他的逻辑里,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会有反右斗争,怎么会连累到他这个根正苗红的人?

反右,对波及的人,不仅有肉体戕害,灵魂的折磨,还有心灵的毒害。绝对不是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因此有了自我的觉悟,有了人性的复苏。有些人,反而陷得更深,只要有机会,就像鲁迅说的那样,用拼命拉脖子上套着绞索的同伴的脚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想要借此回归革命队伍。他们的人性,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苏醒,反而更加扭曲,更加沉沦。惟其如此,反右的悲剧,才更悲,更痛。我想,只有认识到这一层,反右运动的危害,才算露出了冰山一角。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